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青 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8 次 更新时间:2022-05-04 15: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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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青 (进入专栏)   姜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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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民工培训需求结构的探知

   为了探究农民工的培训需求结构,调查表中专门列举了技术知识管理知识,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内容(包括“其它”共有15个选项),图4大体上显示出北京与宁波两地农民工的需求结构:第一,两地的农民工对新技术都非常感兴趣,“电脑知识”一项在所有选项中排在首位(北京39.8% ,宁波53.6% )这种选择与前文“现在干什么工作最赚钱”,两地第一选择“高新技术工作”的答案具有一致性(虽然“电脑知识”不一定能代表“高新技术工作”)比较而言,农民工对一般性技术或者说传统的技术培训兴趣不浓调查中 ,选择“电工”(北京5.3% ,排倒数第三;宁波17.2%o ,排倒数第七)“钳工”(北京2.5% ,排倒数第二;宁波9.2% ,排倒数第四)“装修”(北京 2.5% ,排倒数第二; 宁波2.8% ,排倒数第一)“厨师”(北京 7.8% ,排倒数第七;宁波10% ,排倒数第五)“车工”(北京11.1% ,排倒数第八;宁波13% ,排倒数第六)的比例都很低第二,不少农民工偏爱相应的企业管理知识北京的调查中,22.5%的人选择“管理”,17.2%的人选择“营销”;宁波的调查中,29.3%人选择“管理”,24.7%的人选择“会计”.第三,对于“法律知识"以及其它方面的培训,农民工还具有较为模糊的认识关于“法律知识”,宁波的比例较高,为33.1% ;而北京的比例只有11.9%。至于“城市生活能力”.“权益保护”等方面,笔者在访谈中 ,切实感受到农民工对于这些方面的知识极为欠缺,但他们并未真正萌发出相应的需求这不能不说是与当前社会还缺乏相应的供给机制有很大关系的。

  

  

   上述只是农民工的一种潜在的培训需求结构,即便如此,也折射出了农民工的不同偏妊也就是说,如果允许他们有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在他们看来劳动强度低的行业这也预示着单纯依靠低工资高强度来保证工业低成本发展的模式,越来越面临“产业大军”的抵伤屯“民工荒”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强度、劳动报酬、工作环境以及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三、结盟与错位:农民工培训动力不足的根源

  

  

从前文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只是表现为潜意识的需求,并没有(也难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由表5可知,“曾经想过,并努力实现了”的北京只有18.4%、宁波只有19.2%)可以说,目前情况下农民工参与培训的动力显得不足无论如何,农民工培训体系不可能没有农民工的参与。在农民工缺乏培训动力的情况下,相应的培训体系是难以建立起来的.概括起来,农民工培训动力不足的根源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

  

(一)精英结盟条件下农民工权益缺乏制度保障

   农民工进城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已有一些较为深入的调研和报道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年底国务院总理为农民工讨工钱为此,农民工权益维护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农民工外岀务工悲剧的一次次发生2004年8月冲央电视台“维权报告”节目相继播出了“王桂荣事件”、“南争社事件”他们都是农村籍在粤务工的人员,由于种种原因而热死在工作车间。即使他们在务工过程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们极度悲痛的家人,也没有从他们生前所服务的工厂以及工厂所在地的相关政府部门得到他们死因的令人信服的回答。农民工权益维护之路仍然十分漫长

   笔者在调查中也得知,1998年在“浙江村”,来自湖北当阳县的某农民工,由于连续工作三、四天不休息,累了就在缝纫机上趴一会,最终活活累死的极端例子如果说这一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归因于个别农民工为“多干多得”的利益机制所驱动,那么从以下笔者亲身接触的生活事件中,可以对大多数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窥见一斑

   “作息与生活”:“浙江村”某工厂,主要生产季节是6月份至11月份,这期间,员工每天工作17〜18小时,工厂一般为员工提供免费食宿。早餐是在7点左右,包括馒头与菜,一般员工只拿一个馒头而从不吃菜,因为早餐的菜主要是由前一天晚餐桌上的剩余物加热而来上午工作时间从7点20分到11点30分,一到点员工就纷纷涌向餐厅(去迟了就没有吃的),10个人1桌,4菜1汤在按件计酬的情况下,为了赶时间,饭毕他们就马上投入工作,从不休息,一直到下午6点吃晚餐(与中餐类似),然后继续工作至12点左右,夜间工厂没有提供夜宵。当他们排队洗澡完毕,上床睡觉时已是凌晨12点钟了。这里农民工的生活几乎月月如此、天天如此农民工专门编制了打油诗,即“改革春风一声响,除了深圳和香港,梦中天堂谁都想,来到北京制衣厂,电车踩得嗡嗡响,每月工资不理想,餐餐吃饭如战场,打得饭盆咚咚响:“美丽工厂我的家,工资永远没得加,伙食真是差差差,天天青瓜炒黄瓜,最靓就是猪油渣,无鱼无肉又无虾,无油无盐又多沙,累得眼泪哗啦啦;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岀农民工的心声。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最让农民工担心的是传染病。用他们的话说,“每餐我就吃四筷子菜,从不向菜碗里夹第二下,从来没有人做过体检,你也不知道谁有传染病”。

   “工资发放”:随着农民工技能的提高,谈判的能力略有增强,“浙江村”内一种视农民工为“物品”而相互借用农民工的雇工形式逐步减少早年,在“浙江村”内的一个亲友圈内,大家生意忙闲的时间不完全一致你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可能正闲着,我的几个“工人”就先借给你用。反正是固定工资,到年终我还给民工那么多工资就行。目前浙江村”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方式,已发展岀“记件式”。较之“包月”的“固定式”,看似有所进步,实则不然原因就是“年终结算”制度20多年来从来没有被打破所谓“年终结算”,是指每月工厂只发100至200元的生活费,其余部分工资年终一次性结算在计件工资制度下,做一件衣服多少钱,老板一般事先不做准确规定,最终支付多少工钱不完全取决于在一年的工作中做了多少件衣服,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终老板的收益以及个人道德水平

   “公司营业执照”:2004年10月,“浙江村”内某工厂生意不好,工人工作不饱满,在该厂三天只能干到其他厂一天的工作量,于是他们中10余名员工集体提出辞职,厂方的意见是“人要走可以,工钱不能给”(从厂方的角度看,如果不采用这种扣工资的方式,全厂的员工可能都会陆续地走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转轨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苦衷)他们已在厂里做了4个多月,不甘心就此离去,于是向该工厂所在的北京市某区劳动局反映情况,请求帮助解决劳动局表示愿意介入此事,但却坚持要这些农民工提供能够证明他们与该工厂发生劳动关系的材料除了他们每人有一个记事的小本子,上面记载每天上交给工厂的皮服数量,并有厂方验收员的签名以外,再提供不出其他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材料,因为他们与厂方没有签订就业协议,甚至连厂名也没有。在该厂的营业执照上就写着“**公司”(笔者纳闷,这种营业执照究竟是如何从工商局办下来的>有意思的是,这个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小厂,正常情况下员工近150人,其皮服产品主要销往俄罗斯

   在市场经济国家,工会被看成是工人的“家”。由于个人难以具备同企业平等谈判的能力,因而从理论上讲.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方面工会理所当然应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但灾际上工会常常缺位或不到位为了保障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公经济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不少地区在非公企业创建工会的步伐明显加快,基层工会的组建率和入会率大幅度上升,但不少地方的工会组织没有发挥实际作用,成为“空壳工会”,影响了工会在新产业工人中的形象和威信。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一些地方非公经济工会的建设,许多只是停留在“数字增长”上,组建数上去了,但却不能发挥作用。指标层层压,入会搞突击在一些市、县的总工会,都有上级分配下来的组建率、入会率等指标任务。相应地,他们又将这些指标层层分解下去,作为考核管理下级工会的主要手段

   农民工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们却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跟城里人是“两张皮”的关系在权衡“地方投资环境”与农民工权益保护时,不少地方政府的天平偏向前者,而对于后者,有关部门的管理仍然停留在“不出事就行”的观念上这些外来工在异地基本谈不上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民主生活。

   在“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结盟的情况之下 ,旅居城市的农民工难免不产生“过客”的心理当这种“过客”心理发挥作用时 ,农民工对长期人力资本投资就缺少内在动力。在北京的调查中,问及今后的打算,34.8%的人表示“打几年工以后回家”、25%的人表示“很想长期在此工作和生活,但现实条件不允许”,还有17.6%的人表示“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想那么多”,只有13.1%的人选择“努力留在此工作或生活”,9.4%的人选择“其它”.而在宁波的调查中 ,有36.8%的人表示“很想长期在此工作和生活,但现实条件不允许”,30.%的人表示“努力留在此工作或生活”, 11.7%的人选择“打几年工以后回家”、8.8%的人表示“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想那么多”,12.6%的选择“其它”".对于农民工来说,进城务工是他们一种相对收益较高的选择,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二)就业与家庭场所错位后农民工过着候鸟式生活

   按照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强弱,可以将农民工分为“回乡型”、“摇摆型”和“留城型;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参与培训的动力显然是不一样的。对于“回乡型”农民工来说,他们进城务工无非是一种短期内比较收益较高的选择,他们认为城市只是挣钱的地方,自己的归宿还是家乡,即使有可能,自己也不愿留在城市。对于技能培训他们更多的考虑是这种培训对于将来在家乡有没有用。“摇摆型”农民工对去与留都没有明确的打算和安排,虽然说如果可能的话自己愿意留在城市,但又觉得这种可能实在太小,自己的归宿可能只是家乡。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存在着复杂的摇摆心理,这种心理在培训方面就表现为迷茫,不知要不要参加培训,也不知道参加什么类型的培训,时常举棋不定“留城型”农民工从心理上将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具有这种心态的人,主要是经济上能够站稳或年轻好学具有发展潜力的两部分人这部分人为留城作积极的准备,他们有动力自我学习和参加培训,以便适应城市的要求。

  

在前面的调查数据中 ,选择“打几年工以后回家”.“很想在此工作和生活,但现实条件不允许”的属于“回乡型”(北京59.8%、宁波48.5% ),选择“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想那么多”的属于“摇摆型”(北京17.6%、宁波11.7% ) ,选择“努力留在此工作或生活”的则属于“留城型”(北京13.%、宁波30.Y% )可见,两地农民工绝大多数对自己的将来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打算,其中,北京农民工近60/打算回到自己的家乡,宁波农民工近一半也有回乡的想法。之所以如此,与他们的就业与家庭场所错位是分不开的。

西方国家中进入城市的移民以家庭为主,农民与土地的脱离较为彻底。与之不同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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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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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经济研究 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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