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青 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6 次 更新时间:2022-05-04 15: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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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青 (进入专栏)   姜长云  
中国的进城农民工是以个人的迁移为主的,对进城的民工来说 ,家庭、亲属、财产、土地都留在家乡,个人外出主要是为了现金收入,这使他们少有在城市长远发展的考虑农民工每年在企业中务工的时间,北京“以候鸟式为主”,大体上是三个 1/3,即 1/3的人工作 36个月、1/3的人工作7 9个月、1 /3的人工作 10-12个月;宁波“以常年式为主”,其中 ,每年工作 10-12个月占76.2% ,7 9个月占21.3%、3- 6个月及以下仅占2.5%。两地的差异,一方面与北京皮服厂鲜明的季节性有关,另一方面在于宁波的浙江籍民工较多,其家庭与工作场所错位不是特别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农民工“留城型”比例在宁波比在北京高的很重要的原因之所在当家庭与工作场所错位后,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参加什么样的培训,在做出相应的决策时 ,农民工不仅考虑该培训对于现在工作的影响,而且还

   会考虑它对将来回到家乡有无帮助当问及“现在在工厂里从事的工作技艺,对于今后的帮助?”时,虽然有相当的人认为“可以找更好的工作”(北京占28.7%、宁波占 29.7% ),但更多的人认为“除了打工,没有什么其它用处”(北京占29.1%e、宁波占 36.8% ),另外,回答“回家用不上”的人,北京占12.3% ,宁波占10%(如表7所示)

  

  

  

(三) 参加培训的机会成本可使现有资金链条断裂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农民工参加培训都是有成本的。这里可以将成本细分为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和机会成本(隐性成本)两大类前者是参加培训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后者是由于参加培训而损失的在相当时间内能够获取的货币收入机会成本是一种隐形成本,往往会容易被忽视调查显示,机会成本对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动力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前文的调查数据显示,宁波农民工比北京农民工的培训需求要强烈一些例如 ,在问及“曾经或现在有没有想再学点什么技术”时,选择“想法很强烈,力争去实现”的比例,北京是23.8% ,而宁波则高达 37.2%。两地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年龄结构、行业以及地区差异之外,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机会成本也是重要的因素,在调查中 ,问及“打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北京农民工的回答依次为:“打工收入是家庭的唯一收入”(34.8%)“打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34.4%o)“打工收入只是家庭收入较少一部分”(20.1%%)“自己挣钱自己花,没有交给家里”(9.4%)“其它”( 1.2%)而宁波农民工“打工收入是家庭的唯一收入”( 5.4% )“打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30.1% )“打工收入只是家庭收入较少一部分”( 47.7%)“自己挣钱自己花,没有交给家里”( 15.9%)“其它”(0.8%)可见,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北京农民工比宁波农民工高得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份打工收入 ,大多数北京农民工家庭将失去目前的现金来源考虑到家庭资金链时,农民工对于每一个想法都得掂量,包括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培训,参加什么样的培训,等等。

   由表2可知,北京农民工中,35.2%夫妻一起出来打工,打工收入就是家庭收入的全部,访谈中农民工张华平夫妇经过多年的打工积累,在镇上盖起了两层楼房/旦他们目前不仅房子没有装修,而且还欠下了4万元债务,他们希望还能够在外打工几年,还清债务并积累一点资本与他们相比,李阳波夫妇的“压力”更大,李阳波属于矿工子弟,没有赖以耕种的农田,目前他们没有房子,他们的小孩已经四岁,由父母照顾他们回到湖北老家也只能与父母“挤”在一起他们现在的想法很简单——挣钱访谈中,他们都明确表示对培训的兴趣不大。

   四、结论与探讨

   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技能,已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所认同。不少西部地区的政府(包括东部省份的“西部地区”)其至在政府报告中提岀要变“剩余劳动力”为“人力资源”。无论如何,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不能忽视农民工的培训需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农民工培训体系的建立同样必须有需求动力的拉动,否则,相应的培训体系是难以持久、健康地建立起来的。现阶段的矛盾是,客观上农民工培训相当迫切,且他们主观上渴求培训,但他们实际参与培训的动力并不足,特别是对于劳动强度大、报酬不高的技能培训兴趣淡漠培训需求作为较高层次的需求,它的产生不能不与工资待遇工作条件等普通需求的满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他们的普通需求没有较好地得到满足时,对于高层次的需求只能是一种迷茫的心态,即便是存在免费的培训供给机制,他们也会因“机会成本”而止步不前。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一种相对收益较高的选择,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他们争取到在城市做工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在现阶段既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又缺少真正属于农民工自己的组织保护。农民工的“准入问题”、“权益维持问题”与“发展问题”,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层面,它们显然在时间顺序上具有很强的关联度,如果前者没有制度性的突破,后者就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培训需求属于“发展问题”,农民工的潜在需求要转变为现实需求力,取决于制度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创祝制度创新的着力点在于让农民工在城市“进得来”、“留得下”、“住得久”。农民工“过客”心理的消除,必将带来他们潜在培训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

  

参考文献:

   1. 赵树凯.农民流动与政府管理.人民日报.1995年7月100

   2. 宋林飞.“民工潮”的形成、趋势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5(4)

   3. 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1999(3)

   4. 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4)

   5. 李强.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1995(4)

   6.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7(4)

   7. 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7)

   &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1997(2)

   9. 蔡昉.劳动力流动、择业与自组织过程中的经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1997(4)

   10. Piore.M.J.(1970).TheDualLaborMarkettheoryandapplication,inBarringer,R.andBeer,S.H,(ed.),TheStateandthePoor,CambridgeMassWinthop

   注释:

   ① 本项目得到国家科技部软科学项目《农民培训需求与培训模式研究》的资助,参与调研的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李传辉、高春景、张小永、方晓岚、周宽、延超波、王国恩、赵燕,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杜研研等。调研过程得到有关部门、企业特别是众多农民工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② 早期不少城市政府和居民都将农民工视作“盲流”,长期以来采用的是“逐赶”政策

   ③ 正规就业,指在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研究与教学机构、法定企业、社区(街道)以及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非盈利机构就业,且签订就业协议的农村籍务工人员;准正规就业,指在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研究与教学机构、法定企业以及民政注册的非盈利机构就业,但未签订更任何形式就业协议的农村籍务工人员,这类是农民工的主体;非正规就业,指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村籍务工人员,包括从事家政服务、街头零工等等。

   ④ 本次调查中,浙江籍农民工占56.呢,非浙江籍农民工占43.1%。

   ⑤ 由于两地农民工特征差异较大,所以文中的数据没有合并,而是单独进行的分析。

   ⑥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清理从未间断过,典型的是1995年针对北京“浙江村”的“大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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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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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经济研究 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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