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 次 更新时间:2022-04-18 11: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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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中源   黄罡   邹宏如  
事实上,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我国已基本形成行政调控、市场流通环境下的竞争机制、社会互助,以及自发的社会团体之间相互交融的治理态势。在多种治理方式的并存与互动之中,权力关系不断分化、对立和交织,各种知识话语相互掺杂,社会主体也相应被不断塑造。以国家主导的治理现代化不只是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建构和维系一般性的权威规范,而且是在差异共存的格局中,善于在不同境况下,根据治理客体的实际变化和特定诉求(乃至无法满足或不容许的需求)采取合适的策略,并依据策略从不同治理方式的复杂博弈中确立以下两点:一是探索有效且可行的路径来技巧性地达到治理目的;二是在多数难以通过单一治理方式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寻求符合当下境况的优化组合方式,以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和处理方案。此博弈过程是开放的。被确立的治理路径以及优化方式并不排斥或取代其他境况下不同路径的选择或配置方式的可能。

   至此,体系层面的改革与治理能力的相互关系可被视为势能和动能的关系。前者的改革往往是宏观的,更侧重于在整体架构和空间分布上为后者的提升提供一种潜在势能。体系的完善以及布局的提前谋划,为治理能力的可持续提升营造充分的可能性,因为势能的广度和高度决定了动能释放的强度及其方式的灵活度。后者的提升侧重于微观战术层面的行动及方案。其在结构性上虽被前者涵盖,但在与治理客体的博弈实践中需要从治理客体的反应不断验证体系的合理性以及策略的可行性,并在此证伪过程中反作用于前者的布局。由此看出,中国之治的变革优势在于战略上的理性布局,以开放的态度与协商的方式,来设定基本规则、界定治理过程中的可控范畴、营造民主沟通的环境,为治理实践创造充分的博弈空间,进而在可控博弈范围内对复杂多变的治理客体实现差异化“引导”。如果说治理体系改革强调科学性,那么治理能力更着重于治理艺术的形成,即在于从各种技术、机制和策略的博弈中实现最大限度的求同存异和多样共存,将系统工具在实践中进行艺术化的高效灵活运用。

   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在实践中的基本立足点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性的生成在变革逻辑上意味着系统集成,乃至协同意义上的结构性,并通过结构优化和合理布局,侧重从治理对象出发,在对策和机制布置上形成差异化的博弈态势,以彰显其独特优势。这一理性生成中的治理变革则最终在实践过程中,展现为党领导下国家与社会的耦合形态。这一理性与实践、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耦合形态构建则具备三个基本立足点。

   (一)“人民中心”的治理取向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立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也因此成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从战略上保 持治理效能的可持续性提升,首要的是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取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取向需要处理好内涵转化之间的问题,即人民作为政治化的集体概念与其在功利层面的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处理。在经典无产阶级专政语境下,国家具备双重属性:一是体现对抗阶级之间的经济从属关系;二是实现阶级从经济关系向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和权利关系的转化,将自发且松散的“民众”转变为联合在一起的“人民”。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属性意味着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以最高形式的理性来统一代表现实生产生活中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并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对阶级采取专政。在传统模式下,人民作为统一的政治主体是在对敌斗争的辩证逻辑中构建出来的。由此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发端于一个高度政治化、向心化且辩证的单一轴心主权逻辑。这一中心化意味着党和国家都围绕着人民的意愿及意志来建构制度。在此一体化架构内,权力关系以人民为中心,往往呈现为对外专政和对内高度团结。在革命语境下,人民更多体现为阶级性与政治化的概念。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驱动的人口和资源流动促使人民的主体内涵发生了转变,更标志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正在和平与发展的语境转化中逐步形成。这一转变意味着对人民主体的塑造不得不在政治化和功利社会的交错中再次面临“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博弈。民主往往集中地代表民意。理性代议机制下通过少数集中代表多数的理性原则是民主政治的妥协,也是历史必然。这种集中代表难免趋同,也就难以完全表现出个体意愿的差异。关键在于避免集中化的同一性以“必要的妥协”为由遮掩和取代个体差异。客观地说,个体与集体、民主与集中之间的矛盾或非一致性始终存在。这一矛盾在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要素背景下会尤为突出。因为市场驱使的流动性不仅会使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愈发多样化,而且会使身份的界定和认同愈发多变不定,进而使生产生活中自主表现的欲望愈发强烈。从生产看,这种多样化意味着不能再从现代性的否定意义上仅将从事生产环节的劳动者视为人民,而应在积极意义上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流通及消费等各要素环节的劳动者及参与者;从生活看,这也意味着人民的主体内涵变化正在从外延上与市场经济中民众复杂多样的自主表现相适应。

   如果人民的主体内涵在政治一体化和经济文化生活多样化之间始终存在博弈的话,那么如何处理这种博弈关系则是关键所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涵变化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毛泽东关于敌我矛盾的思想首先强调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边界,并对矛盾的处理方法,及促进转化的可能性提供了指引。这些原创性理论显然不失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逻辑起点之一。换言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理论蕴含着以人民为本的权力机制伴随人民内涵转变而自我审视和调节的内在理性,并秉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总方针,始终明确国家治理是在维护公正和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多样化的技术策略使制度与社会生活之间形成有机互动。

   (二)“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

   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在坚持党全面领导地位的正当性前提下,如何科学有效且技巧性地改善领导艺术、提升执政水平、增强引领效能。对于“一核多维”架构的探讨首先需对“一核”作出界定。一般而言,如果权力的运作及其效能得通过具体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呈现出来,那么权力的呈现必然跟事物存在一样是有维度和时空范畴的。从结构性看,单维或多维度的源起在于“点(原点或交织点)”的确立。点是没有维度的,但又是所有维度生成的出发点,是无和有、源和流的关系。由此来看,在中国这一时空范畴内,如果权力运作是有维度的结构呈现,生成权力运作的原点则是代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核心地位。党作为历史坐标的核心原点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更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

   从结构上对党“一核”“原点”地位的界定伴随着对“多维”的框架诠释。如以“一核”作为权力运作及其权力关系变化的原点,意味着权力实施、作用及相应关系呈现的向度是以此核心原点为唯一起点的,且展现为非单一化的多向放射或发散形态,进而在权力关系的呈现中形成多向度的“单核多面体结构”。从逻辑形态看,一核多维性意味着从单一核心点往不同向度的权力发散及其呈现的权力关系之间是差异化的。如果将这种多维向度的结构性具体化为以党的领导为基点并通过政府、市场、社会自治等不同机制交织而成的权力传导路径,会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之间并不仅仅是政府在上、市场和社会在下的层级化从属差异,而更多的是围绕党领导的单一核心点,形成不同取向和不同性质的机制路径之间网状弥散型的博弈态势。在这一博弈态势下,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实行法规和维护安全的权威机制一般具备显性且强制的规范性,但强制规范同时也可能主导乃至凌驾于其他隐性且与流动性及功利诉求相契合的市场和社会自治等机制之上。由此来看,多维博弈态势下机制建构的要义在于不同质的机制路径之间相互督促的差异共存,关键则在于对政府的权限范畴作出清晰界定的同时,也要以法治为准绳对市场流动的趋利性和社会自治中的自由散漫作出公正意义上的必要约束。

   “多维”治理架构存在的前提是“一核”。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体在不同向度间的交错,尤其是界定和约束政府自身权限、发挥市场作用以及增强社会自治氛围等一系列技术策略,均源自党委作为“一核”能依据以其为原点的多向度博弈境况而不断自我审视和调节的理性意识。由此来看,“一核”与“多维”的关系是作为战略层面自变量的党委与作为战术层面因变量的多向度机制路径之间的相互关系。党委是一切协调和制衡策略的发起端,通过话语的构建、传播和渗透将其意志和执政理念贯彻到博弈之中,进而在对不同治理机制进行优化布局的过程中彰显其在战略上的核心引领作用,以维系“多维共治”的格局。

   (三)“问题导向”的治理策略

   在微观层面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治理策略,是在实践过程中对博弈理性的具体实现方式。问题导向不同于行政导向,或者命令导向。前者基于博弈理性,且在实践中强调治理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并在客体反馈下反思治理行为的可行性,以作出相应调整;而后者基于工具理性,强调制度性且工具化管控,以治理主体为中心,单向且单维度地输出预设观念。

   问题导向的治理策略先要明确对问题的基本定义。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立足于市场驱动的知识、技术及人口流动性,国家治理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影响国家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而更多的是在社会流动性和不定性中个人或团体在行为选择和利益诉求的偶然交织下以突发事件产生的碎片化问题,乃至那些蕴含于流动性中难以避免且威胁公共安全的风险,比如:事故、犯罪等等。

   对重大问题的处理往往可控性高,比如:扶贫。因为其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持续性和定式容易在治理主体的思维逻辑上产生惯性,从而在治理策略、路径、机制乃至具体方案的考量和选择上形成一定的趋势,为之后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对固定的经验,更在治理体系上根据此重大问题的处理经验形成相对长远的规划及设定。而碎片化问题的偶然性不可预估,往往没有既定经验乃至套路可循,故可控性低。其治理方式更侧重于实证逻辑。此实证逻辑并不是在行政或命令导向下对一个预先给予的模式或策略进行自我验证,也不寻求一蹴而就和迎刃而解的处理效率,更不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找到普遍通用的法则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在实践中将治理方案的获得置于“走一步看一步”的解谜中,通过对一个个零散偶然事件的战术性处理,在不同治理机制及其资源配置方式的博弈中寻求相应方案。更重要的是,在对碎片化问题的治理中,任何一个方案的获得及相应问题的处理,对复杂多样的社会事务而言,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此问题的处理往往触发别的问题的出现,正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且此问题的方案并不一定适用于彼问题。而且,一个问题的处理往往有若干可能的方案,每一种选择都可能引发新问题的出现,而新问题的处理又有若干可能的选择,如此反复。在这样一个连续且发散的分布状态下,不同问题及其治理方案处于随机地交织或分叉之中,使得治理理性在逻辑脉络上呈现出松散的因果联系。正因为此因果联系,才促使治理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基于问题的碎片化和方案的离散性,对其治理思路进行反复质询,侧重策略的相对性而非绝对性、时效性而非永久性,并不断验证治理体系的战略架构及其布局,以“逐步解谜”的态度在琐碎问题的处理中发现预设体系及框架未曾预料且难以解决的异常案例,从而推动整个治理体系的反思和改革。

   从本质看,问题导向的治理策略是基于微观经验层面对国家治理理性的检验和改良。其旨在将行政主导的治理思维从其命令导向的自我论证转入实践中,将产生意识、形成知识、作出反馈并给予策略和方案的治理理性机制融入对复杂多样的治理客体的实际考察中,充分考虑当下社会流动中的偶然性,从零碎多样的“小”问题的处理中积累适时经验,并与重大问题的处理形成有机互动。

   五、结语

   本文着眼于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侧重于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性的形成及其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矛盾转化中的实际建构,进而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制度建设要求下,剖析其生成脉络、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此剖析也在策略层面进一步涉及国家治理理性机制的自我革新与整体优化布局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定力考量。至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义在于坚持巩固制度性优势,即通过优化布局,来设定基本规则、界定治理过程中的可控范畴、营造民主沟通的环境,为治理实践创造充分的博弈空间,从整体格局上形成提升治理能力的态势,并以多样化的技术策略在可控博弈范围内对复杂多变的治理客体进行差异化“引导”,进而实现最大限度的求同存异和多样共存。同时,创造性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取向、“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问题导向的治理策略,作为国家治理理性实践形态的基本立足点。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国家主导的治理逻辑与西方立足于资本流动的治理理性存在显著差异,更在于其为人类政治现代化指引了一种治理趋势。即在民主法治范畴内以及政治协商中,将拥有革命传统的执政党、国家理性干预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等这些在西方治理视域下互不兼容的要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一中国国家治理格局不仅在知识层面定义相关概念,梳理逻辑理路,界定国家治理的性质及其建构的要素和条件,以形成极具阐释力的理论体系,与西方治理理性保持差异,更通过实践形态建构使其在中国话语体系中的阐述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独特符号。

  

   (注释略)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思潮的演进及社会影响研究”(20AZZ001)、中宣部2019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专项资助项目“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义与理路研究”的研究成果。黄罡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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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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