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向明: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百年考古视野下的中华文明及其世界贡献”笔谈(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2-05-01 00:17:28

进入专题: 考古学   中华文明   全球文明史  

戴向明  
此时,长江中下游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在稻作农业区率先出现了规模更大、复杂性更高的区域社会组织。在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分布区,考古学家在长江两岸的平原丘陵地带已发现大小10余座城址,表明这里早于中原出现了“城邦林立”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古城占地达180万平方米,外围还有密集分布的聚落群。分布于江浙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则显得一枝独秀。考古证据显示,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良渚文化与社会发展进入鼎盛期,出现了占地达300万平方米的古城,城内有面积达30万平方米、主要靠人工堆筑的莫角山高台宫殿区,旁边有反山等高台贵族墓地。西北山区则有高低水坝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稍晚城外又出现近似“外郭城”的环状遗址带。良渚大墓中大量精美的玉石器,不仅表现出高超的制作技艺和高度的专业化,而且以神人兽面为主的精细、规范的纹饰还指向类似“一神教”的信仰系统。这些情况都显示出良渚社会强大的、以稻作农业支撑起来的经济实力,以及非凡的组织与调动能力。学界普遍认为良渚已经形成了东亚最早的国家,张忠培甚至认为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至于其为统一的、涵盖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的广域王国,还是以良渚为宗主的“主从式邦国联盟”, 尚需进一步研究。

   约从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的狭义龙山时代,中国境内的文化与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处于领先地位的石家河和良渚文化相继衰亡(但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长江流域的一些“文明要素”被中原和北方、西北龙山时代的诸文化继承)。原来一直沉寂的四川盆地繁荣起来,涌现出以新津宝墩古城(面积达270余万平方米)为代表的一批城邑(已发现近10座)。黄河流域则呈持续上升的发展趋势,一直比较滞后的甘青地区显露出一些复杂而先进的面貌。齐家文化的一些大型遗址、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以及一些玉器和小件青铜工具、武器等,一方面表明本地的持续演进,另一方面也显示其与中原、北方以及西北以远的欧亚腹地存在广泛联系。中原和海岱区也涌现出一批城址,以这些城址为中心呈现出古文献所描述的“万邦林立”景象。其中河南境内已发现10余座龙山期城址,山东地区的个别城址面积较大,如日照尧王城的面积近400万平方米,在临朐西朱封、泗水尹家城还发现有这个时期规模最大、多重棺椁、随葬玉器和大量陶礼器的权贵大墓。不过就单个遗址看,还缺少大型城址与大建筑、大墓的完整组合,海岱龙山文化最复杂的社会形态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尚难以备述其详。

   龙山时代的黄土地区呈现出更加旺盛的发展势头,其中最发达的区域包括晋南和陕北。晋南襄汾陶寺中晚期聚落有城壕环绕,内部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宫城”有成组大型建筑,外围发现有随葬丰富、结构复杂的贵族大墓和功能特殊的大型夯土台基。陕北神木石峁古城则有内外两道石砌城墙环护,面积逾400万平方米,中心利用小山修筑的高大“宫城”气势恢宏、结构复杂,而且发现有大量精美的石雕构件。这两处特大型聚落都显现出强大的经济实力、社会组织与建设能力,应当代表了龙山时代黄河中游诞生的两个最早的国家组织。

   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显著的变化是,各主要文化区内普遍出现地域组织,并不断发展,从而呈现出“万国(邦)林立”的局面,有学者称之为“古国时代”。需特别指出的是,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夏代之前,南、北方先后出现了一些“超级聚落”,如长江流域的良渚、石家河、宝墩,黄河流域的陶寺、石峁、尧王城等,这些都是在众多小邦中经过不断兼并、整合而来的“大邦”,应具有更大的政体控辖范围和更复杂的社会结构。综合考察中心聚落和聚落群的规模、聚落内的大型宫殿建筑、王者级别的贵族大墓和一些大型工程等,我们初步认为,至少良渚、陶寺、石峁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的行列。

   约公元前1800年到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发展异军突起。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邑,到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等商代早期都邑,再到殷墟晚商都邑,直至周原和丰镐西周都邑,夏商周三代持续发展,始终以“大中原”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向四周不断扩展。西周更是通过分封制将中原文明广播到华北、华东和长江流域。周边地区只有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和其后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即古蜀国文明,表现出独特性和连续上升的发展势头,成为堪与中原争奇斗艳的一朵奇葩。长江中下游长期处于低迷和缓慢恢复状态。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岳石文化不断衰退,逐步为中原文化覆盖。北方和西北地区,继石峁、齐家文化之后,虽然有比较繁荣的青铜文化,但尚未见以“超级聚落”为代表的大型政治集团,而是呈现为群星散落般的众多戎狄小“方”国。而且,青铜时代中原周边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影响,尤其体现在上层贵族所使用的青铜礼器。青铜礼器及分范合铸技术是中原华夏族群的发明创造,其他地区的铜礼器和复杂的青铜铸造技术无论有怎样的变化,追根溯源都与中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总之,至夏、商、西周三代,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趋势开始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

   三、如何认识早期中华文明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经过百年探索,已初步廓清了中国史前到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尽管还有不同理解,但分歧逐渐缩小。按照“国家是文明的概括”这一定义,现在已经能够将中华文明起源上推至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文明是文化、社会发展到较高程度的结晶,应着重从文明发生、形成的过程来看文明起源,认为仰韶中期晚段、大汶口早中期、大溪—油子岭文化和崧泽—凌家滩文化等为代表的社会分化初期,就已形成了规模较大、结构复杂的区域社会组织,在大型中心聚落里就已出现许多建筑、手工业以及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惊人成就。因此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前、中叶就已经是“文明初现”了。这正是考古学持续不断的发现和研究实证出来的。

   史前时期,中华文明表现出多元发展的特征,在上述几个主要文化区先后绽放出绚丽的文明之花,彼此间又有密切交流互动,汇集成了巨大的“文明丛体”。在距今5000年前,中原和海岱地区、江汉和环太湖地区,以及燕辽地区,就已发展出程度不同的区域文明,各自都有从低到高逐层递进的轨迹,属于“原生文明”。其中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更是呈现出领先势头,而且良渚率先孕育出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到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长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走向衰微,黄河流域则持续发展,特别是在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也形成了以陶寺、石峁为代表的“雏形国家”。此外,北方地区(石峁文化)、西北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和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宝墩文化),此时都呈现出跳跃式发展的情况,从长期滞后的小规模的简单社会,爆发式地跃入复杂的分层社会,有的还产生了早期国家。但这些文化区都可以说是从中原文化区分离出的,受中原等外界的强烈刺激和影响(四川盆地及周边还直接受到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的影响),可谓“次生文明”。所以,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华文明就已经蕴涵着一种有中心、有外围的圈层结构,以中原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已经显现。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特别是二里头文化后期,各地大型社会集团纷纷解体,几乎只有中原腹地的夏王朝强势崛起。此后商周王朝接续发展,文明持续繁荣,成为东亚文明中心。夏商周三代经碰撞而凝聚成一个整体,奠定了华夏族群和汉民族的根基。而周边地区,或如齐、鲁、燕等地被中原文明所覆盖,或如荆楚、吴越那样受到中原强烈辐射,或如西南的巴蜀虽偏居一隅但同时也有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原文明因其居中的地理位置,能够不断地汇聚、融合不同的族群和文化,不断迸发创造力,既能广泛吸收周边长处,又向四周辐射影响,具有包容与开放的双重特征,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文明形态和更强的发展势头,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主导力量。

   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历程中,良渚和二里头是两座里程碑。前者代表着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国家社会,而且与西亚和古埃及文明东西并列、交相辉映,是人类早期灿烂文明的代表。后者所代表的夏王朝是三代王朝的开启者、中国青铜文明的开创者,也是当时汇聚各种文化、经济与社会成就的集大成者。

   此前学界总结,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都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周边为海洋、草原、荒漠和高山环绕,形成了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地理单元,其中最适宜农业发展、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位于东半部。同时,北方欧亚大草原、丝绸之路、南部多条山间河谷以及海上航路等诸多通道,使得中国在各个时期都与世界其他文明保持着一定的交流和联系,从而保持了开放包容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明最本质的特征是农业文明。东部二、三阶梯的河谷平原是最适合农业发展的区域。先是长江文明领先,然后是黄河文明主导。中国两大河流域,再加上其间的淮河流域,总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而西亚两河流域面积只有约10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两河流域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与西亚紧凑相邻的“小两河”不同,中国的“大两河”有足够宽的间隔、多样化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在早期容易形成多个区域文明。同时两大河的中下游没有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便于不同族群和文化的交流交融,并最终形成一个整体。此外,南北农业互补,回旋余地大,使得中华文明具有非常强的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拥有很高的强度与韧性,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不断地延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从龙山时代到历史时期,黄土地区和中原腹地文明的兴起,与从西亚传入的羊、牛、马等大型家畜和小麦等高产作物关系密切,这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点和优势。中原早期冶金术很可能也来自西亚、中亚一带。但从二里头时期开始,华夏民族就创造发明了陶范浇筑、分范合铸的青铜铸造技术,并广泛应用于青铜礼器的制作,创造出了世界上最辉煌的青铜文明。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富有创新精神的体现。

   从一万年前农业起源,延续发展到五千年前孕育出人类最早的文明,再到历史时期接连不断演进。世界上只有中华文明和环地中海文明经历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环地中海文明体系中,陆地呈条块分割状环列四周,包括西亚、北非、伊比利亚半岛、欧洲南部诸多半岛和岛屿,地势分离、地理单元多样,互不统属,但海上交通便利,商贸发达。这一文明体系内部,产生了一系列有亲缘关系的区域文明: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早期国家的不断兼并扩大,到古希腊城邦国家和波斯帝国的兴起,再到罗马帝国建立和灭亡,直至中世纪之后西欧的崛起。环地中海文明展现出如下特点:文明中心不断移动转变、此起彼伏,相互征服替代,而且每个单一文明体都因后来者的冲击而中断,只是某些文明因素被征服者所继承、传递。中华文明则呈现出相反的特点。自青铜时代开始,中华文明长期以中原华夏族群、华夏文化为主体,形成了一个连续而稳定的文明中心和“重瓣花朵”式的向心格局。与此同时,中原地区不断吸纳、融合周边族群与文化,形成一个周边不断向中心汇聚、内部足以更新循环的文明体系。此后,不管政治地理中心有过怎样的变化,承载“天下”的文化内核从未丧失,中华文明也得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是与现代中国的觉醒和民族复兴之路相伴而生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一辈辈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孜孜不倦地探索复兴中华民族、重振中华文明之路。新文化运动中,一些知识精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在史学领域影响最大的就是“古史辨派”。疑古派学者对传说时代的上古史体系提出诸多质疑乃至否定。恰逢此时,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当时学界将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希望,寄托在了新兴的考古学身上。

   经过百余年的持续努力,中国考古学在重建中国上古史、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脉络等方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相对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这些成就仍然是初步的,仍有待深入和细化。可以预期,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推进,将来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进入专题: 考古学   中华文明   全球文明史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考古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3100.html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