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学群:从龙场悟道至天泉证道——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22-04-27 10: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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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学群  
”[51]遗书邹守益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52]钱德洪刻阳明文录引此段并肯定的说:“‘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1521——引者)。”[53]

   《年谱》同条载:一日,阳明喟然发叹。陈九川问:“先生何叹也?”曰:“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九川曰:“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阳明说:“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对相传一点滴骨血也。”又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54]《传习录拾遗》四十四条有相同的记载:一天,阳明喟然发叹。陈惟浚问:您为何发叹?阳明答:此理简易明白如此,却一经沉埋数百年。陈说:“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阳明说:“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也。”[55]良知本来既简易又明白,可是后来为人们所忽略,尤其是宋儒指朱熹从知解上入手,即重视感觉闻见而忽视心性本体,阻碍圣道。他以为自揭出良知才真正体认心体即天理,良知才是圣贤相传的精髓。

   《年谱》同条又载:“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56] “今经变”指经历了宸濠、忠、泰之变以后,明确阐释“致良知”之说。《传习录拾遗》载:阳明对友人说:“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含诸口,莫能相度。”久乃说:“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旁有健羡不已者,则又说:“连这些子亦无放处。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57]经历居夷处困后,阳明发现良知,在此之前似有所得,但似处在一种蒙眬状态,“这些子”,给人以模糊之感。良知得圣贤之真传。 同年九月,王阳明归余姚省祖墓,此间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示良知。[58]

   自龙场起,王阳明就已知意识到良知,开启了良知萌发的过程,只是不成熟,出于谨慎没有明确提出并加以阐释。此后的一段时间,在良知萌发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带有标志性的变化,分别是在正德八年(1513)滁阳开始思考良知,正德九年(1514)任南京鸿胪寺卿以前后的思想转变隐含着从此后以良知宗旨。而平宁藩正德十四年(1519)、虔州(1520)、辛巳即正德十六年(1521),这三年则明确确立以良知为学宗旨并以此教人。思想不是事件,不必确定在某个时间点上而是一个过程,如果把正德八年至正德十六这八年连成一条线来考察,可以得出王阳明良知学说由隐到显、潜至伏,也即由不明确逐渐到明确的演进过程。

   嘉靖改元,王阳明居越讲学,专提致良知。在此期间与诸友及弟子通信中反复阐发良知学说。相关论述择要如下:

   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致陆原静书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59]以是非之心诠释良知。

   嘉庆二年(1523),二月。王阳明针对别人的各种诽谤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有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60]乡愿无是非观念,而良知辨明是非,以良知来实践。同年王阳明与薛尚谦书回忆在虔州时刻讨论致知,只是同志中尚多有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尤发此意,然见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纸,幸熟昧!此是孔门正法眼藏。”[61]点出致良知为孔门的精髓。

   嘉靖三年(1524)正月。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然性豪旷不拘小节,阳明与论学有悟。大吉说:“良知。”阳明说:“良知非我常言而何?”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阳明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故人人悦其易从。[62]

   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说:“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启夫同志,无不跃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验夫良知之同然矣。”[63]自诩其致良知之学传承孔子、孟子,以良知开启同志。他与王公弼书说:“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彼慊,便是致知矣。”[64]良知是自知之明,是知的最高层次。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致邹守益,称:“比遭家难,工夫极费力,因见得良知两字比旧愈加亲切。”又“除却良知,还有甚么说得?”[65]在工夫的实践中,对于“良知”的体认更为亲切。致邹守益第五书:“今良知之说,已将学问头脑说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胜心,务在共明此学,随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诱之,自当各有所至。”[66]良知已经阐释的十分明确,希望弟子们各尽所能,共同推进。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病中仍草书诸友及弟子。得聂豹来书,见聂豹近来所学进步如此之快,王阳明欣慰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认真读了几遍,其中还有些不透彻,这说明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等到纯熟时就不会有此不足:[67]致魏师说:“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依得良知,即无有不是矣。”[68]以意做参照定义良知为意之是非者,遵循良知则不会犯错。与马子莘说:“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道丧千载,良知之学久为赘疣,今之朋友以知此事日相讲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欤!” [69]把良知与天理看成一致的,天理并非外而属内,天理即良知。至黄宗贤书:“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70]良知一出天下白,干净世界。与以乘书:“而旧闻旧习障蔽缠绕,一旦骤闻吾说,未有不非诋疑议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万古一日。”[71]对良知之说虽然有所怀疑,但人心所有之良知,则永恒存在,人们应善于发现它。与陈惟浚说:“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72]致良知简易明白,便于实践。征思、田途中示儿:“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73]这是对平生学问的高度概括。王阳明于嘉靖七年病故,可见他生前一直关心良知之学,为弘扬良知之学而不遗余力。可谓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良知之学是王阳明经学思想的核心,自其系统阐发良知之后,其他范畴或概念纳入到良知系统中,或者说都可以从良知角度加以诠释,他以良知为基轴构建起自己经学思想体系。

   四、经典诠释的总结

   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阳明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出征广西思恩田州二地,临行前与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畿在天泉桥上讨论所谓“四无”、“四有”,所论包括心性及格物、良知,或者说涉及他经学思想的核心,学者称此为“天泉证道”,可以说是王阳明经典诠释的总结。

   《传习录》记载:王畿提到王阳明的教诲:“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74] 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问道:“此意如何?”王畿说:“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钱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75]关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可分为二个层面:第一个层次为首句,意思是说心之本体无所谓无善恶,也可以视为超越善恶,在这里心与性合一,性与天道合一,是最原发之性存在于心中,相对而言属于形而上,是先天或超验的。第二个层次是后三句则有了善恶,这已经不是心体,心与性、性与天道一分为二,相对而言属于形而下,进入后天或经验的气化阶段。善恶的出现就需要工夫,使之回归本体,达到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后三句第一句,意念的萌动才有善或恶,对于善恶的态度二分步,首先要以良知来知晓善恶即区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其次才是为善去恶,而这便是格物的工夫。在这里,本体与工夫从原初一致到可能不一致再通过工夫回归一致。钱德洪反问王畿这四句话意思如何?王畿认为这四句话恐不符合王阳明之教,于是王畿提出“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另外四句话与之对立。在他看来,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与此相关,意知物这三者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因此反对意有善有恶,心体却无善无恶之说。钱德洪又认为,心体指的是天命之性,所谓心与性、性与天道合一,原本无所谓善恶或超越善恶,而心内在于人在后天受习染影响,意念萌发之中必然表现出善恶,因此才需要《大学》所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工夫以恢复其本心即原发之性,倘若没有善恶,功夫则变得无意义。钱德洪和王畿各持己见且争执不下,就教于王阳明。

   王阳明对他们说:“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 我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76]他区分钱德洪与王畿说法的适应范围,认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与“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并不矛盾,可以“相资为用”,所谓并行不悖。于是他分别以两种人为例阐释自己的主张:利根之人即天性玲利的人,属于“四无”,这种人天赋人性本原处悟入人心,在未发时便是中,心与性、性与天道一致,本体与工夫统一。根以下之人即一般人,属于“四有”,这种人本体受习杂等遮蔽,心与性、性与天道一分为二,因此要下功夫,在意念上为善去恶,功夫尽到本体自然显现,也就是说通过工夫复归本体,达到本体与工夫的一致。王畿强调“四无”指的是天性玲利之人,钱德洪重视“四有”指的是中根以下之人,两人的意见互补,一般人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经过努力皆可回归本体,所谓殊途而同归。因此,他反对把“四无”与“四有”片面甚至走向极端。天泉证道的核心是强调本体与工夫的一致,是良知之学的精髓,也可视为其诠释思想的总结。

   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历程,概括起来可以称之为从龙场悟道到天泉证道的过程,其间在批评朱熹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并加以完善了心即理、格物、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良知或致良知、四有四无等一系列观点与主张,其核心是良知或致良知。他的良知学说可以说是以道德为本体、以修养为工夫的道德形而上学,其最大特色是对道德主体的高扬与道德自觉的肯定,从正面或积极角度阐释人成圣成贤的潜能及其实践的价值,使其超越时空而具有普世性。

This paper explores Wang Yangming’s intellectual thought, especially his thinking on Classics, and its development, by using hermeneutics as the way. I divide his thought on Classics into three phrases that includes the initial,(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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