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天:重思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 次 更新时间:2022-04-30 20: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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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天  

  

   摘要:  “劳动宪法”是对“劳动”与“宪法”之间关系的表达,劳动既可以是宪法规制的一个社会领域/部门,又可以是贯穿宪法全文的、对于宪法具有结构支撑和整体定性作用的制度,还可以是先于宪法而存在的逻辑前提。三种关系形态均存在于我国,而第二种形态是我国区别于美国的特色所在。劳动是实现宪法五项重大价值目标——生计、民主、平等、光荣和效率——的重要手段。《劳动法》有意识地将自己视作宪法实施法,但是尚不能很好地支撑宪法价值,使得中国劳动宪法处于“兴而未起”的历史阶段。为了推动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需要发挥现有立法的行宪作用,制定新的行宪立法,并且着眼未来,探讨释宪方法。

  

   本文尝试回答三个问题:劳动宪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年前,笔者曾发表《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一文,[1]本文是对该文的反思和扩展。

  

   一、劳动宪法的三种形态

   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颂扬母爱,广受好评。笔者观看过后,虽然深受感动,却也如鲠在喉,不是滋味。电影里塑造了三位妈妈,她们都尽心照料孩子,却都不具备劳动者的基本素质:第一位律师妈妈,在离婚诉讼中代理男方,却因为母性相通而同情女方,当庭要求法院判决女方胜诉。此举严重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在某些国家恐有吊销执业资质之虞。第二位全职妈妈,遭男方抛弃后顿时暴露出毫无社会经验的特质,明知对方请了大律师,却不找代理人;眼看有败诉风险,当即自杀。遇到困难时沉不住气、想不出辙、悲观逃避、不顾后果、殃及邻人,怎么看都没法让用人单位放心。第三位保姆妈妈,通过伤害主家幼女骗得岗位,企图拐卖主家幼女为自己女儿治病,未及脱手而遭围捕,为了拒捕而威胁杀害主家幼女。桩桩件件,都与职业操守背道而驰,更涉嫌犯罪。

   三位母亲都有难处,都值得同情。但是,影片将她们塑造成“不宜从事职业劳动”的形象,并且有意无意地将这种职业无能归因于母性,这就与宪法的精神相冲突了。在宪法上,妇女既是劳动者(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经济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又是母亲(第49条:母亲受国家的保护)。这两个身份都受到宪法的保护,而条文上的连续性也表明了两个身份之间的密切关联。宪法并不认为母亲不宜劳动;相反,劳动的母亲才最光荣(第42条: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

   女性因劳动而解放,男女因劳动而平等。自由与平等的宪法价值,都依靠劳动来支撑。可见,劳动对于我国宪法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一个宪法所要规制的领域,而是更为普遍,也更为隽永。这就引出了“劳动宪法”概念的根本问题:劳动与宪法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劳动宪法”本是德国宪法学上的概念,德国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一般将其纳入“部门宪法”序列,将劳动界定为宪法所规制的部门之一,进而探讨宪法与劳动法在劳动事务上的互动关系。[2]这种理解与美国宪法学上所谓的“宪法领域”(constitutional sphere)概念相当,即劳动乃是与教育、公共设施等并列的社会领域,宪法针对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渗透角度、手段和深度。[3]略微放开视界,就语义而言,“劳动宪法”是对“劳动”与“宪法”之间关系的表达,这种关系至少可以表现为三个形态:一是劳动是宪法规制的一个社会领域/部门,宪法一旦离开劳动就会残缺,德国宪法就属于这种形态;二是劳动是贯穿宪法全文的、对于宪法具有结构支撑和整体定性作用的制度,宪法一旦离开劳动就会瘫痪;三是劳动是先于宪法而存在的逻辑前提,宪法一旦离开劳动就会崩解,这种形态切合所谓“劳动人民制宪”的观点。[4]形象地说,如果将宪法比作人体,那么劳动就是四肢、躯干或胚胎,分别对应三种劳动宪法形态。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宪法保护资本雇佣劳动——的国家而言,第二种形态基本超出其想象力;第二种形态虽然为个别学者所主张,[5]但是缺乏宪法文本上的依据——毕竟美国宪法上从未出现“劳动”一词;第一种形态则与美国宪法颇为契合,成为学界的共识。那么中国呢?首先,第一种形态的劳动宪法确实存在于我国。如果对宪法第二章做“板块构造学”的分析,劳动权(第42、43、44条)规定在权利总则和政治权利之后,位于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及特殊群体社会权利之前,处在政治与社会两大板块的分界线上,是一个独立的、受到宪法管控的“次大陆”。国内学者通常也将劳动权列为社会权的一种加以讨论。

   其次,第三种形态的劳动宪法有其条文依据。这种形态的逻辑是:劳动创造人民,人民创制宪法。这个逻辑有助于理解两个宪法条款。一是公民有劳动的义务(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如果不劳动,就不再是人民的一员了。二是国家武装力量要保护人民的劳动(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因为,如果劳动不存在,人民也就不存在了。这些规定毫无疑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暨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遗产,将会获得尊崇和铭记。但是,这种形态的劳动宪法通常缺乏解释学上的意义。因为,宪法一经创制,人民就退居幕后,[6]否则就谈不上宪法的安定性;而人民是劳动与宪法之间的逻辑纽带,一旦人民退场,纽带就断开了,运用劳动去诠释宪法就解释不通了。归根结底,第三种形态下的劳动具有制宪权的意义,却与宪法解释关联甚小;它是革命的遗产,却不能、也不宜进入日常政治。

   最后,中国劳动宪法与美国的差异在于存在第二种形态,即劳动是宪法上的一种遍在(omnipresence)。本文就着重研究这个形态。

   二、劳动宪法的五大价值

   为什么说劳动是宪法上的遍在?因为,劳动是实现宪法五项重大价值目标——生计、民主、平等、光荣和效率——的重要手段。正是因为劳动这个手段的用途太广、地位太重要,所以宪法反复提及“劳动”概念,竟然达到了三十次之多。

   第一,生计价值。保障和改善生计的目标体现在宪法关于物质文明、国家富强及现代化等的愿景(序言:中国各族人民将逐步实现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论怎样定义劳动,劳动都是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生计的主要来源,所以劳动制度是实现生计价值的主要支撑。宪法为了确保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体面的生活,避免重演旧社会劳动者奔忙终日而不得饱腹的悲剧,对劳动制度做了一系列安排,包括:劳动权与国家创造就业条件的义务;国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实施劳动训练的义务(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和退休权(第4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第44条: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等等。横向比较,我国宪法为了保障劳动者生计所做的制度安排比大部分国家都要全面,特别是比美国要充分得多。[7]绝大部分关于我国劳动宪法的研究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第二,民主价值。[8]传统上,民主局限在政治领域,甚至政治领域的民主恰恰是为了保障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不民主而存在。20世纪以来,民主开始进入经济领域。所谓经济民主,有两种含义:一是提高劳动在分配中的地位,二是提高劳动在管理中的地位。在美国,分配上的经济民主基本没有被宪法承认,最激进的尝试无非是Goldberg vs. Kelly案(通过济贫实施二次分配),而该案的判决已经被推翻;[9]管理上的经济民主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建立起来,并且通过了宪法审查的考验,主要体现在劳资之间通过集体谈判(相当于制宪)达成协议(相当于宪法),通过企业管理(相当于行政)、仲裁(相当于司法)和局部的规则制定(相当于立法)来实施协议,从而达成企业内的劳资共治(相当于宪治)。[10]如今,宪法已经极少关心管理上的经济民主,[11]仅有的成果也不断遭到最高法院判决的侵蚀。[12]我国宪法对于经济民主、特别是民主分配的认可比美国要稳固得多,但是相应的劳动制度安排则不如美国充分。分配上的经济民主,在宪法上体现为按劳分配制度(第6条: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管理上的经济民主,在宪法上体现为人民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第2条: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一管理权特别适用于公有制经济组织(第16条: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第17条: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也应该涵盖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特别是,第16条和第17条结构一致,都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组织的自主经营权,第二款规定职工/成员的民主管理权。这两条是之前历次宪法都没有规定的,它们反映了制衡的逻辑:以民主管理制衡自主经营,防止自主经营权被滥用而侵害职工/成员的利益。民主管理不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而是与自主经营互为前提,这个宪法逻辑被遗忘已久。

   第三,平等价值。劳动对于宪法平等价值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妇女和少数民族两个群体上。一是国家要为这两个群体培养干部和人才(第48条:国家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第122条: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这属于“以扶助促平等”,超越了宪法通常所保护的“以竞争促平等”。宪法上保护的平等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一为自由竞争,消除偏见意义上的平等,例如公民之间的平等(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二为扶助弱者,消除劣势意义上的平等;其三为结果均一,消除竞争意义上的平等,例如人大代表的少数民族名额保留制度(第59条: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二是在需要实现平等的社会生活各领域,劳动平等具有基础地位,劳动者之间的平等是其他领域平等的前提。所以,宪法在已经规定妇女在各领域与男子平等之后(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又专门规定了劳动领域的平等(第48条:国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第四,光荣价值。光荣是一种伦理道德的评价,也是对于个人内心认同需求的满足。在基督教传统下,劳动被视作失乐园后的惩罚,只有苦痛,难言幸福,更谈不上光荣;新教伦理将劳动与旧贵族无节制的享乐对立起来,崇尚劳动,但是并不能掩饰雇佣劳动压榨和摧残劳动者的本质。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才是光荣的(第42条: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这种光荣并非来自节制、奋斗等资本主义的美德,而是来自劳动的公共性。劳动并非仅仅为了个人私利而为之,而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而奋斗。公有制经济成分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最为直接和紧密,在其中工作的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重合度也最高(第42条: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要通过提倡、奖励的手段鼓励劳动[第42条: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第24条: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敬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特别是“公而忘私”的义务劳动(第42条: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第五,效率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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