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看来，儒学研究到了今日，似乎无话可说了。一则因为，儒学已经过时了，要研究只能是“钻故纸堆”；再则因为，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再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其实不然。

曾经影响过19世纪西方哲学的某个哲学家早就说过，中国的孔夫子只有“格言”，没有“哲学”，但现在已没有人认真对待这句话了。20世纪又有人说，中国的儒家只有“政治伦理”，没有“宗教伦理”（当然更谈不上“宗教改革”），这句话长期以来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儒学研究，很多人认为儒学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没有什么“超越意识”，但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等人提出，儒学是“理想主义”的，是很有“超越意识”的，他的论著影响了很多青年人。近几年来，人们普遍关心“现代性”一类的问题，试图找到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定位，努力挖掘儒学的精神资源，但什么是“现代性”，首先就有不同理解，更不要说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可见，问题不断出现，研究也不断发展。

儒学研究理应跟上时代步伐，更要有“问题意识”。这同“赶潮流”、“赶时髦”是两码事。有人一听到“儒学的现代意义”就神经紧张，以为是要否定什么什么了。其实大可不必。只有根据现实提出的问题，对传统进行反思，才有可能找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路子，儒学研究也不例外，想同一切传统“彻底决裂”是不可能的。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真正构成事物发展的重要环节、因素或条件的那些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问题就能构成“问题意识”。从目前儒学研究的情形看，大体有两方面的“问题意识”，一是现实方面的，一是理论方面的。这两方面是有联系的，但又不是单纯因果性的。这样说主要是防止儒学理论研究要立即发生实效那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理论研究只能回到书斋，与现实不发生关系。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只要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性研究，都有时代气息、时代精神。

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理论层面上看，儒学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因为它毕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代表了民族精神，有丰富的智慧。

前些年，有人从东亚崛起的事实中找到一个“东亚模式”，即“儒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但是自从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便有人迅速做出反应：所谓“东亚模式”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有病”的。这多少影响到人们的看法，研究儒学还有没有意义？至于理论方面，自从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将儒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相结合，提出各自的理论体系，特别是牟宗三以其对儒学的独特理解方式提出一套理论体系之后，不少人认为，儒学的理论问题已经到了“尽头”，再也无话可说了。

当然，进行儒学研究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并不是一回事，不能将二者等同。人们常说，要进行“科学”研究，还有人说，要进行“纯学术”研究。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学术研究，如果没有时代意识，没有新的问题，没有新的观点和方法，这样的研究是不会有多大价值的。胡适提倡考据学，也是有强烈的时代意识的，那就是引进“科学方法”，并不是找到几条资料就算学术研究了。

究竟有没有“东亚模式”一类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至于说它“有病”，这倒是值得重视的。因为问题的提出和责难都是从某种模式即“韦伯模式”而来的，但“韦伯模式”是不是普遍性的“经典模式”，并不是不可怀疑的。但无论如何，儒学在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居于何种地位、起着何种作用，都是值得研究的。与此相关的，诸如社会、家庭、教育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等，都在研究范围之内。但这类研究，最好少用“模式化”、“抽象化”的语言，多进行一些实证性的分析与综合。

理论研究则不同，不仅“问题”很多，“方法”很多，而且发挥创造的余地也很多。应当承认，这些年来儒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这是必要的、值得高兴的。但是，理论方面的研究需要更多建树，要开出新的境界。

开展儒学的理论性研究，需要在较大的知识背景下进行，视界要开阔，理论要扎实，方法要新颖，特别要了解西方哲学的进展和问题，在比较中进行反思，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不断进行创造性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研究同其他研究一样，其贡献不在于结论本身，而在于问题的提出。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儒学研究只能在开放的意识下进行。时代在变化，理论在发展，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在世界文化与哲学的发展中找到儒学的位置与作用，任务是艰巨的，任重而道远。有人提出从“全球意识”出发研究中国文化与儒学，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所谓“全球意识”，并不是离开中国文化与儒学去找一个抽象的“全球意识”，而是在儒学与其他哲学文化的比较中观察思考全球问题，这就需要更加突显儒学自身的特点。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理解“一体化”的问题。走“中西会通”的路，本来是很好的，但这是一个需要长期为之不懈努力的过程，一些大师级的前辈学者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但要真正实现中西“融合”，则谈何容易。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前辈们的时代，用西方某一个或某一派的哲学观点与方法来解释儒家哲学，而是要在对西方主流哲学与文化尽可能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重新反思儒学的独特性。只有了解自己的独特性，才能思考“融合”的可能性，就如同世界的“一体化”必须以“多元化”为前提一样。

这样看来，儒学研究中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是很多的，但有些问题可能被认为是“老问题”而被搁置起来了，没有看到它的现代性意义；有些问题不被看成是“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有些问题未经认真反思而被放过了，有些则被其他问题掩盖起来了。试举几个例子。

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既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又是一个现代的全球性问题。21世纪的生态、环境与发展问题将是非常严重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无论属于哪个民族或国家，都不能不面对它，并重新反思它。儒学在这方面有极其重要的论述，需要我们重新解释，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资源。有人说，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对现代社会没有积极意义。事情究竟如何，正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不是几句话就能作结论的。现在随着问题的尖锐化，在西方“自然主义”又流行起来了。儒家（还有道家）也讲“自然”，但儒家所说的“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同西方的“自然主义”有没有区别？“自然”有没有目的性？连最新的自然科学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是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关于“自然”的概念就算解决问题了？这里有深刻的哲学问题。

再如人的问题。大家承认，儒学从根本上就是人学，但它有没有更深层的意义？随着工具理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家不约而同地重新提出人的存在问题，有人主张回到“完整的人”、“本真的人”、“完全的人”，这也是一个时代问题。人仅仅是“理性动物”、“符号动物”，还是“一堆要素”或“可能性”，即什么也不是？要讨论人的存在问题，就不能没有情感，而情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又是中西哲学长期讨论的大问题。其实，儒家在这方面有非常细致、深刻的论述，只是过去由于我们套用西方哲学以解释中国哲学，因此这些重要内容被排除在外，现在是不是需要认真研究呢？把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视之为“非理性”，这是西方的传统，但儒家又是如何说的？人们喜欢谈论的儒家“道德理性主义”如果离开情感，还能剩下什么呢？

又如实体与境界的问题。在儒学研究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牟宗三先生很关注宗教问题，但牟先生的“既宗教又伦理”的学说，其理论基础则是西方的实体论，特别是康德形而上学的实体论，他有“道德实体”与“宇宙实体”之说。冯友兰先生讲境界，但又是从“实在”和概念认识的观点去讲。儒学究竟是实体论，还是境界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境界问题是儒学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其精髓之所在，但究竟应当怎样讲？境界与实体、境界与认识有何关系？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哲学问题，涉及哲学与宗教的许多方面，需要我们进行有深度的研究，我自己深感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困难。

我举这几个例子，只想说明，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要说的话题很多，而且很有理论意义，并不是说，儒学研究只有这些问题。“问题”需要我们发现，需要我们提出。只要我们站在时代的理论高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进行创造性探索，就会做出新贡献，使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境界。

* 原载《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第8‒10页。此文作于1999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