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博弈问题的哲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0 次 更新时间:2022-05-03 09: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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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人们所能够期望的只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一般来说,制度总是一个共同体成员自由选择的一个均衡结果,它使得每个成员在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利益时,总是没有积极性愿意打破这一均衡,它大致满足纳什均衡的条件。但是一个好的制度却需要比这种纳什均衡有着更多一些的限定(正如我们看到的,纳什均衡在更多的情况下虽然能够保证人们不比别人更吃亏,可是也不能达到最大利益,因此终究不是众望所归的)。不过一个制度到底怎样才是好的,却是个永远的问题。根据人们不同的理想,好和坏,公正与否,显然有着非普遍必然的语境性。而一个满足所有理想的普遍语境是不存在的。

   人们在谈论好坏公正不公正之类往往预设了理想,相当于已经在某种给定了的游戏内部讨论公正问题,这时候已经不再是全方位意义上的公正问题了,而仅仅是涉及作弊或耍赖的问题。比如说,给定只能玩“足球”,别的都不许玩,那么,所谓公正当然就只是如何遵守足球的规则,舞弊和耍赖固然不公正,可是想玩别的游戏也会被定义为不公正的——这个问题正是现代世界各种冲突的根源(人们总想把某种制度推广为唯一制度)。人们往往不把所有可能世界都看作是可考虑的(available)选择对象,而仅仅认定其中一个可能世界,其他的可能世界被剥夺了可考虑性(availability)。只有当任何一个可能制度和可能生活都获得话语权利,并且不同话语之间能够形成对话关系,我们才能拥有充分的知识背景。这也是对话问题在今天成为知识论的核心问题的理由。于是,制度建构的博弈不仅是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个话语问题。但也不能对话语博弈寄太高期望,即使存在着哈贝马斯式的“理想言说条件”,也仍然很难把实践博弈转化为话语博弈来解决问题。成功的对话需要太长时间,尽管人们有着“时间能够消解一切问题”的信念,但这个时间信念是不可靠的哲学,因为时间既能消磨掉问题,可也同样能积累问题甚至产生新的问题,最终还是个行动上的选择问题。

   如何判断在所有的“可能制度”中哪一个是更好的,比较可靠的方法就是能够明确人们的一致性首选的方法。从理论上说,“全体一致”是定义公正的最好理由。布坎南采取的就是这种定义,即一致同意意味着公正。不过这个具有理论优势的定义并不具有实践优势,因为只有很少的事情能够真的获得一致同意。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来解决不一致。民主选举正是这样一种解决方法:民主选举根本不能产生一致性,却可以通过多数否决少数来解决意见的不一致。然而新的麻烦是,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大多数时候),多数甚至并不能表达相对的公正,因为所谓的“多数”并不是真心实意的多数,而是在特定的利益语境或者价值取舍语境中“策略地”产生出来的临时性的乌合之众,比如说a明明与b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但是a更渴望打倒b,于是就会宁愿牺牲自己的价值观而策略地选择与c的临时性同盟。

   “阿罗不可能定理”可以理解为说明了真正公平的选举的不存在。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1)人们并非总是进行“真诚选举”,更多的时候进行的是“策略选举”(即不真诚的选举);并且2)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证明“策略选举”是不好的。这里涉及相当复杂的选举理论,在此不论,总之简单地说就是,“民主”这个哲学概念本身是非常抽象的,它并不能先验地指定什么样的选举方式是唯一好或最好的。能够满足程序公正的民主选举方式有许多种类(例如有多数原则、对决表决、逐轮胜出、逐轮末位淘汰、波达记分等),而这些选举方式在公正性上都同样好,可是这些同样好的选举方式所选出的结果却可以完全不同(比如说选总统)。因此,假如把各种同样好的选举方式都看作是“民主”这个概念的合法所指的话,那么“民主”必定是一个悖论性的概念。阿罗不可能定理所以能够证明公正选举的“不可能”,其哲学根据就在于,我们没有理由可以把某些同样好的选举方式排除出去以避免民主的悖论。

   维特根斯坦有一个关于游戏规则的怀疑论问题:只要逻辑上没有矛盾或者说算法上是合理的,那么就总能够任意构造一条规则;并且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符合某条规则,于是,既然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被解释成符合某条可能的规则,那么就没有一个行为是符合规则的。维特根斯坦怀疑论不是为了证明不存在着游戏的确定性,相反,他试图说明的是,一个游戏是一种给定的、具体情景的生活形式,它的具体性不讲道理地拒绝了与之不合的但同样有理的其它规则,而且任何一种游戏的辩护链条的最后理由也是不讲道理的,所谓“不再有理由”,因为最后理由无非是无法再解释的习惯、价值观和具体利益。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博弈论似乎引出这样的命题:1)一个游戏的具体性就是它的充分理由,不存在着高于这种具体性的普遍理由;2)人们之间如果能够达成一致,那么本来就是一致的,如果本来就不一致的就不能达成一致;3)如果存在着某种从不一致到一致的变迁,那么必定是游戏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其实就是变成了一个新的游戏。

   游戏(博弈)的具体性是正确分析游戏问题不能省略的条件。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是罗尔斯还是布坎南在分析社会游戏规则时都假定了人们事先对自己和别人的优势或劣势地位的无知,所谓“无知之幕”,但是这种乌托邦首先永远不可能,与事实完全不符,以此为模型对现实几乎无用(许多批评者早就深明此节);其次,即使把这种假设看作相当于抽掉了实际内容的逻辑实验,它也是糟糕的题目。显然,按照社会博弈的逻辑,在对环境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最坏处去着想(这样才保险),即把所有人都假定为坏人,假定处处都可能坏事;而如果人人都这样去想(按照博弈论,人人必定都这样想,就像各怀鬼胎的囚徒),这个无比险恶的心理环境和共同知识就必定在实际上倾向于把人人都造就成坏人,或者说,互相不信任和互相视为坏人的共同知识结果就把人真地变成坏人,把本来不确定的丰富世界变成确定的坏世界——我们不能忽视知识的这种生产力。罗尔斯和布坎南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无知之幕加上经济人所构成的逻辑是多么危险,如上推论,那种乌托邦虽然表面上没有限定什么,其实却逻辑必然地把丰富的可能世界削减为唯一的可能世界,一个充满坏人坏事的可能世界。即使人们出于理性而产生了某种公正谨慎的、能够避免发生最坏事情的规则,这种公正的规则也是以生产出坏的世界为代价的。在生产公正的规则的同时生产出坏的世界,这无论如何是个严重的问题。在今天这个虽然坏但是远远还不是最坏的现实世界里,人们已经建立了相当好的制度,但还是很容易发现,所有人都想从制度中获得好处(这是制度所以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所有人都更想钻制度的空子(这是制度所以获得支持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所以落后国家的腐败和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大公司丑闻都不足为奇。制度总是被设想为来限制别人的利益的,而自己时刻准备着成为例外的受益者。

   世界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或知识论预期所生产出来的。这一点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公正不仅是个关于规则的概念,而且应该是个关于世界的存在论状况的概念。博弈最终不仅是为了产生均衡,不仅是为了产生公正的制度——这些都是阶段性成果——还应该为了产生一个好的世界。可以考虑一个在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中都很有意义的ESS问题(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Smith&Price, 1973),ESS被假定为是在长期反复博弈中最后胜出的最佳策略,根据Axerold&Hamilton的研究证明(1981),一种有着合作愿望和宽恕品质的“针锋相对”(TFT)策略总能够在众多策略的竞争中最后胜出,这说明了高道德水平的策略同时也是最有力的策略。不过TFT所以能够胜出的一个关键条件是TFT策略能够成为博弈的初始条件之一。假如以无知之幕和经济人为竞争的初始条件,那么人们是否能够在实践经验中摸索出TFT策略就很难说了,偶然出现的少数TFT策略人恐怕在头几轮博弈中就被吃掉了。

   从生物学角度的进化博弈虽能说明生物学的问题,但我疑心它对于人类社会的说明力。可以考虑一个“时间问题”:在思考生物进化时可以只考虑种群的长期博弈,而对于人则不得不考虑个人对仅仅属于自己的有限生命的自觉意识和利益衡量,集体的博弈时间虽长,个人生命却短,这大概会更多地鼓励自私。另外还可考虑“人数问题”(在交换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时张宇燕给了我不少帮助):人们在想到一个共同体时很容易想到的最简单模式是二人博弈,因为二元是最简单的关于“多”的表达模式,就好象人际问题可以简化为二人问题。其实许多至关重要的人际关系例如“结盟”、“选举”、“搭便车”等都不可能在二元关系中被表达,因此,逻辑上足够正确表达人际关系的最简单模式是三人关系。我相信这一修改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许多哲学问题。三人模式增加了行为的许多可能性,而这些“增加了的”可能性所开拓的几乎都是产生损人利己现象的条件,因此,即使假定人性是善的,那么世界却不得不被假定为坏的。在一个坏的世界里如何使善良的共同体最后胜出,问题恐怕不像进化博弈论在电脑游戏中的实验那么简单。

   二元模式和三元模式的区别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区别。二元模式虽然不足以正确表达人际关系,但如果讨论道德问题则极具优势,著名者如孔子的“仁”和列维纳斯的“面对面”理论。这暗示着一个深刻的道理:二人关系有着人之间的对话、交往、合作和分享的单纯理想本质。仁就是二人关系,孔子所以提倡仁,无非是希望复杂的n人关系能够变成如同二人关系那样单纯。列维纳斯的面对面关系同样表达的是任意一个人与任意另一个人的单纯人性依存关系。单纯的二人关系正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根据。二元人际模式虽是现实的错误表述,却是理想的希望。我们知道,想从三元人际模式的博弈导出二元人际模式的合作是一条艰难之路,但一个好的世界预期要比一个坏的世界预期更有可能生产出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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