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丹丹:经济/社会的文类显现与衰退——回顾格尔茨在爪哇、巴厘岛的早期田野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 次 更新时间:2022-04-02 06:49:55

进入专题: 文类   经济现代化   宗教类型   文化体系    

马丹丹  

   【内容提要】 基于对乡民社会研究方法的总结,格尔茨在早期的东南亚田野调查中,探索经济现代化在东南亚如何可能以及东南亚社会如何实现它自身的“起飞经济”等问题。这些研究与韦伯的“宗教与经济”命题密切相关,也受到帕森斯社会体系思想的重要影响,建立在格尔茨覆盖爪哇的多个田野点调查基础之上以及爪哇和巴厘岛的比较之中,开拓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的类比修辞。这一文类变化多端,有理有据,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借用阐释的方法,其问题意识鲜明而论证扎实。格尔茨确立“文化的解释”的研究导向肇始于巴厘岛的田野,在这类研究中,经济/社会文类的写作风格衰退,象征研究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想要了解他的早期研究也因此变得异常复杂。

   【关键词】 文类,经济现代化,宗教类型,文化体系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其影响力之一来自于他对民族志方法的重塑,而“文类的模糊”观念为他改造民族志方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斯多金(George W. Stocking)在对学科史的论述中,这样写道:“文类的模糊”被看作对“社会思维重新揣摩”的一个方面,就像民族志的情境化自身成为问题:民族志的所在地失去了焦点,民族志与诸如文化史、文学批评等文学形式的边界越来越模糊。①而作为一种模糊的文类,民族志却获得了更大的包容性和丰富的知识生产能力。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文类思想是在爪哇、巴厘岛田野调查深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它们不仅囊括异彩纷呈的社会变化,又可据事言理,聚焦核心问题,是格尔茨阐释人类学孕育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温床。借由对格尔茨早期在爪哇和巴厘岛智识活动的回溯,来考察这种“文类的模糊”的生成过程,就成为理解其阐释人类学之知识建构的关键工作。

  

   一、东南亚田野的早期作品重新评估

  

         格尔茨的印度尼西亚田野考察发端于1952年的莫佐库托(Modjokuto)研究项目。这是一个由福特基金会主持的研究项目,研究者是由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ln)在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系组建的一支博士候选人团队,他们在爪哇东部的稻米区域从事了两年的田野调查。这是一种相近的、平行的、相互联系的同时也是累积式的调查研究。被调查的城镇被匿名为“莫佐库托”,该项目也以此命名。②它可以被看作美国印第安田野调查向海外异文化的进军,其重要性在于:人类学开始从开创时的有关部落/岛屿研究的学科,转化为一种对拥有历史书写、政治体制与对立文化的民族、国家和文明进行大规模研究的社会学科。③

   格尔茨在爪哇和巴厘岛的工作有深远的学术影响。摩洛哥田野告一段落后,他又回到了爪哇,“我想要比较两种不同于我的社会的文化,我想要把不同于我的社会的两个社会进行比较。同一个伊斯兰,在不同的地方。我喜欢这样来回比较”。④

   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指出,格尔茨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四十年间经历了上升、衰退、再上升的过程。⑤莫波格(Mark Moberg)认为,格尔茨的地位在60年代虽然重要但依旧边缘,然而不出二十年便被后现代主义看作灵感的旗帜性源头。⑥格尔茨学术地位的起伏所反映的是美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鼎革。作为新的研究范式的开创者,格尔茨的智识活动本身是否也体现了某种转向呢?怎么样理解这种转向呢?其学术生涯的前后期是否存在联系或某种一致性呢?⑦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究竟如何影响格尔茨的选择?究竟在什么契机下格尔茨精心安排他的迈向“深描”的“社会思维重构”?⑧这些都涉及格尔茨阐释人类学的知识发生学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批评与争议迭起,引起较大的学术反响。

   尽管格尔茨成功地探索出充分诠释东南亚田野材料的文化体系理论,但他早期投入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之间驳杂关系的研究以及从驳杂关系中生发出来的经济/社会的文本类比修辞,相较于他在文化转向之后继续探索的“文本的阐释”路径,因为依托政治经济进程而显得更加丰富。只是,因为学界对格尔茨的文化转向与他早期写作之间的联系与断裂关注不够,或敏感度不够,常常出现两极化的评价:或过于推崇格尔茨“深描”的代表作,或猛烈抨击格尔茨过度阐释的信度问题。⑨朱晓阳试图用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彻底解释来矫正人类学者在“事实之后”对事实建构的合理性。⑩国内刊发的早期成果在覆盖格尔茨的文献全貌上则相对均衡系统。11

   由此可见,不论是理解上的困惑还是评论上的分歧,要想得到厘清,须回到知识发生学层面,而这就涉及对格尔茨早期智识活动的系统性认识。

  

   二、综合的而又保留具体特性的一般社会类型

  

   正如格尔茨在多个场合所言,他面对的情况已经无法沿袭研究部落社会的办法——旧社会正在变成新国家。首先它是农业社会,其次是复杂社会,第三又是制度性宗教与民间宗教相互混合的状况,它有历史,是文明社会。和墨西哥、哥伦比亚田野不同的是,东南亚田野要处理的互动因素错综复杂。12他认为只有将职业或经济等各个维度综合分析,才能够部分地揭示乡民社会的复杂性。而他的着手点是:第一,宗教,多元宗教的互动;第二,文化经纪人,乡村宗教精英在乡村与国家的互动中扮演的中介角色;第三,经济,格尔茨对职业、贸易和市场等经济因素有浓厚的兴趣。

   格尔茨在《巴厘乡村结构的形式与多样性》(1959年)一文中批判了社区研究流行的类型学方法。13面对村庄,抛开两种传统的社会组织类型化(typologizing)的研究方法——代表性单位(representative unit)和最低的常规标准(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需要问的是,什么形塑了村庄?从这一意义而言,格尔茨通过回落到社会空间观察一般性村落特征在不同的村庄中表现出来的丰富的多样性,将类型学赋予类型概念实质的社会生活内容。任何特殊的巴厘乡村的一般性类型意义首要存在于它的特质(idiosyncrasy)之中。

   历史的比较的方法给格尔茨的类型方法论的批评带来了新意。倚重历史是为了回答社会转型发生的机制和原因,回溯历史是为了向前看。这种历史观仍旧关注宗教的多样性经验在历史长河中如何保持它流动而延续的“似曾相识”的文化特质。14这意味着格尔茨从历史的纵深处改写文化类型/文化模式支配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格局,即确立历史的比较的方法。

  

   三、阿班甘与社会停滞

  

   1956年,格尔茨发表了一篇民族志:《一个爪哇中心市镇的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一些初步思考》15。格尔茨根据当地人群的宗教、伦理偏好和政治意识形态,提出三种主要文化类型反映爪哇文化的道德组织。这三种类型用爪哇语表示为:阿班甘(abangan)、桑特里(santri)和帕加吉(prijaji)。16

   格尔茨在这篇早期发表的民族志中表现出了对韦伯命题的浓厚兴趣。他将阿班甘与农业经济停滞联系起来,将桑特里与节俭、勤劳,忙于赚钱以及善于剥削和自我剥削的小资本主义经济联系起来,后者表现出了追求发展和利润的企业家精神。进而,他又将帕加吉与西方工业化的行政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但是显然帕加吉暂时还无法提供满意的适应经济发展的宗教伦理精神或者意识形态支持,而沉湎于神秘主义体验。

   格尔茨在结论中沿用韦伯指出的“事物在实践中如此含糊,然而我们必须在理论中清晰地将其区分出来”,用来说明整体社会组织是多种力量、意识形态、环境和组织等因素构成的纤细平衡,这当中有冲突、有协商,也有期待在起作用。三种文化群体之间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然而又并非一盘散沙,而是形成具有原创特征的社会整合,进入一个比它们自身都要宽广的社会结构之中。信奉不同价值观与伦理的个体之间的实际社会关系被格尔茨认为是研究的重要性所在,“因为它展现了社会和文化变迁发生的方式,刻画了形成历史进程概念的价值和权力的碰撞”。17

  

   四、爪哇宗教——斯拉密坦等社会整合的传统力量

  

   1956年格尔茨凭借《爪哇宗教》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他坦言自己在长达六年的时光里辗转于印尼和美国完成这部宏著。莫佐库托项目负责人奥利弗(D. Oliver)在该书的前言中介绍:“这是描写当代生活的专题丛书中的第一部,它描述的是爪哇腹地东部人民的实际生活,这一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非常典型特色……而格尔茨的报告在提供爪哇生活的广阔视野方面比其他作品都要突出。”18该书是对爪哇宗教的综合分析,贯穿了多元信仰的变化、冲突以及相似、和谐,展现了爪哇人民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度,反映了宗教中的政治和社会整合问题。格尔茨在描写、呈现,也是在揭示——斯拉密坦19(slameten, 共餐仪式)是如何高度渗透到人生礼仪、鬼魂信仰和巫术治疗中的。

   无论是哪一种外来宗教在本土化之后都演变为印尼宗教的一部分,表现出混融的本土化策略,格尔茨毫不讳言:“混融在过去强大,在今天依旧强大”20,并表现出对混沌一团、缺乏棱角、不规则的信仰状态的极大欣赏。宗教混融的概念让这部研究宗教的作品打破了制度性宗教与弥散性宗教的概念二分,以令人惊异的方式突破了制度性宗教包含的教团、教义、排他性等刻板定义,21相较于晚年对“深描”的痴迷,此时格尔茨的这种未成熟的书写方式,更具有一种描绘上的包容性,对印尼宗教混融的特质做了绝佳的呈现,从而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文化宝藏。描述性分析与解释也在“解释的解释”的边界克制中表现出严格的自律。22正是在宗教混融力量的基础上,格尔茨探索“社会整合的多元的非混合形式”,即“新综合”(new syncretistic)。格尔茨多次使用砾岩(conglomerates)来表达替代性含义。除此之外,集合体、流行文化等均是相似的替代性表达。23

   相对于以婚丧嫁娶风俗为基础的斯拉密坦,涵盖差异,最大的混融就是瑞嘉嘉(Rijaja)节日,格尔茨用“支配性象征”(master symbol)来形容。24“瑞嘉嘉涵盖了爪哇人民的一致性(unity)以及作为印尼人民的整体性。它是寻常百姓的主要节日,以一个宽广、弥散和一般化的方式,强调所有印尼人的共性,强调关注他们对差异的容忍,强调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一体化(oneness)。它实际上是他们在仪式中对民族主义最真切的呈现。”25

   格尔茨以瑞嘉嘉主导的社会和谐作为解决因宗教差异而起的社会群体差异、宗教政治派系分化乃至政治冲突的终极文化方案。它给“新综合”,即印尼建国的新意识形态基础提供了一个传统的参照物,这一原创的、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发挥替代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同时又吸纳爪哇宗教灵活运用“情境性相对主义”对差异的容忍,对于印尼建国后政权的稳固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格尔茨几乎将瑞嘉嘉看作是原生性民族主义的存在样式,它所承载的是印尼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的未来愿景。

值得一提的是,格尔茨描绘了波迈(Permai)26这个存在于阿班甘中的特殊群体,记录了男孩失败的葬礼,可以看作1957年有关仪式变迁一文的田野素材来源。27由于波迈政党的发展,原本的宗教仪式带上了政治意味,使得人们在婚礼和葬礼仪式中间出现了与传统文化矛盾的变化,他指出这一变迁的后果以及波迈存在的意义:“我们会在一个难以捉摸的时刻抓住历史的进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文类   经济现代化   宗教类型   文化体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人类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2425.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