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宋元明清学术思想的主流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在经学上的代表作就是程颐的《伊川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然而，这两部书的学术宗旨是有差异的，《伊川易传》经传合编，重在阐发儒理，《周易本义》则经传分列，重在揭示卜筮之义，二者虽然都以穷理尽性为最终旨趣，但思想进路却迥然不同。朱熹以后，程朱后学就开始努力将这两部书的思想统一起来，然其做法却是将《本义》相割裂以依附于《程传》，杂糅捏合，大失二书之本旨，思想之统合更是无从谈起。这类作品以明初胡广等奉敕编纂的《周易大全》为代表。入清以后，《周易大全》这样粗糙的作品，势必不为清代学人所接受，于是康熙帝命李光地等人编纂了《周易折中》。虽然《周易折中》与《周易大全》一样都是尊崇程朱之学的奉敕之作，但《周易折中》之学术价值却远胜于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折中》遵从《本义》恢复了《周易》经传分编的原貌。《周易》经传分合的问题，是易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这涉及对《周易》文本性质的认识，也涉及《周易》经传关系的问题。自魏王弼易学大行以后，经传合编本成为普遍流行的《周易》本子，以至于使人们产生《周易》经传文本原就如此的错误认识。北宋以来，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恢复《周易》古本原貌，也就是要将经传分编，这体现了当时学人突破汉唐注疏、恢复经典本义的学术诉求。朱熹的《本义》就是恢复《周易》古本的学术风气的产物，他认为对于经传之义要区别对待，不能将二者直接相等同，试图通过经传相分让人们去理解经文的广阔意蕴。但是朱熹《本义》的这一努力并没有得到朱熹后学的真正理解，当时最流行的还是将《本义》的经传分编重新杂糅为经传合编，朱熹恢复古《易》原貌的用心长期遭到误解。《周易折中》能深刻察见经传分观之学术意义，故而借皇帝的威势一反当时之常态，恢复了《本义》经传分编的原貌。这为清儒不受传义的约束，而大胆探寻经文之本义开辟了道路。

二、《折中》能兼采众家，自出新见，虽然尊奉程朱之学，但绝不以程朱之学马首是瞻。《折中》之体例，先列《本义》之文，再列《程传》之文，然后辅以“集说”以博采异见，又辅以“案”语、“总论”等以评判是非，提出己见。“集说”中所引汉魏以下易家达二百一十八家之多，对汉宋易学中的重要义例悉加评判。其学术视野并不局限于程朱，而是着眼于两千年易学之发展。其学术视野之宏大，在古今易著中甚为罕见。当然，其所集诸说，主要是宋明易家之论，代表了宋明易学的精粹，虽然折中调和程朱之用义非常明显，但以此为主线读者还是能够深入领会宋明易学思想的精髓。其“案”语、“总论”则是对程朱以及“集说”中诸家思想的分析与评判，其论断多直指经义本身，而不唯程朱之论是从。如《本义》主张卦变说，《折中》则明确批评卦变说；《本义》认为《杂卦传》有错简，《折中》则认为无错简。可以说，《折中》不仅做到了对程朱易学的折中，而且做到了对宋明易学的折中，既是程朱易学的再创造，也是宋明易学之集大成。

三、《折中》专门解读了《易学启蒙》，对宋明易学象数学做了系统的总结。《易学启蒙》是朱熹在《周易本义》之外一部非常重要的易学作品。朱熹意在通过河图、洛书、先天图等象数图式来表达其理学中不离不杂的理气关系。这是程朱理学与象数易学的紧密结合。《折中》一书虽然反对汉代象数易学之，但却对北宋以来兴起的“图书”学、先天学甚为推崇，在以朱熹之说为主的同时，它也以“集说”、“案”语的形式，兼容并蓄诸家之说，将朱熹以后关于“图书”学、先天象数学的优秀成果加以吸收，在进一步深入发挥朱熹象数学思想的同时，也能够提出新见，推动了图书学、先天象数学的发展。其学术眼光和学术评判力都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所以，也可以说，《折中》集宋明“图书”学、先天象数学之大成。

由上可见，《折中》是一部在文本、义理与象数三个方面均有重大成就和历史贡献的著作，是一部集大成性的作品。程朱理学在宋元明清学术史上的地位，也就是《折中》在宋元明清经学史上的地位。其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都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基于对《折中》意义与价值的深刻认识，刘大钧教授不惜花费七年的时间对之加以校点整理，其用心与用功皆令人深感敬佩。在该书《前言》中，大钧教授以其易学家的眼光和学术功力，对《折中》一书之价值与意义做了系统的阐发，所论深切允当，我非常赞同。其整理该书时，以康熙本、同治本、武英殿本、文渊阁四库本详加校勘，并纠正了清人王太岳四库本校勘记的诸多错谬，其方法正确而严谨。在刘大钧教授深厚的功力、正确的方法和严肃的态度的三重保障下，一部精良的《周易折中》整理本才得以问世。该书甫一出版，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喜好，不断印刷，几次再版，远非时下那些为了经济利益而粗制滥造的古籍整理品所能比。巴蜀书社出版的刘大钧教授整理的《周易折中》，是目前所见最好的《周易折中》整理本。因此，我郑重推荐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