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期蒙学教育格局中，文化基础的学习，已经包括时空即时间和空间知识的内容。《汉书·食货志上》说到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涉及文化教育，班固写道：“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所谓“书计”，是书写和计算。关于“六甲五方”，颜师古注只涉及“五方”，引用了苏林和臣瓒两种解说;“苏林曰：‘五方之异书，如今秘书学外国书也。臣瓒曰：‘辨五方之名及书艺也。”颜师古以为“瓒说是也”。然而苏林所说“五方”“外国”者，也是有关远方地理学的知识。《礼记·内则》说：“ 六年， 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郑玄注：“方名，东西。”关于“日”，郑玄解释：“朔、望与六甲也。”有关“方名”和“日”的知识，就是《食货志》所谓“五方”“六甲”，即涉及空间与时间的学习内容。将《礼记》“方名”与“日”同《食货志》“五方”“六甲”联系起来理解，是符合文化史和教育史的实际的。
顾炎武解说“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指出：“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者，九州岳渎列国之名。书者，六书。计者，九数。”（《日知录》卷二七《汉书注》）王国维说，“六艺”与“《论语》《孝经》、‘小学”，都是“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小学”起初是与“大学”对应的概念，指初级教育。有学者指出：“小学的创始人，便是扬雄、杜林、许慎、郑玄。”（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1—2 页）当时童蒙教育中有关“六甲”“五方”知识的整理和传授，很可能有“刘向、刘歆父子”及“扬雄、杜林、许慎、郑玄”等最优秀的学者参与。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进行了区域文化的分析。关于齐地都会临菑，有“其中居五民”的说法。所谓“五民”，有人解释为“士农商工贾”，也有人解释为“五方之民”。司马迁根据“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差别，将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基本经济区。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这种划分方式是大体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班固在《汉书》中创建《地理志》，做了详尽的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的记述。《姚著中国史》的优异之处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体现了对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继承，即以空间考察的视角分析中国史，理解中国史，说明中国史。
姚大中教授在《姚著中国史》“前言”中说，“中国历史的叙述方法与解明方式”，应重视“人与地”的关系，重视“叙述空间”。他认为，“传统的历史现象说明，于时间上是悬空的”，“ 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位”应当“与历史学结合”，这样可以“帮助”“历史解明”。《姚著中国史》正是如此，力图纠正过去史学或许“悬空”的问题，“走一个新的方向”。
《姚著中国史》“每册各自独立，合则成套”。第一册《黄河文明之光》“黄河文明：最早的中国”，第二册《古代北西中国》“大中国：‘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的竞争、共生与融合”，第三册《南方的奋起》“历史的曲线：正统朝代南移长江”，第四册《中国世界的全盛》“隋唐帝国：东亚秩序的轴心”，第五册《近代中国的成立》“中国舞台：中华民族诸成员全部登场”。作者没有按照“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的旧式模板，也不取“封建”或“帝制”的概括语词，果然要“走一个新的方向”。而第一册至第三册分别的叙说中心，从区域侧重看，正与司马迁四个基本经济区的划分相合，即“山西”“山东”—“龙门、碣石北”—“江南”。只不过《史记》分说“山西”“山东”者，在《姚著中国史》中以“黄河文明”“最早的中国”为主题合说。
在司马迁笔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果隋蠃蛤， 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其实， 司马迁这里说的“ 江南”所指代的区域，并不如后世人所谓“江南”那样广阔。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虽“江南”已经得到早期开发，在笼统称作“大江之南”（《史记·三王世家》）的区域中文明程度相对先进，然而与黄河中下游华夏文明中心区域相比，经济、文化均表现出明显的差距。
东汉时期，史籍中已经多可看到有关江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取得突出进步的记载。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正如傅筑夫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中國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25 页）对照《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的人口数字，可以发现从公元二年至一四0年的一百三十八年间，江南有些地方户口增长速度惊人。移民南迁，应当是江南文明进步的重要原因。
对于有些地方自然环境的分析以及相应的文化生态判断，《姚著中国史》颇多中肯之论。如第二册中写道：“一般史地学者往往以历史上的新疆或塔里木盆地列为中亚细亚的一部分，谓之中亚细亚东半部，而以现在的中亚细亚列为中亚细亚西半部，这个理论自属成立，因为亚洲内陆干燥地带沃洲大单元有统一性，而新疆与中亚细亚，则正立于共通的地理基础上。”然而两者又有不同，帕米尔高原“以西诸山脉，都不太高峻，地势也较平缓，自此趋向于欧洲的现象相当强烈;新疆则不然，完全具备一个历史上新疆自身才有的地理环境——北面天山，南面喀喇昆仑（Karakoram）山与昆仑山脉，都自帕米尔高原东向放射，而形成塔里木盆地周围全属海拔二千米以上的高原，几乎以新疆团团包围成一个孤立圈。”“这个地形，便使新疆与中亚细亚分隔，足以自成一个独立单位，而从中亚细亚区划中脱离。”相关地理现象似乎为人熟知。但是指出其特点，并作为影响区域历史文化走向的因素予以说明，可能确实具有可以“帮助”“历史解明”的意义。作者还指出：“历史上的新疆，非只能在沃洲世界中表现为独立单元，而且也是沃洲特征最发达的地区。”新疆“更能代表分散性沃洲地理典型。所以，世界学者说明沃洲性质以及建设于沃洲上的国家时，便往往以新疆塔里木盆地举证，新疆沙漠沃洲，也供为说明标准沃洲地理的‘橱窗”。这样的意见，是符合新疆自然地理、民族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实际的。不过，对于新疆民族构成的复杂，使用“人种蓄水池”“人种博览会”的说法，或许还可以斟酌。
对于秦汉长城，作者指出：“秦朝统一性大长城所经过的路线”，多数与“秦、赵、燕长城原址无关”，并且强调：“ 这是必须辨明的。”这是值得重视的意见。“关于秦朝长城东方尽头或起点”， 作者介绍了“日本学者间，对此秦朝长城极东起端地点，有平壤东南方，今日黄海道遂安的比定，指其地恰当平壤平野与汉城方面汉江流域与其北临津江平野的分水岭意义，正合自然境界”。又提示我们：“秦朝以及战国燕国辽东郡范围，系泛指辽河以东与鸭绿江以南。以汉朝以后的辽东郡印象衡量以前，容易发生偏差。”同时又写道：“但是，也由于这条自北而南，中分朝鲜半岛北部的长城线可认定，无论燕国或秦朝，半岛支配圈尚只限于西北隅。总领半岛北部与中部，须待设郡时代的汉朝。”相关认识的论定，当然还需要实地考古调查的工作。
《古代北西中国》称“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修筑的长城为“大长城”，作者赞扬了秦长城的文化意义：“雄伟的秦朝大长城，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凭双手和决心，创造并达成了‘极的构想。”“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限。”关于“长城之为‘极”的认定，以及“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非只对外，同时也具有对内性”的观点，都是长城史及秦汉工程史研究者应当重视的。关于长城“对内”的具体史料，有《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习边事”者郎中侯应的意见。
对于秦击灭六国、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古代北西中国》从“北西”方向的空间考察，予以了高度肯定。对于“秦朝”的评价，作者写道：“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毅力、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今天人们对于秦政褒贬不一，但是从英雄主义和激进节奏等方面看，姚大中的正面評说是有启示意义的。
由于笔者专攻秦汉历史，不能全面评价《姚著中国史》广角观察、宏大叙事和高位论说的种种精彩，但就秦汉时期的研究而言，确实有别开生面的印象。作为台湾大学用书，作者笔法平实，文字洁净，读来有比较舒服的感觉。
《姚著中国史》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好书。然而其中微瑕，也不妨在这里指出。比如第一册《黄河文明之光》“中央集权制萌芽与中国‘国际统合的准备期（ 战国）”一节，关于“农村组合”“农村秩序”“农村社会”“农村社会传统的转移”的部分，说到“战国农村大变革展开以来，列国间的连锁反应，也只有速度与程度的差别”，作者引用了《史记·河渠书》有关“列国防洪用堤防与灌溉给水所需土木事业，以及多功能运河的开发”的水利史记载。所谓“土木事业”正涉及笔者近年关注的秦汉工程史研究的主题，因而理当有所注意。所引《河渠书》的文字：“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 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 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而韩……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 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水利开发的“土木事业”确实涉及“列国”各地。如“鸿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于楚”“于吴”“ 于齐”“ 于蜀”， 各有水利建设。司马迁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又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则只言“溉”。秦国的“郑国渠”，作用也只在“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并不属于“多功能运河的开发”。作者写道：“这些伟大水利专家中郑国渠的时代已当战国末期，其被推定自陕西省泾阳，经过三原、富平、蒲县等地的运河遗构，今日虽然湮没，但其创造历史力量之巨大，则长存于后人印象。”所谓“这些伟大水利专家”费解，或许“专家”为“工程”之错排。而“蒲县”应为“蒲城”。应当指出的是，关于郑国渠的文献遗存中，根本没有关于其“运河”功能的记述。郑国渠的功能，只在“溉浸”，未见其用以“行舟”。有意思的是，翦伯赞对于郑国渠，也有“运河”之称：“据史载秦国曾任用韩国的工程师郑国凿泾水，掘成长三百里的运河，以灌溉田地，把以前认为干旱不毛之地，变为膏腴沃土。这条运河，灌溉四百万亩的土地，每亩收粟一锺，于是国以富强。”（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30 页）所谓“掘成长三百里的运河，以灌溉田地”，似乎混淆了“渠”与“运河”的概念。以“郑国渠”为“运河”的错误不知由何而来，但确实是不符合史籍记录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