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海仁:中国法治的结构转型及其内在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3 次 更新时间:2022-04-18 10: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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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海仁  

  

   摘要:以符号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解析“法治”的语义结构,不难发现,法治不仅是一套能够复刻、投射中国改革变迁史的声象系统,更是内嵌有动态发展品格的制度体系。因此,它必然会在制度环境的裹挟中走入结构转型之路。具体来看,法治结构经历了由共时性向历时性转型的过程,它意味着改革与发展已经成为了认识法治基本范畴的常量。不过,法治结构转型面临着“刻薄寡恩”观阻碍法治意识生发、迷信法治论阻碍法治信仰落实、规范多元主义消解法治功能等多方面的挑战。为了因应这些挑战,必须在充分把握法治结构转型规律的基础上,践行法律科学的制度规范,推进和落实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和尊严相结合、立法性规范不与宪法抵触、违宪行为追究与平等对待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法治;法治结构转型;法治转型挑战;法治原则

  

   法治中国的建设是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所趋。而法治国的建立,应当要以“法治”内涵的明确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明确构建法治国的路径,才能应对法治的各种挑战。“法治”内涵的明确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首先,它为领导干部思维方式的转变提供指引。领导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负有重大的职责和使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立领导干部在践行法治过程中的第一责任人身份。其次,“法治”内涵的明确是落实宪法第5条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原则的必然要求。法治中国不是中国的全貌,人们完全可以从道德、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重维度阐释和构建道德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作为一种制度建构论的组成部分,法治中国指向的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的现代化国家制度体系,并对包括各级政府及其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法律主体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提出了规范要求。最后,“法治”内涵的明确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历史上看,离开法治,国家不会必然得不到治理,社会秩序也不会必然大乱,但与时俱进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对制度和秩序的刚性需求,就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践行法治则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性思维方式。

   一、法治符号的中国场景

   在我国,从“家法”到“国法”、从“法制”到“法治”的话语转变显示了法律进步主义的轨迹。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而符号自身则是对社会关系的抽象提炼。结构主义理论代表索绪尔认为,语言的符号结构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概念。“能指”和“所指”往往受制于任意性原则的支配,因为表达所指的语言声音形象多种多样,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也不必然一一对应。符号任意性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语言无力抵抗那些能够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汉语“法治”不同于“rule of the law”,这是它们在声音形象即能指上的差异。就“法治”能指而言,它虽然不是必然与“法治”所指对应,但通过选择性地运用法治所指排斥了看上去不是法治构成要素及其意指,法治意指不仅要与法律意指形成对比,也要与德治意指和人治意指保持距离。

   确立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关系的概念是意指,无论直接意指还是间接意指(如文学创作中的隐喻、象征和引申等)都是对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体现。法治意指即“法律的统治”,它与法律的能指和所指拉开了距离,也与“依法统治”的汉语所指和“rule by the law”的英语所指形成对比。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确立了一系列反映改革开放法治成果的“能指”声音形象,如法律权威、权利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治国方略、法治国家、法治体系、良法善治、法治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等,这些概念及其概念系统能够区别对待“法律”和“法治”意指的范围和方向,并逐渐奠定了建构法治中国的法治符号系统。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法学家群体坚守法治的意指面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呈现“水治”的法治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在口语表达中特别注明法治与法制的区别,既表明了发言者的某种法治观,也强化了法治的能指以及由此而来的所指。“刀治”之法制与“水治”之法治在汉语声象系统中没有什么不同,但它们所指的对象却迥然不同。“刀治”所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制度,而这样的法律观在具有专制传统的中国也并未缺位,且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治国方略。饶有兴趣的是,当法家一词从中文译成英文时,法家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足以让一个域外的读者产生疑惑。法家通常被翻译成Legalists,而Legalists所指的英文语境则兼有守法主义者、法律形式主义者等多重含义,后者更接近于法律实证主义学派的主张。二战之后国际社会对纯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思,正如儒家对法家的警惕一样都遵循了相同的逻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上半叶,法制能指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开启了制度建设之幕,并逐步让位于法治能指、所指和意指。1997年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概念得以确立。2011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确立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前提和再出发的起点。2013年法治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法治主流价值形态。2014年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概念和精神。2017年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2018年3月11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在当今中国社会和学界,如果不能够在书面和口头表达中仔细区分“法治”和“法制”的能指,就容易迷失方向,产生历史错位感,显得“落后”或“不合时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的一种类型和存在方式,显示了构建法治中国的能指和所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能指则表达了特殊类型的法治,它既有别于中国历史上法家或儒法合流策略指导下的中国式法制,也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所指则是要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作为法治的前缀词不是实施法治的限制词,更不是变相否定词,而是设定了实施法治的条件、领域和视角,借助于这种条件、领域和视角,一种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其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二、从共时性到历时性:法治的结构转型

   遵从语言结构主义的原理,对能指和所指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语言或事物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征。虽然对结构主义哲学的理解存在着千差万别,且对结构主义理论的批判从未停止,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两个重要范畴在方法论获得了其应有的学理地位。在事物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上,索绪尔解释说“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同样,共时态与历时态分别是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因此,如果从法治结构角度理解法治首先要寻找法治的构成性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法治的构成性要素是决定法治是法治而不是别的事物的基本因子,这也是法治共时形态的必要法则。从法治的共时性出发走向法治的历时性,从而确立法治的历史成就。

   (一)法治的共时性结构

   法治的构成要素取决于对什么是法治的认识。如果剔除和无视意识形态之争与目的论分歧,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定义就能够成为寻找法治要素的指引。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个定义的核心是“普遍的服从”和“良好的法律”。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定义,富勒、莱兹和菲尼斯等当代法法学家分别提出了构成法治的一系列具体要素,推动形成了法治的共时型结构。大致说来,法治的共时要素包括有普遍的法律、法律为公众知晓、法律可预期、法律明确、法律无内在矛盾、法律可循、法律稳定、法律高于政府、司法威权和司法公正等方面。法治的共时结构要求法治要素的完整性,最大化地凸显事物的构成性要素的价值。认真对待构成法治共时性结构的要素,既可以形成法治自我存在的自主领域,也可以成就法治之所以是法治的形式要件。

   法制的要件或要素之所以不同于法治的要件或要素,原因就在于法治重新处理了人与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的规范功能设定了公权力的边界。寻找或归纳法治构成要素首先需要着眼于法律对国家权力制约的因素,这个要素本身是法治共时结构的核心要素。在法治构成要素中,最能够担当或接近核心要素的要素无疑是“法律高于政府”的命题。法治诉诸的是作为政治概念的治理,要求有权势的人和政府里的人像其他人那样服从法律,因此,法治里的法律不是律师眼里的法律,而是非法律专业的普通人眼里的法律,即一套公开、普遍并且相对稳定的规则。换言之,假如在法治结构中剔除一些关键性或核心要素,法治形态就不复存在,或者重归到由法律思维所支配的一般法制状态,以致法治徒有虚名。

   在中国讨论法治的符号系统里,倡导“水治”的法治意指并不是要重启一种法律语言游戏,而是有着深刻的中国法治问题意识。习近平指出:“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又说:“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否则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因此,法律高于政府的理念是法治的核心理念,由这一核心理念所构建的法律制度和政府就是法治制度和法治政府。

   (二)法治的历时性结构

   孤立地看待法治的构成要素,正如盲人摸象,不能探寻法治的全貌和真谛。一个事物要获得所指的意义就需借助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法则。法治的共时性结构始终是一个可以分析的对象,却不是可以投入实践的标准,赋予法治意指的是法治的历时态而非共时态。法治的历时性结构没有自己独特的构成要素,法治的共时性构成要素就是法治的历时性构成要素。在法治的共时性要素的基础上,法治的历时性赋予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运动功能,促进法治的进化观和实践动态性。

   具体而言,从法制观转向法治观或从法律思维转向法治思维的机理,是在法的规范思维中增添新的要素使之成为核心要素,或将法律思维要素的某一要素加以改造或做出新的解释以便使其成为核心要素。在法律思维中注入那些最终能够真正成为法治要素的元素的情况并非不常见,在很多情况下,法律思维中本身就包含有法治思维的某种要素,这些法治的要素是隐藏在法律思维结构之中的。一旦历史契机到来,这些要素就从法律的思维结构中显现出来成为主导性要素。就其最初形态而言,这些要素仿佛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创造的。在西方法治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罗马法重新解释以及应用法律拟制的方法锻造了西方法治在历史上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中国历史关键时期的变法运动,往往运用了托古改制以及对传统法律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方法论,它们同样也可以成为推动中国法律思维向中国法治思维转化的手段。

需要重视的是,法治的历时性功能不像法治的共时性功能一样区分了法治与法制的形态,而是要在法治共时形态业已存在的前提下,处理好核心要素与非核心要素的关系,最大化地体现法治的共时形态。例如,当我们把“普遍服从”、“良好的法律”以及“法律高于政府”等法治核心要素拿出来进行比较和分析,就会发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法治的具体形态是不一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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