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 次 更新时间:2022-04-18 11:29:28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  

赵中源   黄罡   邹宏如  
既能维系制度权威性又能实现社会治理层面的策略灵活性,那么以上关于国家治理理性发生逻辑的剖析皆无法推导出当下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语境下党领导的国家权威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这意味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国家治理理性的生成脉络中衍生出既不同于经典专政国家理念也区别于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另一种变革逻辑,并赋予“治理”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意义。

   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变革逻辑

   治理追求多样化主体平等博弈,以求取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与多元主体利益的合理与公正。国家作为“必要的恶”则始终以管理与控制为基本手段,以既定秩序、安全和效率为出发点。如果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超越现有理论局限以解决国家与治理的兼容问题,就需要在治理理性的生成中发展出一种变革逻辑,在既非西方分权逻辑也非传统专政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内,依据客观环境及博弈关系变化而自我审视、约束和调节其权力限度,科学衡量其行为得当性和策略合理性,在党为核心的权力架构内形成自主调节的内在制衡机制。

   这一变革逻辑的形成,首先在于重申国家治理中社会主义国家在党领导下的历史地位。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立足点是对国家制度规范及其设计逻辑的结构性完善。其实质是在从传统向生产主导的现代化转变中,解决共同体政治中权力的三大属性即公共性、强制性、渗透性的耦合问题,继而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的正当性、合法性、有效性。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及其治理的前提是发现了同质性的技术商业社会、“议而不决”的议会协商机制以及与资本沆瀣一气的官僚体制僵化和侵蚀了现代民主代议制度,而且通过出(割)让权力来换取权利的契约交换,以及通过分权来制衡和约束国家的宪政逻辑也消解了国家在主权意义上的独断性、权威性和神圣性。如果在功利交换逻辑下将国家等同于商业交易的附庸品,那么“大家商量着办”这一看似民主的议会机制不过是票选商业逻辑下一群所谓代表民意的“乌合之众”无谓且无效的争吵。当国家在西方治理语境中被架空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则通过革命将人民的意愿与意志重新注入空洞的国家机器中,一个崭新的属于人民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逻辑下得以重生。

   其次,国家治理理性生成中变革逻辑强调共生、集成与协同。其不再通过专政思维一味地以安全为目的来取代流动性,而是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在不同境况中,注重治理实践中的群体意志及个体需求差异,进而有的放矢。故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基于权威的国家制度规范与浸入式且多样化的治理技术之间的有机融合。但关键是如何相互融合?从制度架构着眼,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原点,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对其自身领导制度与执政体系的不断建设和完善。如前所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来治理和联通社会,故国家由专政向治理的转变是党自身发展理性的外在呈现。这种由“党”向“国”的理性外化,表明了国家只是党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中的“一环”或路径之一。对于党的领导而言,国家与社会的融合不是层面之间的替代关系,而是前者对后者的“嵌入”或“渗入”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容纳”。从历史上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折,印证了党在制度层面对国家与社会融合关系的认识自觉,即在科学统筹“两个大局”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为实现知识、技术与人才的全球流动,国家从之前作为专政工具的阶级属性转化为保障主权及社会稳定的安全底线的同时,融入并改造市场机制,进而在引导资本力量融合以及对合法私有产权的保护中,不断推进发展和完善面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程。

   再次,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变革逻辑更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本质是生产方式转型及其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与人民对更高生活品质需求之间的内在统一,虽仍属于科学生产与现实需求的矛盾范畴内,但更凸显对面向未来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及个人权益的追求,意味着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与生存性需求的刚需性和趋同性不同。享受性需求往往基于个体的偏好和个性化需要而形成,甚至表现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需求。这也是社会化生产高度发展的必然阶段,即人的需求及其满足从功利性的生产交换层面进入符号及意象层面,从趋同化的功能性消费转入个性化、差异化乃至异质化的需求。这种对幸福生活的需求已难以在高度行政化的政治经济模式下仅通过单一政府管理以及集体管控思维来满足,也不能只依靠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转型来解决。毕竟生产方式的结构升级是长期过程,很难在短期及微观层面对复杂多变的民众需求作出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则立足于不均衡不充分的生产发展现实,在策略上,对复杂多样且暂时无法全面满足的社会诉求进行合理、有效且可行的引导,从而在社会矛盾的处理过程中形成一种可控的沟通空间。由此看出,党和国家在生产发展上的中心作用,与人民群众在追求和享受幸福生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差异化需求之间是存在博弈关系的。而如何应对此博弈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也正是当下改革进程中所强调的系统集成的关键所在。

   最后,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变革逻辑侧重实践层面上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有机融合,以提升治理效能。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变革的实质是以验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指向,展现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的治理效能。国家主导的治理效能可视为制度设计在实践中所展现出的实际能力。这一效能意味着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规范、民主、科学且有效地运用系统工具,来应对和处理复杂的社会事务,并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来引导和塑造社会主体。既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重点是“在国家机制主导下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也就出现了“体系或系统的工具化力量”与“社会日常活动及其复杂琐碎的诉求”两条理路之间的交织。前者依据国家机器、机构以及法制的结构化建构,必然基于理性标准对治理客体进行分析、分类和衡量,在一般意义上归纳出一套系统准则,并以此为规范。从理性乃至工具性出发,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要义在于从结构性上,在公权力所知范围内,尽可能考察治理客体之实情,考量尽可能多的变量,以完善此系统规范。故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往往体现其治理理性“高瞻远瞩”的预见性以及“无所不知”的包容性,也就呈现出“大而全”的一体化特征。但不容忽视的是,社会事务不是静态的标本,而是处于不同地位、立场和环境的人们在纷繁复杂的日常活动中,其不同行为、目的、需求以及选择之间不断交织、分化乃至对峙的博弈产物,因此社会呈现为一种动态、离散且偶然的相互关系网。这一离散且偶然的相互关系意味着在社会事务产生与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在功利考量下的日常选择,往往基于经验层面及感性认识上的生活感知,且往往趋利和短视,其行为既可能趋同,也可能分化,难以形成定式。此不定性也就意味着治理理性很难仅仅通过体系的建构对琐碎且多变的社会事务作出预估,以产生必然的可行方案。治理体系的结构功能性与对社会事务的具体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揭示出国家治理变革逻辑的要义,就是不要预设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乃至“无所不管”的政府主导机制,因为其预知的并不一定是治理实践中可行的。由此可以得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真正表述的治理理性应与所谓的“工具理性”区分开来,而立足于在“能预知”的治理主体及其“预设”的体系工具,与社会治理实践活动中的治理客体之间形成一种双向、多样且有效的博弈关系。此博弈关系意味着体制性的治理系统在以国家主导的治理实践中,能意识并区分清楚哪些是其可知、可管,且对于治理客体可行的;哪些是其可知、要管也能管,但对治理客体不可行的;哪些是其不可知、也不会管,但在治理客体自治下却可行的。换言之,在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在体制上消解行政、市场和社会(或民间)参与等不同机制之间的上下层级所属关系,并将它们融合在能实现沟通和良性博弈的治理生态中。

   三、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独特优势

   从“理性生成”到“变革逻辑”的理路进展最终会落在对“中国之治”独特优势的展现。这一优势的形成首先在于国家治理理性的生成及其变革对政治现代化新格局的开创。通过转变基于计划生产的单一政府干预以及维稳思维,与市场流动、私人空间和个性化生活方式及其社会环境相适应,进而在政治经济层面上与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相辅相成,以在党的核心地位、政府宏观主导、市场微观运作以及社会民间力量此四者间关系的调整中,形成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新格局。此格局也看出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三个向度:一是体制性的优化布局,即制度层面的设计;二是工具功能层面,不同机制的渗透和交织,比如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等;三是在体制优化和机制交融下,进行微观策略层面的多向引导。

   此三个向度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从三个方面回应了当下改革对破除“体制性障碍”、克服“机制性梗阻”和注重“政策性创新”的三点新要求,也通过与人民生产生活的有机互动促成了以党为核心的权力架构的调整。这种从机制上对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党、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意味着对承载并传达此关系的方式或条件进行重新布置,比如:机构、人员、资源配置以及技术等要素。这一调整不仅涉及治理效能在时间上的传导与空间上的覆盖,更意味着治理主客体之间在具体实践中,基于治理体系的架构和分布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权力关系的脉络及其态势。对于治理格局而言,不同态势的形成缘于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权力主体,依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现实,在理性的预估和认知范畴内,按特定目的,并依据对象的实际情况及反应,从策略上不断调节其机制,以形成不同形式布局之间的适时转化。

   其次,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在于对治理思维的重塑。从之前的历史分析看,治理更像一个泛指和杂糅的概念。也就是说,只要权力以政治共同体的形式在一定秩序范围内而存在,治理的起点就源于权力内在的一种理性外化或策略性活动。其立足于实践,侧重在技术层面策略性地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民健康以及社会繁荣。简言之,其可被视为技术且策略性地引导民众和塑造社会。对于传统国家形态而言,从广义上看,并不是说其没有治理可言,只是其权力逻辑立足于主权中心性,承载主权的王权安全及其血脉传承是所有秩序的根本,体现王权审判的王法则成为维系秩序的关键。由此看出,传统国家所谓的“治”实则是一种以统治主体为中心的顺从关系,其统治体系以暴力与仁政相辅相成,布局呈现中心化和等级化。西方现代国家建构基于生产和交换逻辑。其治理的出发点是功利性考量,将安全与秩序的维系,立足于对人口、资源及再生产效率的保障,故其治理体系的功能设定难以摆脱工厂或公司化的管理模式,有通过网状渗透性的布局将社会置于个体规训及公共生活的集体管控之嫌,比如:公共福利及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这一治理逻辑实则为一种工具理性,过分依赖体制的规训力量,使此治理体系及其布局难以摆脱治理主体为保证再生产效率而设定的权威规范。由此看出,规范性治理更类似于“治安”式的管控,虽然能保证效率和稳定,但社会趋向同质化。

   以上两种治理逻辑的治理目的各不相同。前者旨在顺从,后者为了安全。虽然治理体系的结构及其布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单向地以治理主体为中心,过于强调治理主客体之间的一致性或统一性,忽视双向交流与博弈,使治理成为其主体通过系统工具而进行的自我验证。中国之治则在坚持国家机制对主权安全,以及政府调控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功能的前提下,通过治理体系改革,将治理关系由单向不对等的传导,转化为开放的双向关系,从而在国家主导的治理实践中侧重以客体为导向,充分考量社会事务的偶然性、多样性及个体因素,乃至民众生活中难以被一般性规范同化的“异质性”因素,以兼顾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而区别于之前的统治和管控模式。

最后,中国之治对治理思维的重塑进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发掘通过治理体系的优化布局提升治理能力的战略潜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2818.html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