北岛:马丁国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7 次 更新时间:2015-03-2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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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次见马丁是1985年6 月初。我们先在柏林照了一面,紧接着来到他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他五十出头,身材敦实,肚子凸起,头发正在哗变——脱落退色,那是转变之年的白旗。他的笑容像面具但又不是面具,而是一种持久的乐观态度。他于1970年创办的鹿特丹诗歌节,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马丁乐呵呵地穿过二十多年的隧道和想象的开阔地——何止是诗歌节主任,他简直就是诗歌界的国王。

我们住的那家小旅馆在鹿特丹市中心,是二战联军轰炸中仅存的几栋建筑物之一仍保留着战前的风格。墙上挂着多桅帆船的油画和黄铜的舵轮。大厅的皮沙发笨重而舒适。门房认识每一个客人,跟他们闲扯。每天晚上朗诵后,诗人聚在旅馆的酒吧喝一杯,烟雾弥漫,与各种语言混在一起。?马丁专门派了个翻译小姐给我,有人开玩笑说:“北岛整天被只花蝴蝶围着。”那位小姐调皮任性,高兴时翻两句,要不然干脆颠覆文本,你说东,她偏说西。我那时英文差,和马丁对话只能通过她。交流与否倒不要紧,可别无缘无故把人家臭骂一顿。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马丁一直在笑,毫无保留地笑。

诗歌节结束了,马丁留我在他家过夜,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机场。那天晚上,马丁夫妇开车带我和翻译小姐到一个城堡去喝啤酒。他兴致很高,谈到他未来的计划。如果翻译正确的话,他要请更多的中国诗人来,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荷兰读者。他脸色红润,在这个年纪上可是个危险的信号。说完某句话,他会突然愣住,似乎在倾听自己的回声。那是我头一回出国,什么都新鲜。记得我们坐在酒吧外边,头上是梵高画中燃烧的星星。那天我喝多了,舌头转不过弯,跟着马丁傻笑。我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去找厕所,那一张张放满酒杯的桌子漩涡般漂走。

几年以后,我请马丁再带我去那个城堡喝啤酒,可他老人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1987年我们一家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小城杜伦,我在大学教中文:“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马丁。”马丁来电话说,他和助手尤克要到伦敦出差,想过来看看我。那是1988年春天,英格兰北部依旧很冷,天阴沉沉的。火车晚点一个多钟头,害得我苦等时,把十英镑塞进吃角子老虎机。马丁和尤克那天都穿着米黄色风衣,像兽医和他的护士。我终于可以结结巴巴跟他们对话了。马丁说英文带浓重的喉音,含混不清,好像在喝很苦的中药。

他们要搭当天的火车赶回去,只能待两三个小时。我们围着一壶茶坐下。尤克属于那种典型的荷兰女人,红脸蛋高颧骨,在马丁的带动下仓促地笑着。她的名字在英文的意思是玩笑,其实人很严肃。他们提议看看邵飞的画。画一张张摊开,英文的赞叹中夹杂着荷兰文的嘀嘀咕咕。最后马丁郑重宣布:请邵飞和我一起去鹿特丹,在诗歌节期间为她举办画展。

那年夏天来得早,有几张我女儿的照片为证。她那年只有三岁。一张在风车前,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连衣裙,皱着眉头;一张在鹿特丹港口的游艇上,几位诗人正逗她玩;还有一张是邵飞抱着她在梵高美术馆里,她呲着门牙,像个小兔子……当然,这些生活细节与马丁国王无关,他是属于大家的,属于被称之为诗歌那块圣地的。诗歌节开始了,马丁像个活动靶子频频移动,嘴咧到耳根,眼睁睁的谁也看不见,向有人没人的地方挥手说哈罗。我知道,这纯粹是给累的。你想想,一打掏腰包的官僚商人,好几十号难缠的诗人,再加上千口子挑剔的听众。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只不过挥挥手,绝不走得太近。

那年请来的中国诗人除了舒婷和我,还有马高明,他跟荷兰汉学家柯雷合译的《荷兰现代诗选》刚出版。不知为什么,马高明最后一分钟才拿到签证,带着新婚妻子,猴急地搭上世界最贵的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机,一下子花掉两万多瑞士法郎。这两张机票拿到诗歌节,谁碰烫谁的手,引起组织者内部激烈的争吵,把梦游的马丁警醒了,他凭第六感官,一见中国人就躲得远远的。我要找马丁说点儿事,他离我五十米远就拐弯了,向一排柱子招手致意。



此刻我坐在书桌前,试着回忆马丁的形象,突然感到茫然。算起来,我参加过四次诗歌节,一次小说节,又在荷兰住了十个月,而马丁给我的印象是破碎而矛盾的。他五十岁以后我才认识他,没有任何他曾年轻过的证据。再说,诗歌节期间不能算数,马丁被公众包围,六亲不认。即使只有我们俩在一起,他也不谈自己。其私人生活藏在大幕后面,当大幕拉开,他早已收拾利索,向观众致意。

我记起这样的场景:在鹿特丹下火车,穿过车站广场,在高楼大厦中拐两个弯,来到空荡荡的剧场。诗歌节办公室占其一角,堆满海报和小册子。马丁国王迎出来,跟我紧紧拥抱。他的拥抱是法国式的,非得把腮帮子两边都啃到才罢休。我个儿高,不得不弯下腰,还得保持平衡。一年一度的诗歌节还没开始,马丁头脑清醒,谈笑风生,关键是他能看清我是谁,这对客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问过我的家人和中国后,他神秘地掏出封信,是马高明的,密密麻麻的五张纸。他要在北京组织一个规模庞大的诗歌节观光团,专程来鹿特丹摇旗呐喊。马丁嗫嚅道:“他疯了,他疯了。”但能看得出来,他打内心里赞赏马高明。没有这种疯狂,他当年也绝不可能办起这么个诗歌节。

马丁与官僚商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诗歌节成功的钥匙。请他们在开幕式上致词,让出最显要的位置,陪酒陪饭陪笑脸。但马丁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他虽然穿西服,但从不打领带,这是一种身份标志,表明他是站在不修边幅的诗人这边的。荷兰女王要接见他,皇室的人通知他必须穿戴整齐,包括领带,被马丁一口回绝。后来女王知道了,颁发特许令,才有幸和不打领带的马丁国王见上一面。写到这儿,我突然有一种冲动,翻箱倒柜,找出马丁的电话号码。“哈罗,”他的声音微弱。我让他猜猜我是谁,听他支支吾吾,只好招了。他惊呼着,好像他家突然着了火。“北岛?是你?我一直在找你。”寒喧几句,他又讲起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当时我问那个中国老诗人,北岛在哪儿?他回答,北岛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不在我们的系统里。你看,我还是把你找到了……”那是一种发现的快乐。我把话岔开,问起他的生活。“你知道,退休是件困难的事,我又建了个叫‘各民族诗人’的基金会……今年六月我们去了哥伦比亚。那儿很穷,可一场朗诵有八千个听众!简直难以置信。”马丁国王越说越来劲儿,诗歌是他生命的动力。他告诉我,他下个月去中国,在北京会见到马高明。“他正在编一本厚厚的《国际诗歌年鉴》,由我们基金会赞助。当然,我还记得那两张机票,对我们也是笔大数目。是啊,他还是照样喝,这没关系,他有的是好主意……”



退休,对马丁来说是块心病。我找到两年前他发给我的电传:“你也许知道我已离开国际诗歌节了,因为年龄的缘故。去年第二十七届诗歌节以后,我六十六了,在这个国家,六十最多六十五就得停止工作,我非走不可……”他在字里行间一步一叹息。

自1992年10月到1993年夏天,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做驻校作家。从莱顿到鹿特丹坐火车四十分钟,按美国标准,等于住在同一个大城市。可我不常见马丁,一来他是个大忙人,再说那阵子我整天跟自己过不去,根本没串门的心思。我们多半打打电话,马丁有一套程式,总是先问起我的家与国,再谈正事。

记得1993年春天,我专程去看马丁,并约好一起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相当地道的广东馆子,就在诗歌节办公室附近。那天尤克也在,她的脸像月亮反射着马丁的阳光。我们边吃边聊。说到得意处,马丁又拿出马高明的信给我看——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和尤克送我上火车。

太阳暖洋洋的,经历一冬凄风苦雨的荷兰人在车站广场散步。马丁突然说他老了,还患有糖尿病。我说你该退休了。马丁转过头来,惊奇地扬起眉毛,表情古怪,白色胡茬从粗大的毛孔钻出来。他盯着我,似乎在察看有没有什么阴谋。“是啊,这是个好主意,”他苦笑着说,“可我有的是精力。再说退了休,我能干什么?”是啊,国王怎么能退休呢?

马丁国王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1996年被废黜。

关于此,有很多传闻,我宁可不闻不问。接他班的是个年轻女人,有个俄国名字:塔梯雅娜。她告诉我,这名字是她父亲热爱普希金诗歌的结果。两年前我们在巴黎诗歌节见过面。她是那种新型的职业妇女,精明强干,生气勃勃,和马丁的作风完全不同。马丁国王是被民主制度废黜的,大势所趋,也是没办法的事。听说马丁不服气,要另搞一个国际诗歌节,分庭抗礼。我真为马丁难过,想写封信,劝他放弃复辟的企图。可这年头,谁又能说服谁呢?

“所有权力都有腐蚀作用,绝对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这是帮我做翻译的柯雷用英文教我的,对我来说像个绕口令。那是1992年夏天,在鹿特丹诗歌节上。在马丁国王执政的晚期,早已出现种种不满,起初声音微弱——几只苍蝇,渐渐变成轰鸣。

我相信,马丁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诗歌节期间他把布蒙在眼睛上,跟大家捉迷藏。“那是王位上奇妙的孤独。”这让我想起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的诗句。

在每届诗歌节前的例会上,马丁的演讲越拖越长,尽是陈词滥调,加上发音含混不清,令人昏昏欲睡。他的老婆儿子全都卷入诗歌节,从义务工作开始,一步步接近权力的中心。还有一种批评,认为马丁请来的都是他的老朋友,诗歌节搞得像个家庭聚会。这么说来,我也算个受益者。其实这是马丁创建诗歌节的宗旨之一,让某些诗人重复出现,通过时间展现他们的变化。

提起那些名诗人,没有他不认识的,谁谁当年还是个愣小伙子,谁谁死了,谁谁得了诺贝尔奖,谁谁刚来看过他……山高不过马丁的脚,不少诗人都是他发现的。他从来都说别人的好话,除了沃尔克特。“他诗写得还不坏,但为人太傲慢。”马丁跟我说。

有一年诗歌节,他的儿子马克去机场接他,为方便起见,马克把车停在旅馆停车场。

而沃尔克特却坚持让他把车开到旅馆门口,并为此大发雷霆。我真想认识一下青年时代的马丁,做国王以前的马丁。比如他当年头发的颜色,他的笑声,他的诗歌梦想。我认识好几位荷兰老诗人,都是马丁多年的朋友。我应该去找他们问问,关于那个年轻的马丁。恐怕是众说纷纭,甚至包括头发的颜色在内。要说马丁的阅历可算是相当丰富了,他当过夜校老师、出版社雇员、书店经理、文学杂志编辑、报纸评论员,翻译了不少德国文学作品,编过好几本国际诗选。1969年,他进了鹿特丹艺术委员会,触到权力开关,打开诗歌节的大门。其实连履历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过程而已,与生命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我跟柯雷在长途电话里聊起马丁:“回过头看,马丁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你用不着说服我,他的功绩我们全部都知道……”柯雷有点儿不耐烦。“不,我是想说服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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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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