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是通过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深入运用，对传统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进行创新和重塑，驱动经济社会各方面创新与发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已成燎原之势。“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化发展面临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和新机遇，数字化与生态化融合发展背景下，生态文明转型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这既是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生态治理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也是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引领全球环境治理并贡献中国方案的实践需要。
生态文明转型的数字化难题
第一，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艰难，生态文明转型迫切要求强化科技创新数字化驱动。在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生态文明转型阶段，要求从传统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方式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低碳高效生产方式，生态文明建设亟待绿色科技创新及其数字化发展，目前却客观存在多重障碍。其一，生态环境大数据因来源复杂多元，原始数据格式、类型和算法标准不统一，存在数据采集、有效集成、精炼统一等数字化技术创新难题。其二，信息科技在生态治理领域应用不够广泛、防污抗险能力存在城乡差异。此外，数据中心能耗巨大、信息产业垃圾处理的环境代价高，以及信息科技自身绿色化发展等，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三，生态环境信息技术发展面临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有限、关键技术尚未形成体系、对生态产业和生产安全治理的支撑能力不足等问题。其四，企业数字化转型绝非易事，面临“转不来”“转不起”“转不动”三类问题：企业自身数字化积累不够、转型战略推进能力不足导致企业战略规划、组织架构、经营理念难以实现全方位深层次变革；基础设施购买、运维保障、系统研发、服务支持等现实投入要求导致企业“转不起”；生态环境数据分析、平台运营维护、生态环境信息数据安全等专业人才极为紧缺，数字化程度不均衡、开放意愿不一致、数据标准口径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转不动”，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推进数字化科技创新来解决。
第二，生态环境信息流通不畅、数据管理不善，生态文明转型亟待生态治理机制数字化创新。互联网、大数据、算法、算力等技术发展为生态环境监管和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气象、水文、交通、环境质量监测、环境执法、环境评价等数据库纷纷建立，生态云、智慧监管平台、信息化远程执法、现场执法联动等环境治理创新前景可观，提升了生态环境数据采集、监管的智能水平，保障了环境监管决策的科学性、准确度。但是，目前生态环境大数据仍属于开发应用的初级阶段，多源异构的“数据孤岛”问题由来已久，同时，数出多门、对接流动困难，给数据采集、适配、重构与共享带来障碍，影响了数据内在价值的充分发挥；受资金投入、专业化人才缺乏、观念守旧等因素影响，环境执法监管机制信息化、创新动力不足的现象依然存在，我们既要警惕“数据中心”遍地开花，又要避免数字载体沦为“数字盆景”；受限于地方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缺乏透明性和时效性、环保支付成本较高、环境违法监督困难等因素，企业绿色责任履行不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积极性不高，与政府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未能有效构建。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的时空连续性和关联性等特征迫切要求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要求生态文明治理机制创新。
第三，数字资本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资源消耗和消费异化，绿色生活方式的全面培育和生态幸福感评测标准化迫切需要数字化赋能。大数据、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升生态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可能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数字经济全面融入医疗、交通、旅游、生活的现代化过程，也是数字资本侵蚀和控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消费动机和精神追求的过程，数字化赋能商品广告的精准投放、商品消费的全球扩张，加深了工业文明范式下的异化消费、被动消费和掠夺性消费，加剧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更令人忧虑的是，数字资本主义为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主义推波助澜，让公众深陷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打造的“虚假需求”“诱导消费”和“符号消费”陷阱，不仅加剧过度生产、过度消耗、过度消费的恶性循环，而且在“丰裕社会的需求无度”中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逐渐降低。全面培育绿色消费、绿色生活方式，提升人民优美生态环境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构建“互联网+”绿色生态的内在要求，亟需加快数字化赋能生态文明教育、生态幸福感评测标准化进程。
第四，全球环境问题的重大性、复杂性决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复合性与冲突性，亟待数字化创新释放全球环境协商治理的潜力与活力。工业文明发展至今，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气候变化、资源耗竭、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环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全球环境治理赤字增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全球绿色复苏的背景下，全球环境治理与经济治理的协同性与冲突性都异常突出，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交融、气候变化与化石能源关联密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矛盾始终难以消解，环境问题领域多、覆盖范围广，加之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击，许多国家可能重启高碳项目和粗放型发展方式，从而加剧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碎片化、执行能力不足与治理效率低下等困境。推进数字化驱动的科技创新、产业变革、经济结构调整和治理合作是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和构建全球环境治理秩序的有力途径。
数字化赋能生态文明转型的主要路径
第一，以数字化技术创新为基础，引领生态环保产业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文明深度发展阶段，数字化转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要素、传统产业的新动能和构筑新竞争优势的制高点。人类社会正从数据生产时代迈向数据价值挖掘时代，算力、算法、数据组成“智能三螺旋”，实现数据资源智能化变现，数据智能有望重新定义可持续发展、驱动生态治理全方位系统性变革。数字化发展从能力建设的“数字化转换”到价值再造的“数字化智能”，强调以数据支撑政府决策、分析经济发展、对接民众生态环境需求、优化生态产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打造基础可信的生态数据新基建设施，加快加强生态数据后端开发和生态数字产业落地，搭建生态产业数字大脑，建设智慧生态城市，推进生态环保新产业的提质增效，推动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和数字化增值齐头并进，通过生态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发挥“进步部门”引领效应，加快对“停滞部门”的转型升级改造，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的系统转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另一方面，生态产业变革的全面扩散和领头效应发挥迫切需要管理制度变革，对此，有必要推动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和相关平台协同合作，加快数字政府构建和公共服务创新，提升多源数据采集能力和综合科学决策能力，提高生态治理效率，保障生态产品市场应用开发的规范化，为推动地方特色的生态经济创新和生态环保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政策扶持和公共服务，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引擎插上强有力的智慧中枢。
第二，发挥数字化赋能治理创新的效应，引领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创新，构建协商共治、民主高效的生态治理图景。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让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核心手段是让“业务数据化、数据价值化”，关键技术能力是平台能力和数据治理能力。一方面，提升平台服务能力，构建数据价值化能力，运用信息技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系统的信息供给总量，调动海量沉睡静默的生态环境信息数据，利用数字技术便捷、实时、共享等特性，消除环境治理固有的信息不对称、数据孤岛等难题，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五大目标，即生态业务数智化、生态治理能力平台化、生态资源共享化、生态产业创新体系化、生态公民高质化。另一方面，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信息流动沟通的双向交互性，促进多元主体间互动和比较优势发挥，从而赋能生态治理创新，以智能研判、精准管控来优化治理决策，建构开放、透明、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机制，进一步从“智治”走向“善治”。
第三，运用数字化思维加强公民生态文明教育，加快绿色生活方式的全面培育。数字化不仅仅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是一场管理变革、社会变革和思维变革。数字化能够驱动经济发展的绿色升级，推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便捷化、智能化、精准化、普惠化，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服务体验，真正赋能城市治理和人民生活。然而，生态文明全面转型亟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因为数字化激活生态经济、创造生态产品价值、丰富绿色消费产品和提升生态公共服务等赋能价值，需要公民的理性认知与行动呼应。人民多元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的满足与绿色生活方式的全面培育协同并进，方能共促美丽中国的实现。须全面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同步加快生态文明教育传播和数字化创新，提升公民生态治理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和数字化能力；配合和监督地方政府“互联网+垃圾回收”等实践探索，助力城市环境治理协作共享模式创新；通过各类生态文明示范区经验的数字推广和云体验，扩大数字化赋能生态文明转型的标杆示范引领效应和社会认同。
第四，拓展环境治理多边平台的数字化协作能力，增进全球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和集体行动。近年来，中国在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领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并坚定承诺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十四五”时期将严控煤电项目、煤炭消费增长，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以实际行动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展现出我国的责任担当。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危机交织、跨越国界，应运用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平台统筹治理野生动物、生态系统、医疗废物、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协同治理，积极推动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跨境生态环境数据要素市场的构建，加强世界各国在绿色技术传播、环境政策协调、生态环境数据统计集成等领域的交流、共享与合作，完善环境问题的跨国网络治理和利益攸关方的联合决策与共同管理，增强全球数字生态资源配置能力，以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引领全球绿色复苏，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
（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