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毅:《宪法》民族团结义务条款的规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 次 更新时间:2022-04-21 00: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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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毅  

  

   摘要:  “团结”存在动词与形容词的属性差异,现代以形容词义为主的“民族团结”以平等为前提,径由中国历部宪法不断发展完善。《宪法》第52条民族团结义务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化的核心规范,对其宪法内涵,应从第52条自身及其分别与序言和总纲第4条的关系共三个层次梯度诠释;对其外延的解读则可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的法制体系入手。民族团结作为基本义务进入宪法文本,有其坚实的理论、逻辑和渊源基础,其内涵明确、规范谱系定位清晰、实施机制完善。当前,应促进民族团结政策话语的法治转向,做好理论和实践双重准备,适时启动《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的制定。

   关键词:  《宪法》第52条;民族团结;宪法基本义务;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石榴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52条的民族团结义务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化的核心规范之一,相关研究分为四类:一是基于宪法文本对“民族团结”问题的规范阐释,此类成果相对鲜见;[1]二是在研究宪法基本义务条款时附带涉及民族团结义务;[2]三是从价值论等宏观法律视角探讨民族团结,相关条款往往仅作背书式引用;[3]四是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附带分析民族团结立法问题。[4]既有研究呈现 “三多三少”特征,即:关联性研究多而针对性关注少、政策性研究多而规范性关注少、单一文本研究多而规范体系关注少,难以匹配《宪法》第52条的规范地位。

   本文将对第52条展开规范分析,核心关切有三:民族团结的宪法内涵如何诠释?民族团结的基本义务属性如何证立?作为基本义务条款的第52条如何实现?

   一、“团结”的差异化诠释与“民族团结”的政法脉络

   (一)词性之辩:“团结”内涵的差异化诠释

   语法结构上,“民族团结”表述系由“民族”和“团结”两个要素构成的偏正关系,但目前对该表述内涵的文义分析和描述却重“民族”而轻“团结”。[5]实际上,“团结”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种存在两种词性:作动词时解作“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作形容词时解作“齐心协力,结合尽力;和睦”。[6]在《宪法》第52条“维护民族团结”这一动宾结构框架下,当代主流语境中的“民族团结”在语法上实为一种省文,即“民族团结的状态(局面)”,形容词性的“团结”显然构成前述语义逻辑的基础。但这也并未完全排斥动词性“团结”参与解释的空间,因为“团结”本身亦可视作对“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的修饰,即作为状语出现,这对“民族团结”的理解同样意义重大。

   由上,“民族团结”之“团结”可作两种理解:狭义上,主要指动词性的民族间的“联合或结合”;广义上,除前述狭义理解外,还可指涉形容词性的民族关系的“和睦”。两者区分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存在“民族平等”的前提。易言之,如果民族间不存在平等关系,[7]那么即便存在“和睦”的状态,也难以真正反映“团结”的本质特征。毛泽东曾精辟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和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统治的结果。现在……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8]其引申判断有二,一是民族平等乃是兼具动词和形容词性的广义民族团结的前提,即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各民族平等的联合”;[9]二是在中共相关民族团结思想形成之前很难说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团结。[10]

   (二)历史的先声:“民族团结”的发展脉络

   在古代,自五服制始,就具有鲜明的“不平等”烙印,如据《国语》,要服地者应为蛮夷族,即南方的苗蛮和东方的东夷;对于荒服,《史记集解》则引马融语形容为“政教荒忽”。[11]《左传》载管仲语:“戎狄豺狼,不可厌也”;魏绛亦言:“戎,禽兽也”;《国语·周语》载富辰言:“狄,豺狼之德也”;《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纪,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12]这在实质上窒息了民族平等的空间,导致形容词性“团结”的制度出场丧失了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李世民的“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还是皇太极的“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13]又或是雍正的“华夷一家”“华夏一体”[14]虽然都含有联合不同民族的意蕴,但难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团结同日而语。

   通常认为,“国内各民族平等”的观念系在清末民初形成的。[15]近代的民族“团结”最初以动词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如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提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整一大中华民族。”[16]这种理解在当时的制度实践上集中体现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新疆伊犁地区成立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及袁世凯时期的“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即便到后来蒋介石将除汉族外的其他民族皆称作“宗族”,却也依然承认“五族联邦”这一“联合”意涵的团结模式。[17]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主张最早同样源于“联合”的内涵。早在1924年11月,瞿秋白在《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一文中就将“各民族的合作”即“现实的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联合”视作“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18]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亦有“争取与团结回民,提高回汉两民族的联合与团结”的提法;[19]1937年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1938年10月毛泽东《论新阶段》的“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1940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巩固抗日团结”等,[20]皆为“联合”之意的动词性民族“团结”。对此,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集中总结道:“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因此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21]

   作为当前主流解释方案的形容词性的“团结”在中共政策史上的出现则相对较晚,其形式标志是“团结”与“民族关系”的初步耦合。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在他们(即蒙、回、藏等民族)成立了独立国家之后,则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他们自愿的原则,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联邦”;[22]1936年2月的《川黔滇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中出现了“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的提法;[23]1941年10月吴玉章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及:“我们讲民族问题,是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基础的”,[24]团结与自由平等一并成为民族关系的修饰成份;1947年4月《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建立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则象征着形容词性民族“团结”的正式确立。[25]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中“团结”的双重属性和发展脉络主要呈现四个特点。

   第一,形式上,动词性的民族“团结”占比相对较大。这一方面体现在作为动词的民族“团结”在出场频率上高于形容词属性;[26]另一方面,即使在讨论民族关系的相对宏观的场合,也不乏动词性“团结”的身影,如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即指出:“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27]这实际是由当时的斗争和革命形势所决定的。

   第二,实质上,强调以平等作为团结的前提。如,1924年9月,陈独秀在《我们的回答》一文中区分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后者又被明确解读为“平等的民族主义”;[28]又如,1940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在提到“巩固抗日团结”时,首先即要求“以平等友爱的精神对待回族人民”;[29]还如,1940年11月《关于晋察冀边区政府目前的施政纲领》亦明确:“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亲密团结抗战”;[30]等等。

   第三,进路上,以反对大汉族主义作为实现民族平等的重要路径。如,早在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即明确提出:“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31]又如,1938年10月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指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改善国民政府与少数民族族地方政府的关系”;[32]还如,1941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对京冀豫边去目前建设的主张》要求:“在民主选举中,应予少数民族以优待,反对看不起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33]并在同年7月的《京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予以重申。[34]前述思想亦可视作现行《宪法》序言第11段的部分渊源。

   第四,逻辑上,对不同类型的民族团结进行了初步划分。目前对于“民族团结”的解释重在对“民族”的不同情形即“团结”发生的场域进行分类,[35]这在中共早期的政策文件中已有端倪,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最常见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1934年《对苗瑶民的口号》等反映的汉族与苗族、瑶族关系;[36]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反映的汉族与彝族关系;[37]1936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反映的汉族与回族关系;[38]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反映的汉族与蒙古族关系;[39]等等。二是概括提及的各民族间关系。如1936年《川黔滇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的“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40]1938年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团结中华各族一致抗日”、[41]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改善各族关系巩固团结抗日”等。[42]三是聚焦特定少数民族内部或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前者如1947年《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电》中的“我们一定能遵从你们指示,团结民族内部”;后者如1947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复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电》中的“蒙古民族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43]

   (三)新中国规范史:宪法文本中的“民族团结”

   新中国宪法文本中的“民族团结”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前述对“团结”词性差异化诠释的传统模式。

   1949年的《共同纲领》实现了民族团结的“准宪法化”。其全篇出现的3处“团结”的表述中,有2处与“民族”直接关联,均为形容词属性,且均位于第50条,这基本奠定了《宪法》文本中从正(实行民族团结)、反(禁止分裂民族团结)两个维度规制民族团结问题的模式。

   五四宪法进一步提升了民族团结的规范地位,全篇出现的4处“团结”中,有3处与“民族”直接关联,并开创了在序言部分强调民族团结问题的先河。其中,序言第5段的“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和第3条第2款的“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延续了正、反两个维度的规制模式,且均为形容词性;但序言第5段“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则显为动词性,首次在宪法文本中明确实现了民族“团结”的广义化。

七五宪法全篇3处“团结”均指向民族的场域,从侧面突出了对民族团结的重视,但遗憾的是民族团结规定均位于其时效力尚存争议的序言部分。一方面,七五宪法第5、6段的“团结”为形容词性,第8段的则为动词性,延续了五四宪法的广义化立场;但另一方面,七五宪法也取消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反面视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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