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平:政治学理论建构中的经验、历史与逻辑

——对历史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阶段性评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 次 更新时间:2022-05-04 19: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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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平  
自可择善而从、别立一格,取径不必求同、观点皆可立异,唯求共同推进历史政治学这一事业之发展与进步”。历史政治学的倡导者们也承认,从历史政治学的知识渊源来说,“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并不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历史政治学在当下中国的进展,自然需要一批具有开创性的学者和具有开创性的作品,但为了实现其颇具雄心和抱负的宏伟研究计划,历史政治学不应当排除采取“叠加而非取代”的方式实现对中国政治学界旧有研究路径,特别是对具有一定知识积累和方法论规范的研究路径的借用、嫁接、转化、改造与提升,这可能是历史政治学更具有现实性的发展策略。从恢复和重建历史政治学理论建构与其经验基础的方法论通道的角度来说,结合笔者自身研究偏好,在可能作为历史政治学之叠加路径的种种研究路径中,有两种与历史政治学研究高度相关的研究路径需要强调:其一是“古典政治学”,其二是“进程政治学”。

   古典政治学是以(中国)古代政治世界中的主体、事件、活动、思想、制度等历史经验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基础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形式。现代中国脱胎于传统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作为其起点、背景、基础、改造对象、批判对象、继承对象、超越对象的中国传统政治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在古今政治之变中,一项政治议题往往跨越千年。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主题、议程、困境,往往与其在古典中国时代的对应物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或者可对照性,这是我们作为现代政治学者提倡“古典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原因。历史政治学要“通古今之变”,就必须以准确把握古典政治本身作为前提。一方面,我们对古典政治学的研究多多少少存在或者潜藏着现代社会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古典政治学研究必须坚持“以古人还古人,以中国还中国”的研究立场。虽然密切相关,但古典政治学不等同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古典政治学当然可以参与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古典政治学在内容和层次上应当拓展和超越传统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研究,并将这种拓展和超越与政治学学科属性联系起来,以实现某种形式的转化和提升。比如,在制度史研究领域,与传统史学对制度条文的详细阐释有所不同,古典政治学追求一种聚焦于制度变迁与其实际政治功能(变迁)之间关系的“活的制度史”研究;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治体论”改写、关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间互动关系的政治知识研究等,都可归为古典政治学的探索和尝试。同时,古典政治学应当实现对传统史学研究在内容、主题上的继承、转化以及拓展和突破,主动接纳和整理包括中国古代各种形式历史著述在内的历史学所关注的各类政治现象与问题,以生成一系列政治学议题(比如曹正汉先生近年来持续关注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央地关系与纵向约束”问题)。我们之所以提出“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进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较为缺乏具有穿透力和洞察力的理论洞见;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家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的历史著述中常常不乏此种理论洞见,从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封建论》,到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一系列历史政治论说,再到章学诚的《原道》,从历代“诏令集”到“历代名臣奏议”,古典政治学不仅要鉴别、接续和转化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来的政治议题和政治智慧,还有必要系统性地梳理和批判性地总结这些透着理论穿透力和洞察力的历史政治论说背后的(古典)方法论基础,并使之成为古典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进程政治学”在广义上是指以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事件、活动、思想、制度等历史经验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亦即聚焦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形式。依据研究时段的不同,广义的“进程政治学”可以容纳长波段、中波段和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狭义的“进程政治学”以现代中国具有明确导向、目标、社会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的国家建设即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进程为研究对象,其研究以中波段和短波段研究为主要形式,以经验实证基础上的逻辑分析和因果机制研究为主要内容,以建构政治学“中层理论”为主要目标。因此,狭义的“进程政治学”的关键在于对中国现代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经验的整体把握,在何种层次及何种程度上实现对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实践经验的整体把握,决定了“进程政治学”中理论建构的基本形态及其理论效度。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中国政治领域也发生着持续而影响深远的积极转变。可以说,中国当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史上变化最为急剧、意义最为深刻的历史时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也是最为值得研究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政治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崛起和国际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政治实践与政治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互动将更为密切,(狭义)“进程政治学”建设变得尤为迫切。

   “古典政治学”与“进程政治学”亦面临相互沟通的问题,这正是历史政治学“通古今之变”的核心要义。“古典政治学”与“进程政治学”当然并非历史政治学的“唯二”形式,比较政治学、比较历史分析、(相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学的)世界历史政治学等旧有的或者新兴的研究进路,对于历史政治学的持续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总之,为了防止当下和未来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历史与其经验基础相剥离的可能风险,为了防止此种剥离可能带来的对统一历史形态的割裂,以及这种割裂可能带来的历史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割裂乃至历史政治学共同体的分裂,历史政治学研究者就必须在基于不同时段以及基于不同历史形式和面向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之间保持持续、有效的对话与沟通,尽可能在历史政治学理论建构中促成经验世界的完整、历史形态的统一和逻辑世界的自洽。

   五、结语

   基于人类社会经验的历史面向,在作为经验实证科学的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现代社会科学中,历史进路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政治学与历史取向研究进路的结合在自觉性与方法论规范的探索上,与法学、社会学同历史研究之结合相比颇有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政治学的发生恰逢其时。当前中国政治学界涌现的历史政治学潮流正处于发轫期,呈现出(现代社会科学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学术运动初期蓬勃向上的生气与活力。不过,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既有学术主体有效组织、总体规划和理性建构的一面,同时也有自然演进、成长反思与自我呈现的一面,两个面向的相互给予和良性互动是历史政治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学界同仁推进历史政治学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对此极表钦佩与尊重。同时,历史政治学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可以想见,未来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将更加热闹,正如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种种“逻辑研究”的扩张一样,“历史政治学分析”或将从专名向通名演化。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并着眼于未来,就会发现,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并非一定冠以历史政治学之名,并且并非所有冠名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在本质上都属于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方向与学术思潮,历史政治学本身亦将受到历史的检验。(注释略)

  

   注:本文为2015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2015MZD004)、2020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情治’传统及其现代启示:一项历史政治学研究”(2020BZZ004)的研究成果。

   张树平,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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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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