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晚年杨第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01 次 更新时间:2011-12-15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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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继东 (进入专栏)  

我认识杨第甫老很晚,大约是在1996年吧。此前,我读过他的回忆录《吹尽狂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9月版),印象是,杨老敢说真话;并与朋友说过,如谁要了解湖南建国头30年的高层斗争内幕,读他的回忆录或许就知道一个大概了。尽管我知道,回忆录是不一定靠得住的,但杨老这本回忆录,是值得重视的。记得我第一次拜见杨老时,话题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我曾写过一篇《历史是不能欺骗的——读杨第甫的两本书》,在《博览群书》和《同舟共进》等先后发过。我给杨老送去样刊,他读了是满意的。1999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吹尽狂沙》修订本时,他曾征求我意见,问我是否同意让他将《历史是不能欺骗的》作这个修订本的代序,我当然同意了。后来他秘书告诉我,因有人向他进言,说我此文是散文,还是不收为好,于是他又放弃了。这里还要交待一句:他决定出版《吹尽狂沙》修订本时,曾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去他家,要求我为他整理此书。但那时我还居无定所,有漂泊之累,恐延误他的时间,于是没有答应。看得出,有一段时间,杨老还为此有点不高兴。?

在我印象里,杨老虽是党的高级官员,但骨子里依然是个知识分子。是官员,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放弃自我;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又想竭力坚持一点自我和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于是,他常常在“官员”和“知识分子”之间踌躇。共产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决心做到,但具体行事,他又是“秉性难移”。这一点,从杨老的《吹尽狂沙》里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对我是普遍性,爱国是我的特殊性。我从来没有要建大同社会的想法。那时大学毕业为了找出路,去了延安。我之所以反蒋,是因为蒋不抗日。我有许多机会,我可以通天,升官发财什么的,门路很多,但我一概不去找……”这是1998年9月20日杨老对我说的。而这时,杨老离开湖南省政协党组书记、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位子已整整13年了。?

杨老的晚年,有反思意识,虽然耄耋之年,但思想敏锐,对当下有清醒的忧患意识;与我这个自以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也有许多共鸣。我曾应省党史委之约采访他,以访谈形式写了《我所知道的黄克诚》。文章末尾,我借他的口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绞在一起,尤其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精神,不回避问题和矛盾。要知道,在当前,任何空话、大话、套话都是有害无益的。去年,任仲夷在《南方日报》发表《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认为谈得实在,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没想到让他过目时,杨老竟将说到任仲夷的几句话删掉了。他说:“这要不得。哪有一个党派领导下的民主?这是一党独裁。”我后来将任老全文拿给他看,他同意了,并说:“四个坚持本来就不对嘛。为什么只能让共产党领导?”我当时很谅讶,因为杨老是1938年冒死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呀!我想,杨老思想的变化,很可能是受其儿子杨小凯的影响。杨小凯是澳洲拉莫什大学教授,当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17岁时曾写出《中国向何处去?》,并因此蒙冤入狱十年。杨老承认,儿子的中文著作他是必读的,除非是很深澳的“经济学原理”。?

杨老生于1911年,长我42岁,但我们交流没有代沟或障碍。我要是读到估计他感兴趣的好文章,就送给他看看;他也一样,要是看到好文章或是好书,就打电话告诉我,要我一定读读。记得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就是在杨老那里最先读到的。(杨老在美国的女儿以电邮将此文发给在深圳的姐姐,其姐姐再打印寄给杨老)读完之后,我复印一份,立即推荐给当时的《书屋》主编周实先生。我说:“此文令人灵魂震颤,稍经处理就可发表。”后来此文在《书屋》发表了。如果没有杨老,不知大陆读者要推迟多久才能看到这篇20世纪写母亲的杰作。还有,潘旭澜的《太平杂说》出版后,他立即让秘书买了一本。待我去看他,他说此书一定要读。他还说,太平军曾打到湘潭,杀了几个家族的人。当时老百姓叫他们“长毛贼”。前些天,中央电视台播《太平天国》,我不看。有人说,太平军比法轮功还坏,因为法轮功没武装,他们有武装,杀人如麻。洪秀全利用“拜上帝会”愚弄人民,控制人民,杀了多少人呵。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历史早有定论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失和。蒋介石当时曾以曾国藩自命,而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视为太平军一流。于是共产党发动了对曾国藩的批判,产生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类的文章——这就是当时贬斥曾国藩的背景。历史早翻过了这一页,今天还这么写,就有失历史的真实了。杨第甫1991年出版的《吹尽狂沙》,谈到曾国藩等湖湘旧人,也是这个观点。?

杨老三次去延安,前两次去了又要他回来开展地下工作。1941年,他从南方局去延安后就进了中央党校,直到1945年调去东北。在延安4年,他被“整风”整了3年。1942年妻子陈素来延安了,但不能见面。3年里,只在开大会时见过一面,彼此没说一句话,妻子只是将他的手捏了一下,就离开了,因为杨老是整风对象呀!“捏手”这个细节,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了。我读到这个细节,心仿佛被刀绞了一下,有一种痛切骨髓的感觉。2000年8月18至28日,得杨老之约,我每天去听他谈一个小时。我想让他详详细细谈那延安4年,想让他把“捏手”这个细节再前前后后细化一下,但他只记得这些了:延安搞大生产,每个人要积肥,陈素希望能碰上每天清晨捡狗粪的他,但就是没碰上一回,直到1945年后,他才被“解放”,和妻子一起去了东北。我问他:“你想妻子,近在咫尺而不得见,从人性的角度看,你不感到残酷吗?”他说:“残酷。共产党本来是最残酷的,但那时不这样认为。”杨老这些天的谈话,可惜我没录音,是笔记的,大概有一两万字;如实整理的话,发表还有困难,于是至今我还没有整理。?

写这篇小文时,我把那本笔记又翻出来,见我当时不仅记其谈,而且每次谈话后,我又小结了几句。8月21日下午小结有这么几句——这次见面,杨老说:“我可能要走了,你也在抢救文史资料哪!”我说不会的。8月24日下午,我因事没去,下午四点多他打来电话问:“今天怎么不来了?”8月25日下午我去他家,杨老正靠在卧室的滕椅上。他夫人说:“杨老今天有点不好过。”我说:“那我明天再来吧。”他夫人却又说:“那你还是去见见他,他心里好过些。”我见了杨老。他说:“我不住院,我要自己抢救自己。”8月27日我去了,他说,你不是要我谈周小舟吗?周小舟可谈,华国锋也可谈,但张平化我不想谈——他的意思是不屑于谈。周惠整他最厉害,使他仕途遇挫。1980年代周惠任内蒙古书记时,把他接去内蒙,与他促膝长谈。周惠说,“第甫,我要向你检讨。当时我们太蠢了,要是现在,我就不会那样做了……”之后,周惠又陪他去延安旧地重游一趟。杨老说,对周惠,我原谅他了。杨老的宽容,在《吹尽狂沙》中也可以看出。这天谈话后,我说,我们谈话就告一段落了,以后你想起什么要谈,就电话找我吧。第二天,他秘书告诉我说,杨老要你上午去他家里,他还有两件事跟你说说。我去了,原来是他看了香港《镜报》杂志上的文章,说“江李体制”如何如何,他同情朱?基,说他“把经济稳住了,又把他踢开了”,云云。?

我编的《湘声报》“文化”副刊,后来改名“文化·沧桑”,杨老每期必读。2002年1月10日副刊版发了一则简讯,开列了2001年第四季度本版被《杂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读者参考》等刊物转载的文章篇目,他看了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小报,一个季度竟有十多篇文章被转载。确实是小报办出了大气象。”他还要我去他那里谈谈。我去了,他就评点起这一期的版面了。这一期我发了丁东的《失职的年代》和党国英的《什么是好学风》。杨老说,这两篇文章实质上是讲同一个问题,即知识分子怎样做人和怎样做学问,很有现实感。也许知识分子读了,更有共鸣。本期还发了篇评说两部电视剧的随笔:《孙中山为何斗不过康熙》,作者是针对“孙剧”收视率大大低于“康剧”问题说的。杨老说,他读此文,首先想到了这两个人——康熙盛世,国泰民安,传统的中国人只望生活富裕而安定,所以喜欢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好,但没有实现。孙中山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募捐、革命、打仗。他为了民主,让出了总统位子,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袁世凯复辟了。这篇文章好就好在它批评了中国人的“好皇帝”思想。到今天,中国人还指望出现一个“好皇帝”,而不去追求有一个“好制度”,这说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调来省政协报社,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房子。杨老虽管不了这些,但他问我,还问过他的秘书,“向继东怎么不分房子?”有一次我曾对杨老开玩笑说:“杨老,要是您在位时我认识您就好了。”杨老笑了笑,没说什么。其实,假如他真的在位,我也真的在他的治下,也不见得会有多少接触,因为我向来不会攀附什么,况且像他这样级别的领导,政务繁忙,也很可能无暇垂注我辈人物。?

杨老是2002年10月18日去世的,记得进医院前两天还给我打来电话。那时网上有关于杨老儿子的传言,说杨小凯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了,杨老当然希望儿子得此大奖。那次电话就是说这事儿。末了,我问他这两天还好吗?他说:“年纪这么大了,好不到哪里去。我只想无疾而终。”这回杨老真的“终老”去了。参加完杨老的追悼会,本拟即写这篇小文,但因俗务缠身,久未动笔,一拖竟过去了半年多。记得有一次,在杨老身边工作过的刘正莲女士曾和我开玩笑说:“向记者,杨老托梦给我,催你写纪念他的文章呢。”这下拉拉杂杂,写了这些,不知杨老在天之灵有知否。

200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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