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方田:赵朴初的人间佛教及其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 次 更新时间:2022-05-02 11: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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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方田  

  

   20世纪上半叶,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提出了“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理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弘扬,人间佛教已经蔚为潮流[1],成为当今中国佛教界最有影响力的一面旗帜[2],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下半叶起,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出现了许多高扬人间佛教思想的佛教团体和组织,以各种形式探寻着实践人间佛教的新路子。本文拟通过对赵朴初(1907.11.5-2000.5.21)人间佛教思想的分析,探索其对人间佛教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大陆佛教界实践人间佛教的突出贡献及其特色。

   一、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大陆佛教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又以“文革”的爆发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于是,革除传统痼疾,进行思想改造,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倡导佛教改革,推动佛教的现代化进程,是当务之急。1952年4月15日,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的赵朴初,在上海佛教界举行的佛教徒思想改造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思想改造的重大意义的报告[3]。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宣告成立,实现了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的大团结,是中国佛教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标志。其宗旨是“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4]。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指导并推动全国佛教徒进行关于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的学习。作为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赵朴初在1953年8月15日发表了《佛教徒必须重视学习,努力学习》的文章,要求全国佛教徒认真学习政治、国家政策和时事等。“通过学习,使广大佛教徒提高了认识,增强了爱国主义的精神;通过学习,使佛教四众弟子明辨了是非,分清了邪正,团结一致,以保持佛教的纯洁。广大佛教徒在提高了对于新时代,对于自己今天应负的责任的认识的基础上,改变了过去不问世事的态度,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积极参加各项爱国运动、政治运动和社会生产活动,使新中国佛教界成为建设事业中一支积极的力量”[5]。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中国佛教界经历了思想上的改造、组织上的革新和行动上的转变,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面向现实人间,报国土恩,报众生恩,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旋律。“建国至‘文革’爆发,是中国大陆佛教发展的十分关键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经过改革适应了新社会,太虚大师所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得以继承和弘扬,从而确立了中国大陆佛教发展的人间化导向,为80年代大陆人间佛教的倡导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基础。”[6]“文革”期间,佛教界经历了一场浩劫,佛教事业濒于毁灭。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佛教虽然在佛教改革和人间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并没有明确倡导“人间佛教”的思想。

   中国大陆真正明确提出发扬人间佛教理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代表人物首推赵朴初。1981年赵朴初在其所著《佛教常识答问》第五章最后一节,以“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为题,首次提出应坚持人间佛教的思想,“以此净化人间,建设人间净土”。此书在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上连载,揭开了新时期人间佛教弘扬倡导的序幕。1983年12月,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方向,将弘扬人间佛教置于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地位。在谈到在当今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7]。在谈到新时期中国佛教协会的任务时,依然以人间佛教的精神作为指导思想,他说:“本着‘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中国佛教协会今后的任务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团结全国各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开创佛教徒为四化建设、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服务的新局面而勇猛精进。”[8]并将“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全国佛教徒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培养僧才、绍隆佛种”、“开展佛教学术研究”、“继续开展加强同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佛教界的联系和往来,共同促进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积极进行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等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今后的工作重点,将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到了实处。[9]“这次会议,将人间佛教思想确定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思想,强调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普遍意义;将人间佛教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使人间佛教成为中国大陆佛教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极大地推动了人间佛教在大陆的发展与实践,于中国佛教传统之创造性转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10]这一《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朴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二、人间佛教的基本内涵

   赵朴初及其领导的中国佛教协会在将人间佛教确立为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指导思想的同时,对人间佛教的内涵作了阐述。他说:“人间佛教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11]“它(指人间佛教思想——引者注)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12]

   五戒、十善、四摄、六度是佛教所提倡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德目,赵朴初以此作为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加以提倡,主要是为了强调佛教入世的一面,突出佛教道德教化的优势,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他特别重视“人”和“做人”,他说:“我国佛教界为发扬佛陀利生济世的精神,主张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间佛教’思想。”[13]认为要成佛必须先做个好人,“大乘佛教是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但成佛必须先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要在做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14]赵朴初认为,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就是大乘佛教的自利利他精神,他称之为“以救度众生为自救”。强调自利与利他的统一,也是与他所主张的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相一致的,他说:“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在实践方面,赵朴初特别强调“菩萨行”。人间佛教虽然重视现实的人生,主张成佛以做好人为基础,但人间佛教依然是宗教,具有宗教的出离性特点,强调世间与出世间的统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所以人间佛教提倡做好人,但不能满足于做好人,而是要修学菩萨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说:“学佛就是要学菩萨行,过去诸佛是修菩萨行成佛的,我今学佛也要修学菩萨行”,“菩萨行总的来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只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样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15]人间佛教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是利益国家和社会,实现人间净土。他说:“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就是在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假使人人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则行事,那么,人民就会和平康乐,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和平安乐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这就是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的。”[16]

   赵朴初认为,“人间佛教这一思想并非后人所创立”,而是原始佛教本来具有的内在精神,是佛陀之本怀,这种精神在大乘佛教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体现。他引用《增一阿含经》中“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等以为经典依据,“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17]。他还广引大乘经论证明人间佛教的思想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理念,这种理念传到中国以后,与中国固有文化有机结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广泛地落实到社会实践中。他说:“中观宗之祖师龙树在《大智度论》提出,‘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瑜伽宗的祖师弥勒和无著在《瑜伽论》和《大庄严经论》中提出菩萨若不学习‘五明’就不能证得一切智智。尤其是《大庄严经论》中提出化身佛教化众生的四种示现以工巧为首。大乘的这些积极入世的光辉思想和民族优秀传统进行有机的结合,使佛教的思想精神能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身心活动和社会实践中。隋唐时期在中国建立的几大宗派几乎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和倾向,其中以禅宗最为出色,他们高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法印,使佛法与生活打成一片。中国佛教的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增强了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18]

   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对人间佛教的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19]

   三、贡献及特色

   通过以上对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介绍可以看出,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主要是在继承太虚、印顺所倡导的人间佛教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时代特点,所作的有针对性的重新诠释[20]。可以说,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单纯的理论创新,而是因势利导,将人间佛教的理念圆融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真正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使‘人间佛教’的思想与现代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新趋势、新水平相结合,力求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21]也正因为如此,人间佛教才得以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大陆被认可、接受和践行,并成为现代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从这一意义上说,赵朴初是个实干家,他把人间佛教的理念付诸指导大陆佛教恢复与弘扬的实践,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提倡人间佛教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人间佛教的普遍意义,这是太虚当年未能做到的[22]。

   佛教要求得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更多人的精神寄托和信仰家园,就必须应时契机,顺应时代的发展。对现代佛教来说,走出以往那种只讲自我解脱、偏重离世隐修的老路,积极入世,关怀社会,关怀人生,是佛教在现代社会保持其生命力的必然选择。赵朴初非常重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他认为佛教与社会主义是能够相协调的,这种协调有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个方面是党和国家从政策上、法律上尊重和保护佛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是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他还列举佛教的利生思想,“一切资生事业(即工农商业)悉是佛道”的教义,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以及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众生平等的主张,报国家恩、报众生恩、普度众生的愿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慈悲喜摄、四摄六和的精神,广学多闻,难学能学,尽一切学的教诫,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禁止杀、盗、淫、妄等戒规,以及中国佛教的许多优良传统,都足以说明佛教的教义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是相通的,佛教徒能够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23]。“我们的先辈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们佛教徒在农事耕作、造林护林、造桥修路以及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都有优良传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在我们佛教徒看来,这是千生罕遇的殊胜因缘和殊胜事业,我们佛教徒要在这一殊胜事业中尽心竭力,多做功德。”[24]在宗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上,赵朴初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论断,他说:“事实证明:在我国,只要我们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发生大的政策失误,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始终是我国宗教的主流。”[25]

他还对“人间净土”作了新的诠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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