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兵不血刃,王在法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1 次 更新时间:2022-04-26 08: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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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开始开会商讨王国的安全问题,要求奥伦治亲王接管英国的行政治理,并召集一个议会大会。”(81—82頁)奥伦治的威廉亲王接受了这个要求,他接下来的诸项行动就都具有合法性的权威。他“平息了英格兰的无政府状态,保护天主教徒免遭进一步的迫害,从城市借钱以应付国家的紧急需要,加强了因国王消失而动摇的治安法官和法庭的权威,将解散了的皇家陆军中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团队合并到了自己的队伍中……”“发布信函要求马上举行选举,在下个月举行议会大会,来处理王位问题和英格兰的未来。”(84页)

  

   议会大会选择威廉亲王为英国国王。然而,“英国宪政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是不能够合法运作的”,“在空位期间召集和选举出来的议会,其合法性不可避免会存在缺陷”,但这正是“革命解决方法”“具有革命性和超法律性的主要成分”(86页),“法治首次被确立”。议会大会推举的国王被英国社会接受,说明没有国王的议会的法律效力得到承认,它一定具有高于国王的立法权威。“自此之后,法律只能经两院共同通过,并得到国王同意的法令所修改。法律的解释权只属于法官”(87页)。反过来,议会推举的国王既没有立法权也没有司法解释权,因而很自然,是接受法律约束的国王。议会之所以选择威廉亲王,是因为议会把“新君主接受这些对王权的限制,作为他们登基的条件”(97页),而威廉接受这一条件。

  

   虽然新国王是议会大会推举的,但从王位继承权维度,威廉的身份会使议会的分歧减少。威廉亲王是詹姆斯二世女儿威廉·安妮的丈夫,而按照英王室的继承排序,安妮仅排在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后面。现在既然詹姆斯二世已携儿子逃离英国,自我废黜并且也废黜了儿子的继承权,安妮是顺理成章的英国国王。因为威廉是安妮的丈夫,并且在挽救英格兰危机时表现出了治国才能,议会才同意他们夫妇俩为共同国王。屈威廉评论道:“这是此次革命中最有革命性的方面,但却是此次革命其他保守特点的必要条件。”(85页)即是说,在没有改变原来的制度规则的条件下,却完成了实际具有革命意义的行动。

  

   确实,在“其他方面”,“既然威廉做了国王,大家认为不必用那些半共和制的限制来束缚他的手脚了”。“从法律角度看,今天的国王保有的行政权和都铎王朝的君主们一样多。”(85页)与詹姆斯二世不同的地方在于,詹姆斯不满足于这些权力,不断地违反法律突破权力的限制,而威廉只要遵守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在法律条文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惯例在发生变化,行政权在逐渐向内阁倾斜,它“代表着下院的多数”。惯例的演变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变迁,它具有灵活性,较少制度变迁的阻力和成本。

  

   因而,我们看一次革命到底会带来多大变化,朝哪个方向变,不在于在革命阶段有形制度发生了多少变化,而在于主导变革的机理是否发生了变化,它为以后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多大的空间和潜力。这次英国的光荣革命,最为实质的变化是主导英国制度走向的力量,已经从国王转到了由贵族的、宗教的和法律的精英组成的团体。另外,看制度变迁的力度不仅要看有形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要看在现有制度下对制度的遵守情况,制度的实际运作,以及无形制度的变化。光荣革命在表面上并没有创制新的制度,而是让已有的制度变得名实相符。

  

   光荣革命所带来的“革命解决办法”,首先是要恢复“一个自由的议会”,“铲除由武力支持下的专横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恢复英格兰古老的法律和一个自由议会的权威”(67页)。革命解决办法第二个重要措施是,“国王不得开除法官”(87页)。这才真正排除了国王对法律的干预。“如果解釋法律的法官仍然依附于国王,法律的至上地位就不能永久保住。”“光荣革命则确保了法官的独立地位。”司法独立不会存在于国王的恻隐之心中,只有法官不担心被国王免职,才会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因而“司法独立这一成果实际上是在光荣革命中取得的”(108页)。

  

   我们一般理解的“革命”总是离不开暴力和流血,这是一种误解。我曾指出,真正成功的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之所以不流血,是因为它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均衡的制度方案,兼顾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也是更有效的制度方案。光荣革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这种不流血的革命不仅成本低,而且是革命后建立的制度更为有效的前提条件。“假使詹姆斯只是被辉格党或托利党单独推翻,在他倒台后随之而来的这个解决办法就不会如此开明,或者如此长久存在了。”(5页)

  

  

  

   由于实行法治,《大宪章》所提出的两项重要原则,“征税要经纳税人同意”和“不经法律正当程序,不能剥夺一个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才真正能够实现。屈威廉说:“通过这种方法,英国不仅得到了政治和宗教的自由,还得到了整个国家的力量,这种力量胜过了法国那种没有限制的君主制的力量。”(10页)

  

   还要看到文本的力量。《大宪章》,自颁布以后历经磨难,多次被废弃,并且长期湮没不闻,但《大宪章》文本的存在仍是至为重要的事情。有了这文本,它的原则就会时不时地被援引,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民族的观念,就会在某些时刻被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就会成为后来制度变迁要求的底本。更重要的是,它还成为贵族与国王之间达成共识的文献基础,而这种共识使不流血的革命成为可能。

  

   《大宪章》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制度,而是要求恢复“古已有之的”“从来就有的”权利。而这些古老的权利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如此形成的习惯不仅是自发的,而且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英国人在表面上采取了最为保守的方案,无论是制度,还是国王的选择,都是从形式上看来最接近原来的规则。这就使变革更容易为保守的英国人所接受,减少了争议和阻力,也就使光荣革命更像是风平浪静的事情。汉娜·阿伦特说:“‘光荣革命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场革命”,“‘革命一词的原义是复辟”;然而她又补充说,这又为“本质上全新的事物埋下了大量伏笔”(《论革命》,译林出版社二00七年版,32页)。这些看似保守的变革却有着极其深远的制度含义,从此建立了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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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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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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