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怎样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孔子德性学说谈起

——《蒙培元全集·文章(1998年-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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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进入专栏)  

   今年的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0年纪念日,在这世纪之交的伟大时刻,纪念这位伟大思想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时代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现在,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时代,所从事的正是“现代化”的事业,那么,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和他所开创的学说对现代社会和21世纪的人类会有什么意义呢?这正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而那些持历史“进步”观点的人,可能会提出种种批评和责难。

  

   我们不必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只要回到现实中来,看看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再进行一些认真的反思,我们就会感到,孔子和他所开创的学说有多么亲切。

  

   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21世纪人类将面临种种新的挑战,其中的挑战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冲突。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后半期,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以人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和形式表现出来,已经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全球性的问题,不只是哪个地区、哪个国家或民族的问题。很多科学家和思想家已经用事实和数据向我们发出警告,人类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过不了很久,甚至等不到下个世纪的结束,人类生存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对此人们不能不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首先应当从人类的生存方式开始,从人类自身开始。

  

   在西方社会,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中心论”便逐渐居于支配地位,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而且是人类向自然“索取”的价值支柱。随着“理性”的发展,西方首先进入了技术时代。“技术进步”造就了现代社会,反过来又推动人的“理性”能力得到空前发展。这一发展,必然以自然界的不可逆转的全面消耗为代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类事实上已经向另一个极端发展:人而且只有人才是自然界的“主人”,自然界变成了被掠夺的“对象”,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够而且应当主宰这个“无生命”的世界,因为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资源。但是,现在人们才发现,自然界的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仅如此,自然资源已经出现了严重匮乏,很多方面已经出现了危机,而现代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至于人类驾驭自然的“理性”,已经被证明不是别的,正是所谓“智性”。这被认为是“人脑”发展的高级产物(人类学家正在力图证明这一点),是“现代人”的标志。但是事实上,作为“理性”,它只是工具性的,它还要为人类的某种目的服务,当人性被归结为“智性”时,人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工具。对于人性的另一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即“德性”,却逐渐淡忘了,或者说“萎缩”了。

  

   现在有人提出要恢复“全面的人”、“完整的人”,且不论他们所说的“全面”、“完整”是什么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智性化”的“理性”,决不是人类理性的全部,这种以征服自然为唯一职能的“理性”一旦失去了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的指导,就会走偏方向,甚至产生严重后果。人们早就担心核武器对人类会随时造成威胁,其实,对自然界的无情掠夺,已经带来了根本性的威胁。

  

   孔子所开创的人文精神,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它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人类的;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它的普遍性意义,就在于承认,人除了“智性”之外,还有“德性”。“德性”之对于人,就如同水火菽粟一样,是一日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德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因此,要从“德性”的立场出发去对待自然界,去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文化成”。“辅相天地之宜”、“裁成天地之化”,完成自然界的化育之功,是由人的“德性”所决定的。这不仅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是现代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自然界是否只是受盲目必然性所支配的机械的无生命的世界?人与自然界是不是仅仅是认识与被认识、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这已经变成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重大问题。孔子并不完全否定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作用,但他更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的价值关系。这种关系的前提是承认自然界是有生命的,是有价值意义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的生命、人的“德性”,从根本上说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自然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是孔子对“天”即自然界的基本看法。《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对孔子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人是天地之所生,人的“德性”也是天地“生生之德”的实现。因此,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它首先是生命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问题。

  

   人的“德性”的核心便是“仁”,“仁”就是人,“仁者人也”(孟子语)。这是孔子对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最充分的肯定。但他绝没有把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仁”不是别的,就是自然界生命意义的实现。当后儒提出“仁者生也”这一命题时,他们是深刻体会到孔子学说的精神的。这里既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又批评了人的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可以获得认识的“绝对真理”,以满足人的需要。当人们这样思考问题时,就已经有“隔”了,即把自己和自然界隔绝开来、对立起来了,人的存在的意义问题也就被取消了。

  

   人即仁不仅是一个主体范畴,而且是一个关系范畴,只能在关系中存在。仁不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同情与爱(这是人的情感的“不容已”的真实实现),而且表现为人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普遍关怀。一方面,人需要依靠自然界作为生存的条件,需要从自然界取得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人必须以自然界为家园。乾父坤母,大地才是人类的母亲。人要将自然界的万物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护它、保护它,这才是人即仁的生活的态度。这种伟大的胸怀和责任感不是一般的“自然主义”哲学所能比拟的,也不是所谓“自然神论”或“泛神论”的问题。

  

   孔子说:“仁者乐山,知者乐水。”这既是美学上的愉悦,也是道德上的享受,只有对大自然充满生命关怀之情,才能实现这种“乐”。“仁”和“知”都是人的“德性”,而此所谓“知”,既有知性的成分,又不是单纯的知性,它必须和“仁德”联系起来,是“仁者之知”。有些论者常常把孔子的“仁”说成是社会伦理,只限于人际关系;其实,孔子是把人间关怀与自然关怀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著名的“吾与点也”,就是将“浴”于春风阳光中的自然和谐与“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人间关怀统一起来了。当他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时,又包含了多少人生感悟。这是一种深刻的哲思,是一种生命关怀,其中包含着对人生意义的探求。这种探求,与感悟自然界的生命之流是不能分开的。孟子一方面提倡“人禽之辨”,另一方面却又提出“仁民爱物”之说,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不是的。原来“人禽之辨”只是为了树立人的道德主体性,使人自觉其“仁性”,而“仁性”的实现则不但要“仁民”,而且要“爱物”。只有这样,“仁”的意义才是完整的。

  

   我们承认,人类的价值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而且不同文化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这就是,人类生命是由自然界“给予”的,不管进化论者和人类学家如何说明人的进化过程以及生命产生的奥秘,当代最新科学已经提出自然界的目的性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既然人的生命来源于自然界,那么人的“德性”来自何处?人能不能将肉体归之于自然,而将精神、德性等等归之于另一个世界?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更何况,有些问题不是科学能够完全解决的(至少目前如此)。孔子的“德性”思想,将自然界视作生命之源、价值之源,是有深刻意义的。有了这一前提,我们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天地万物之中,人是最高贵的,但人之所以为“贵”,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以“主宰者”自居,以“征服者”自命,而是承认自然界的万物也有自己的价值,所以要爱护它、要尊重它。人与万物其实是平等的,人不必“自小”,也不必“自大”,而是要同万物和谐共处,如同中国哲人们所说,要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是有人才能做到,而且必须由人去完成,这才是人之所以为“贵”者。因此,孔子及其后继者们,是反对“自私而用智”的。

  

   将“用智”同“自私”联系起来,这也是不同寻常的。纵观现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智性”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为“自私”这一目的服务呢?(这同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不能等同)为“自私”而“用智”,不仅伤害同类,而且伤害万物,其结果是人的“德性”的丧失。现在人们只是认识到,对自然界的征服与掠夺,已经引起了自然界的“报复”,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这首先是人自身的“德性”出了问题?很清楚,对待自然界的态度问题,不能只从“利益”上考虑,还要从更高的层面上考虑,这就是人的目的性问题。

  

   目的即是善,“德性”即是仁,仁就是善。善不是一个抽象的形式概念,而是有真实内容的。人类要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不能没有美和善,这也是人性问题。我们不能说,人什么也不是,好像只有如此,人才能回到“原始本真”。儒家所说的“继善成性”,就是实现自然界的目的,完成自己的德性,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人类只有恢复这样的“德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才能解决所谓“生态”、“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然不只是“德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解决“德性”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便无法解决,它是确立人与自然界伦理关系的基础。

  

   现在,西方已有学者提倡“德性”问题,麦金太尔就是一个代表。但他认为,孔子的“德性”学说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德性”学说是“不可公度”的。[1] 关于“公度性”问题,我们不去讨论,只就“德性”而言,亚里士多德至少提出两种“德性”(或“美德”),一是心智方面的,一是道德方面的。他说:“道德方面的美德没有一种是由于自然而产生的。”[2] 但又说:“我们是由于自然而适于接纳美德,又由于习惯而达于完善。”[3] 这后一种说法与孔子的“德性说”多少有些相近。亚氏又有“四因说”,其中的目的因在其发展中走向超自然的实体论,这与孔子关于“天”的学说是不同的。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二者没有“对话”的任何可能呢?人类有不同的语言和“习惯”,但由此证明人类没有共同的本性和“思想”,这本身就是由某种哲学所决定的。不同哲学与文化之间如果不能进行对话,那么,对人类发展而言,其结果就是悲惨的。现在世界已进入“一体化”时代,这不能说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也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它必然在文化、哲学、宗教等方面有所反映,而孔子的“德性”思想,将在这一过程中对全人类做出贡献。

   [1] 见《不可公度性:真理和儒家及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关于德性的对话》,《孔子研究》1998年第4期。

  

   [2]《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22页。

  

   [3]《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23页。

  

* 原载台湾《鹅湖》第291期,1999年9月版,第1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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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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