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强:世界文学谱系研究:一种阐释性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22-04-19 20:35:00

进入专题: 世界文学       谱系研究       阐释性建构     (多)源点性       偶然性       变异性  

乔国强  

  

   引言

  

   世界文学的谱系学研究是个大话题,其中含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来讨论。但是无论如何讨论,总有如下的几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即:目前所谈的世界文学是怎样的一种文学?它是一种文学还是若干种不同的文学?这样的世界文学是否存在着某种谱系?这种谱系是以何种形式呈现出来的?其意义为何?

   “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并不是古而有之,它远晚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文学。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后世的人如歌德等根据自己的理念构建出来的。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如下的两个事实:第一,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客体,它更多是存在于观念中,确切说是存在于依据某种观念的构建和展开之中。总之,它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概念,其内涵、外延及存在形式不能按照已有的文学格局来命名和罗列,而是需要伴随多变性的文学现实加以推演与构建。第二,世界文学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一个“大一统”的观念。之所以要这样断言,是因为它没有既定的共同源点,也没有固定的分布与交流地图。如果非要给“世界文学”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一个总称;它是在价值取向、审美趣味、表现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民族特征,但是,在传诵流通的过程中却逐渐趋向文化认同的一种文学。也就是说,文化认同才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中之重的环节。

   假如从这个逻辑层面出发,早期歌德等人对“世界文学”的构想已经不适应当代的发展形势了。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尽管歌德等人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有强调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是一种即将涌现的潮流的意思,但是,以今天的观察视角来看,他们所提出的这一概念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的“世界文学”,主要是指称在欧洲范围内进行文学思想、文学主题、作品结构、文类变化等交流的一种体系和文学作品载体。另外,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分别以自己的民族文学作为“源点”来谈世界文学。换句话说,他们视域中的世界文学,是建立在其本民族文学基础上的一种文学蔓延,即呈现出一种母与子的谱系关系。

   这样一来,世界文学谱系研究至少会出现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是依据歌德等人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来研究世界文学的谱系;二是依据现在所界定的世界文学概念来讨论和构建世界文学的谱系。显然,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将构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阐释结构,从而导致有着根本差异的阐释结论。然而,不管从哪个研究路径切入,我们都将无法回避“谱系”(genealogy)研究的本义。中古英文genealogie(现代英文genealogy)源自法文和拉丁文的genealogia、古希腊文的genea race这一词组;其词根均是“genea”,即“基因”的意思,指的是构成族、类、家庭、本、种类谱系的最初始和最基本的单位。这一思路其实也就是谱系的研究思路,所以下文的论述将围绕谱系中的这个“基因”来进行。

   假如我们把“基因”的诞生视为一个“源点”的话,那么其存活后便顺其自然地拥有两大特征:遗传性和变异性。同样道理,世界文学或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谈法与构建,但是,涉猎世界文学的谱系问题时,就必然要牵涉其诞生的源点、发展的过程以及变异等问题。所以,为了把世界文学谱系梳理清楚,需要分两步走:首先,追究能遗传下来且构成该谱系的“基因”或“源点”;其次,寻找其变异的踪迹。

  

   一、以欧洲为“源点”的世界文学谱系

  

   歌德等人在近两个世纪前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有其独到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应站在当下的历史节点予以否定。世界在前进,我们对问题的认知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按照本文既定的论述逻辑,似应逾越歌德等人的世界文学概念,而直接进入另一种世界文学构建的模式中。但是,这样显然缺少了一个梳理来龙去脉的环节——没有历史的比照也难以显示出新构建概念的合理性。为了讨论上的方便,本文还是从歌德等人所提出的以欧洲为“源点”的世界文学概念入手,并继续假设这一概念(即说欧洲或欧洲文学就是世界文学的“源点”)是合理的。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欧洲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源点”有两个,一个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学,历史上称之为“二希”传统。

   古希腊-罗马文学之所以能成为欧洲文学的“源点”,首先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制度分不开。古希腊位于欧洲的南部,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跨欧、亚、非三洲的地区强国,其发达的航海业和商业方便了其与周边地区和古代东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流、影响。其次,古希腊较早出现的由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转换的社会环境与随之出现的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也是催生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一些重要因素。

   古希腊-罗马文学早期的主要成就是荷马史诗、古希腊-罗马神话、古希腊悲剧以及古希腊的诗学思想等。这几大门类分别从思想性、艺术形式、理论构建等方面奠定了其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成为歌德等人心目中的“世界文学”这条长河的“源点”。构成这个“源点”的核心价值内涵应该是早期人本主义思想。这一点在古希腊-罗马文学的早期作品中有着相当清晰的表现,如在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神话中,诸神都具有人格化特征,即他们不但拥有人的体貌、人的性格,而且还拥有人的思想抱负、七情六欲以及人性的弱点等。他们在同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英雄的气概、智慧以及爱憎分明的思想情愫,成为后世欧洲人本主义思想的滥觞和基础,并且,作为一种“原型”洋溢在欧洲各国随后出现的文学中,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发扬光大。像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戏剧等作品中所展现出的重视人的现世生活和现世幸福,重视人的个性权利和人格尊严,肯定和歌颂人性之美等方面的价值向度,无疑都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张扬。

   总之,由古希腊-罗马文学早期所奠定的这种人本主义精神和思想,经过文艺复兴的阐释和过渡,一举成为欧洲随后所出现的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各大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最基本、最核心的精神范畴。这种精神范畴通过不同时代的一部部伟大文学作品得以存活和光大,并最终共同构成和谱写了歌德等人所提出的那个世界文学谱系。

   除了上述的思想与精神外,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所出现的诸多艺术形式,也是歌德等人提出欧洲文学是世界文学“源点”的另一个原因。如荷马史诗开创了欧洲文学叙事的先例;古希腊-罗马神话、古希腊悲剧以及其他叙事方式——神话、诗歌、散文、小说等,为后世奠定了主要的文学体裁或形式范式。此外,在古希腊哲学背景上形成的古希腊悲剧理论、创作方法、美学观念等文艺思想,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起到了深刻的理论影响,从而成为后世相关学科发展的“源点”性基础。有学者甚至认为,我们目前仍然生活在柏拉图的“世界画面”(world picture)里,我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界定真理的方法、与客观世界的互动、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等,无不受其规约。这个说法显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欧洲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另一个“源点”,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语境里的文学传统。从整体上说,犹太人的文化对西方文化具有两个特殊的意义。一是犹太人的《圣经》(《圣经·旧约》的前五章)对基督教文化所产生的两个重要影响:基督教《圣经》是在犹太人的《圣经》的基础上完成的;犹太人的《圣经》是基督教《圣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基督教的宗教文化是建立在犹太宗教文化的基础之上。二是由于外敌的入侵,犹太人失去了家园,不得不散居、流散在世界各地。事实上,他们流散的过程也就是对其他民族施加影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一个双向的作用,即:犹太人的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会影响其他民族的生活与思想;与此同时,其他民族的文化又会给其带来一个反影响。这在无形之中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凝聚与传播。

   既然犹太人的文化在基督教的宗教文化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需要对犹太人的文化做一个简短的回顾。早在约公元前400年就已经成文的犹太人的《圣经》(Pentateuch,也称为《上帝的话》),内容异常丰富多彩,其中包括:创世说,即上帝创造了世界;发明了人类的祖先——男性的亚当与女性的夏娃;为人类勾勒了幸福的栖息之地——伊甸园;因经受不住撒旦的诱惑,人类被赶出伊甸园;人类繁衍的开始以及后代的善恶分化——亚伯与该隐;死亡之祸与救赎之幸——洪水和诺亚方舟;通向上帝的天梯——巴比塔;勾勒出了从宇宙诞生到犹太民族形成的整个框架——亚伯拉罕、以赛亚、出埃及、“摩西十戒”等。在这套故事体系中,几乎包含了所有与古代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相关的事物。

   犹太人的《圣经》并不单单表现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其所涉猎的文体也是各式各样的,有历史传记、宗教教义、法律、礼仪、歌、家谱、故事等。这些散落在众多文体中的人物原型、叙说方式和艺术形式,在随后出现的基督教《圣经》中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与发挥,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包括欧洲各国民众的政治生活与宗教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决定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自此以后的文学几乎无一能够摆脱犹太-基督教《圣经》的影响。

   在“二希”传统形成的过程中,还出现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文化现象。约公元前333年,希腊文化被引入西亚后,犹太人的文化与希腊文化产生碰撞,并开始逐渐由矛盾、冲突走向交流与(部分的)融合。犹太学者和希腊学者相互研究对方的文献经典,如犹太学者研究柏拉图的学术思想,希腊学者翻译并研究犹太《圣经》(即七十人译本),又称《圣经》的希腊化。两种文化的互动为最终形成希伯来-基督教文学奠定了基础,取得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最大的成就,并由此开辟了基督教文学的先河。

   从对“二希”传统的简单梳理中可看出,作为世界文学“源点”的欧洲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欧洲文学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循着这两个“源点”来构建起一套欧洲文学的谱系。譬如,“二希”传统之后,欧洲文学经历了以基督教为主导的“中世纪文学”,随后还有与“二希”传统互见的“文艺复兴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等。

   总之,遵循这样的一种梳理逻辑,大致可以用来说明和印证欧洲文学的一体化问题。但是,假若把这一套逻辑运演到世界文学的谱系中,却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首先,就欧洲文学自身而言,这种从单一的时间线和事件线,即编年史的角度的梳理,难免会把欧洲文学原本该拥有的多样性一举抹杀,从而让人以为欧洲文学就是一个完整且自我封闭的统一体,没有丰富多彩的朝气。其次,就那个逾越欧洲、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而言,这种梳理线路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像中国、埃及、印度等世界文明古国的文学,没有其本民族的独特性“源点”,它们的发生与发展好像同样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显然,从“当下的世界”这一本义出发,歌德等人在当年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体现,不能完整涵盖世界文学的应有之义。

  

   二、“多源点性”的世界文学谱系

  

把以欧洲文学为“源点”构建起来的谱系想当然地视为世界文学的谱系,显然有着许多不合理之处。正如前文所说,在欧洲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国家或地区文明存在。这些文明有的晚于欧洲文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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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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