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青 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6 次 更新时间:2022-05-04 15: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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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青 (进入专栏)   姜长云  

  

  

   表2显示,483份问卷中没有一个被调查者在工作所在地没有任何熟人,其中,“要好的朋友”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宁波,都排在第一位,其次是“亲兄弟姐妹;在农民工群体中,流行的一句话是,亲戚最好、朋友很重要、但挣钱只能靠自己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先赋性血缘亲缘关系的基础上,有意扩大朋友圈子,以增强关系网络的功能,扩大信息渠道

   (二)“春江水暖鸭先知”:农民工对培训的渴求

   庇奥尔(Piore,1970)的劳动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成第一市场和第二市场(即二元劳动力市场体系第一市场是技能劳动者市场,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岗位较有保障、职业前景较好,求职者往往受过良好教育、出身于富裕家庭;第二市场往往是非技能劳动者市场,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求职者往往是穷人、年轻人、移民、妇女等。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也表现岀明显的分割性,城市农民工大多选择在第二市场就业,这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调查中,农民工普遍认为,近年来工作越来越难找:北京(61.9%)宁波(76.6%);钱越来越难挣:北京(85.2%)宁波(84.1%)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侬民工自己很清楚,没有一定的素质和能力,在城市很难挣到钱,也很难生存下来。

  

  

   表3可以看出,多数农民工都认为,“个人素质对人生发展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外岀(或进入本地乡镇企业)务工,主要以“体力型”输出为主,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城市企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从而推动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输出为主加快向“技能型”和“复合型“为主转变

   由图1可知,当问及“什么样的员工在企业里最吃香(可多选)”的,无论是北京还是宁波的农民工,大都选择“有技术的”。虽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具有较高实际技能而缺少正规文凭的农民工也往往难以在正规市场谋到就业机会,但在非正规部门,技能水平与就业概率及工资收入也是呈正相关的。

  

   当问及“现在干什么工作最赚钱(可多选)”的,答案是:北京有59%的农民工、宁波有68.6%的农民工选择了“高新技术工作”.北京这一选项在所有选项中排第一位,其它选项依次为“当工厂的老板”( 36.1% )“开门面做生意”(35.T% )“当国家干部”(20.9%)“修理”( 6.6%)“其它”( 6.1%)“开车”(2.5% )同样,在宁波,“高新技术工作"选项也是排在第一位其它选项依次为“当国家干部”(39.3% )“当工厂的老板”(35.6%)“开门面做生意”(21.8%)“其它”( 15.9%).“开车”( 11.3% )“修理”(4.4%)诚然,农民工作出高新技术最赚钱的判断,与他们愿意或者能够学习高新技术是两码事,但至少我们从这种判断中可以感知农民工对技术的认可。

  

  

  

从技能而言,表4显示,不论是北京、还是宁波,农民工对参与培训的态度,他们的第一位的选

   项都是“只要能学到一技之长,花钱也愿意”。有文化、有技术,才能在城市得到就业机会,才能找到报酬高而又体面的工作,才能在城市站住这种现实推动了已经外出或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农民工不是不重视“一技之长”。

   (三)农民工对培训的渴求与培训供给之间形成强烈反差

   与农民工的培训渴求相比,各类培训供给明显不足(包括技术培训、技能培训以及综合培训>一部分企业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产品质量关乎企业的兴衰成败,所以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就对农民工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培训。例如,湖北省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钢丝绳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其前身是一个镇办小厂,为什么在众多的乡镇企业中,福星公司能够脱颖而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品质量制月生而质量制胜的秘密在于员工的培训。早在1991年左右,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员工队伍迅速扩增,但由于员工素质参差不齐,上岗培训迫在眉睫公司董事长谭功炎三顾茅庐,请镇公办教师夏志勇老师提前从20多年的教师岗位上退休,来到企业专门抓员工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包括岗位技能培训,新员工厂纪厂规、前途理想、企业背景等方面的素质教育,1992、1993年两年共培训职工2000多人,从1994年起,福星公司在不断完善培训制度的基础上,又与高等学校建立了骨干员工培养和普通员工培训的长期协作机制。目前,该企业中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绝大多数都经历了一到两年的系统理论学习,普通员工的定期培训与专门讲座已经制度化(包括英语培训与WTO知识的培训)

   类似于福星公司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企业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大多数的企业主,只是把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使用,基本上不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有些企业在农民工上岗之前 ,还作短期的培训,教会他们基本操作;而多数企业一招来员工就派去劳动了,技术培训轮不到农民工。如图2所示,当问及“您所在的企业对员进行培训”时,“经常培训”的企业少之又少,北京仅2% ,宁波仅10%。在企业中 ,北京农民工中71.7% 从未接受过任何培训,宁波农民工中33.9%从未接受过任何培训。

  

  

对员工进行培训,不仅可以提升技能和素质,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方式:可以强化农民工对企业的认同感,激发他们自身的学习潜能,使他们能够与企业同步成长为什么转轨时期的企业不愿意或较少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调查得知,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最小成本的管理:在不少企业看来,培训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为减少支出,农民工培训是“能省则省”;二是“减少培训的外部性”。从雇用农民工的企业来看,农民工的频繁流动和“跳槽”(例如,北京农民工的工作方式被形象化为“候鸟式”),使这些企业担心因培训投资收益“外溢”,而不愿对民工进行长远性的培训投资;三是“临时性与季节性工作性质”。宁波奉化的企业,大多数是外贸企业,有时为赶交货期,企业临时“调兵遣将”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于这种来自于企业外部或企业内部其它部门的临时性与季节性员工,企业往往来不及或者说也不知道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培训规划。四是“取之不竭的民工潮”。在许多企业主的观念中,认为中国的农民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004年以来南方某些城市岀现的“民工荒”,对该观点提出了反面的注解>上述四种方面的原因交织在一起,就岀现了以下情形:在企业的生产淡季,员工流动到其他工厂或回家乡歇业;在企业的生产旺季,企业想对员工进行培训也难以找到充足时间。

   (四)“想是想,也不知道学什么好”:农民工较为普遍的一种迷茫心态

   在需求层次理论中,个人对培训的需求属于一种较高层次的需求高层次的需求是否一定要在普通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能产生呢?调查显示,情况并非如It匕个人的需求具有多样」生但如果普通层次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高层次需求要么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普通层次需求的满足(例如,参加培训的目的就是获得更好的收入报酬),要么是对普通层次需求暂时无法满足时的一种个人效用替代(例如,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其货币收入不高,他们更愿意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为将来更高的货币收入打下基础)

   由图3可以看出,农民工出门打工的原因,挣钱(北京76.2%、宁波65.7% )是普通层次的需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则可以看作是“发展需求”,包括“学点技术”(北京 35.7%、宁波27.2%)“见世面”(北京27%、宁波49.8% )等,至于“看着别人出来我也出来”的从众心理以及“其它”,只占较少的比例,可以推断 ,农民工的“发展需求”服务于“普通需求”,即“学点技术”、“见世面”的目的是将来能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同时,也有一部分年轻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相对缺乏,他们出门打工的目的主要在于“发展需求”,而不是“普通需求”.在这个年龄阶段,前者对后者是一种替代。这一点 ,在年龄结构中“年轻化”的宁波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问题是,从事什么行业,或者说掌握多高的技术水平能够为农民工带来让他们满意的货币收入?农民工不仅没有也难以有现成的答案,而且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是极为有限的。当前,农民工主要从自己的“关系网络”而较少从政府以及社会机构那里获得相关的信息至于信息的时间损失以及对信息真伪的鉴定,他们更是无能为力。加之多年来,企业较少为农民工提供培训,适合于农民工的社会培训机构也发育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渴望培训,但对于培训内容显得有些迷茫。

   如表5所示,从技术培训的角度看,“从来没有想过”的比例很低,北京与宁波分别为2.0%和5.4% ;“曾经想过,现在没有这个想法了”(虽然有参加培训的想法,但由于长期得不到实现,久而久之,想法也没有了的比例不高,两地的比例分别为 12.7%和 17.6% );同样,“曾经想过,并努力实现了”的比例也不高,两地分别为18.4%和19.2%。相反,“"想是想,也不知道学什么好”“想法很强烈,力争去实现”的比例较高,北京分别为43.0%、23.8% ,宁波分别为20.5%、37.2%。

  

   农民工对培训的迷茫一方面表现为不知道学什么,另一方面也不知道到哪儿学(如表6〉从影响农民工培训需求实现的原因也可以看出,“不知道到哪里学”的比例在北京与宁波都排在第二位,特别是宁波,与“担心学习以后有没有用”最高的比例相当接近对此,访谈中李小金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我们学是想学,但不知道学什么好,也不知道到那里去学。然后是没有钱去学,最主要的是不知学什么好。我们没一点渠道,一天到晚都在这里,到底什么适合我们,适合我们以后的打算,对我们有没有长远的利益,我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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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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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经济研究 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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