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平:政治学理论建构中的经验、历史与逻辑

——对历史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阶段性评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 次 更新时间:2022-05-04 19: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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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平  
这种作为理论之本质属性的批判性,产生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间,指向理论之于现实的能动反映和解释效力,完成于理论之于社会主体之认知心理和社会行动的促动或改变。政治学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科学当然具有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但政治学必须并且应当是以学术方式参与现实政治,其关键就在于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建构性与批判性,这种建构性集中表达着政治学理论的政治功能,从根本上说理论建构性最终依托于理论批判性而存在,这也正是社会理论往往以“反常识”形式而存在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评估历史政治学发展对当下中国政治学带来的冲击和变化之时,新的研究议题的创设固然重要,在旧有议题的研究上通过引入历史政治学视野实现某种“化学变化”可能更为重要。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同样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于2019年、2021年组织的两届历史政治学年会,分别以“‘大一统’与治理现代化”和“家国关系与国家理论再思”为主题;前者是中国政治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目”,后者则具有明显的田野政治学色彩;更进一步说,前者是历史政治学进路的典型表现(即以长周期政治为表现的“时间中的政治”研究),后者实际上是田野学派与历史政治学的相互借力和相互介入。两届年会的两大主题分别彰显的是作为(历史)政治学之研究基础的社会经验的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即前文所述社会经验在时空中的延展,这再次提醒我们历史政治学作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实证学科属性。虽然两届历史政治学年会在这两大主题下细分出诸多新的议题,但这两大主题无论是“大一统”还是“家国关系”,从整体上说都并非中国政治学领域新的研究议题。那么历史政治学视野的介入,除了在时间上的后发优势和组织上的集中研究优势之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这两大主题的政治学研究的质的提升?针对同一研究主题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如何超越在历史政治学发生之前的旧有研究?这些新研究所带来的新知新见,在何种意义上与历史政治学在方法论上的自觉创新直接相关?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衡量当前中国历史政治学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

   四、可能的风险与可能的出路:历史政治学的未来之路

   历史政治学是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内生需求,是政治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政治学随着时代、环境和任务变化而追求知识主体性的必然选择。政治学发展决定历史政治学的出场,而不是相反(即由历史政治学决定政治学发展)。这种决定关系决定了企图以历史政治学去统领过多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可能是不适当的。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学术潮流,历史政治学当然需要充分发展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冲击、改变中国政治学现实存在的种种成见和长期存在的种种弊端的作用,但不应当超过它恰当的限度。这个限度是指历史政治学需要在它不能再继续促进和改善经验实证研究的边界止步,或者与它本来就无能为力的领域保持恰当的距离。同时,在历史政治学迅猛发展之际,针对历史政治学的全方位的反思和高质量的批评,尤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思与批评,应当构成历史政治学发展中最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种反思和批评的重点之一,就是指出历史政治学本身和历史政治学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概言之,我们既需要对历史政治学的冲击抱有足够乐观的态度,更需要对其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

   (一)历史政治学发展中可能的风险及其本质

   我们在陈述历史政治学发生的原因时已经指出,基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中国政治学界需要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实现某种方法论创新,将对中国政治经验的感受、对中国政治逻辑的理解、对中国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中因果机制的解释有机连接起来、贯通起来,这种方法论创新的可能方向之一就是历史政治学。经验感受、逻辑理解、因果解释本是政治学研究的一般通则,历史政治学只不过是将政治世界中的时间因素——不同形态的时间因素(长波段、中波段和短波段),引入政治学研究之中,以期实现对政治经验的更好感受、对政治逻辑的更恰当理解和对因果机制的更优解释。历史政治学涉及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过去中国)之间的联系,因而需要“通古今之变”;历史政治学对“时间中的政治”的关切,依据其对“政治中的时间”的把握而呈现不同的形式,这种“政治中的时间”可以以十年为时间单位,也可以以百年、千年为时间单位。从通俗意义上讲,如果说政治学之实证属性凸显的是其经验基础的话——要解释现代中国,就要理解现代中国,要理解现代中国,就要感受现代中国;那么历史政治学凸显的就是政治学之经验基础的时空线索——要解释现代中国,就要解释传统中国;要解释传统中国,就要理解传统中国;要理解传统中国,就要感受传统中国。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中国政治学的两大潮流即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关系:“田野政治学”在本质上可以视为“实证思维通道下的”政治学拓展其经验基础的一种尝试,政治学的实证学科属性决定了“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学派的出场;同样,政治学的实证学科属性通过经验的时空属性(经验与历史的关系)决定了“历史政治学”的出场。因此,同样由政治学的实证学科属性所规定的“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并不矛盾,反而能够相互支援。作为当前中国“田野政治学派”代表人物的徐勇教授即指出,“田野政治学”之所以“踏入历史政治学”,是因为其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中国经验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次序性”,“过去旧的东西保留着,新的东西又出来了”。随着“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这两大潮流的交织,“历史政治学”几成显学。

   然而,风险却蕴含其中。如果历史呈现不同的涵义,如果“政治世界中的时间”呈现不同的单位(短波段、中波段、长波段或长周期),那么历史政治学研究就会呈现不同的形式。历史政治学研究的不同形式本身并不构成风险,但在历史政治学的理论建构中,“历史”对其经验基础的可能遮蔽,却构成历史政治学的根本风险。固然,政治学的理论建构诉求,决定了理论在基于经验的基础上必须超越经验而不是“迷于经验”,但这种超越的恰当形式,是“高于经验”而不是“远离经验”,更不是“隔绝经验”。

   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类似于历史学对历史现象、事件、活动的全方位揭示,经验的时间尺度越短,则经验的空间形式越显突出,这种研究形式务求经验之广度,务求同一时刻围绕研究对象的社会经验之全景场域的揭示,在政治学中只有“田野政治学”在方法论上与之有相似之处。因为需要处理的经验之广度对于历史学来说不容易为人诟病,但对于(历史)政治学来说则容易使研究者迷失于经验世界,达不到理论建构的高度。从学科来说,政治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并不具有优势,往往需要借重于更具有学科优势的历史学研究者的相关研究。

   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较为常见的形式是过程研究(研究对象)和机制研究(研究目标),其需要处置的社会经验在时空中的延展较为平衡、难易适中,最易产生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有效的政治学理论建构,这也是最能体现政治科学之学科特征和学科优势的研究场域。从经验、历史与逻辑的关系来说,中波段历史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风险在于:(1)在过程研究和机制研究中(不能不进行的)对社会经验的差别化取舍,可能削弱理论建构的经验基础,从而削弱过程演绎和因果机制对现实政治世界的解释力。(2)历史政治学的“历史取向”对情境化条件的强调,可能制约这种“过程”和“机制”的相对超越性,从而限制政治学理论发现超出一时一地的普遍适用性,即理论发现实际上降格为一种情境叙事,且依据不同经验面向的不同理论发现之间无法有效对话。

   长波段或者长周期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偏重于结构研究,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是这种研究形式较为常见的分析框架。长波段或者长周期的历史政治学在理论建构与其经验基础的关系上表现为如下特征:为了建构长周期的社会理论,研究者不能不舍弃、过滤或者提炼大量的经验材料,以至于在其理论和经验之间,往往只能存在“断点式”的支持关系,而非社会科学意义上可以验证或可以证伪的经验-理论关系。在历史政治学的这种研究形式中,最大的风险来自历史对经验的遮蔽——历史以某种方式脱离了其经验基础。从学科分布和学科优势来说,以往做大历史、长周期、大结构、大比较的政治学者并不多见,此类研究常见于具有通论性质的历史学、哲学(或政治哲学)、团体合作的宏观历史社会学、借助于数据技术的量化史学。这是因为历史学家较有把握处理“大历史”及其经验基础的关系,将“大历史”脱离经验的危险降至最低,或者将其转化为“大历史”对具体经验的某种超越;哲学家或者政治哲学家凭借概念、思辨和逻辑推论的优势而较少借重经验对理论的支撑作用,团体历史社会学家借助分工合作的团队优势,超越个体学者在把握大量经验材料上的局限,量化史学则借助于数据技术发展和数据库建设实现对大量经验材料的数据化、规范化的批量处理。由于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学者通常并不具备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又不一定认可类似哲学或政治哲学的思辨研究在政治学议题上的适用性;团队合作或者量化技术在助力历史政治学研究中的光明前景当然可以预期,然而无论是团队合作机制创建、量化技术学习还是相关数据库建设,都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因而对传统政治学者来说,在涉及长波段或长周期历史政治学议题时要获得有效的理论建构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既从中国政治与中国政治学的关系指出历史政治学缘起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内在需要,亦从经验、历史与逻辑的关系指出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内生产物,历史政治学潜藏的风险同样由这两种关系得到界定。倘若历史政治学研究——无论是短波段、中波段还是长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出现了经验、历史与逻辑的断裂,其后果必然是历史政治学理解和阐释中国政治的理论效力的降低甚至失效。仔细分析三年以来中国政治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笔者的研究在内,中国政治研究的历史政治学路径,既展现了理论创造的生命力,亦在经验感受、逻辑理解和因果阐释方面显露了值得警惕的不足和局限:首先,在(经验、体验)感受阶段,可能存在政治学问题意识的迷失或者混淆,即进入历史世界而不能走出历史世界的风险(即碎片化风险);其次,从感受到理解涉及从特殊到一般的理性跳跃,这种理性跳跃是否成立,其中亦存在认知风险;最后,对因果机制的解释涉及历史时间的跨越,可能存在为了解释现代而简化、压缩、扭曲历史(遮蔽经验)的风险、为了政治学理论建构而简单利用或切割历史学的倾向。如果历史政治学研究是一个连续的思维过程,那么这一连续过程事实上处处存在着断裂与越界的可能:如果感受支撑不了理解,理解支撑不了解释;如果研究者以感受替代理解、以理解替代解释,那么对本质上属于现代政治学的历史政治学将构成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概言之,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粗糙结合可能是历史政治学发展中致命的危险,防范和破解这种粗糙结合是未来历史政治学发展的关键。

   (二)历史政治学可能的出路与可能的路径

   总而言之,历史政治学潜藏的风险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历史对其(完整的和统一的)经验基础的脱离,以至于统一的历史被分割、区隔为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的形式,其集中表现就在于短波段、中波段和长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可能各自为政。这种历史对其经验基础的脱离,必然带来的政治学理论建构中逻辑与历史的疏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能够重建历史与其经验基础的沟通渠道,具体而言,如果长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建筑于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之上,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建筑于短波段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之上,或者反过来说以中波段的研究引导短波段的研究、以长波段研究指引中波段的研究,那么经验在时空中的延展就可融为一体,历史的不同含义和不同形态就可得到统一,历史政治学亦可获得其理想状态中的自洽形态。这里蕴藏着历史政治学未来的可能出路,虽然从现实性上讲历史政治学注定是在不同形式的研究方式的争鸣中成长的。

笔者曾经指出,“历史政治学有广阔的研究空间,这种广阔的研究空间依赖不同的、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研究进路的汇总”,“有意于历史政治学之建构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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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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