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37 次 更新时间:2007-02-12 00: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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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明  

  

  [内容提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之中并且在历史上呈现出三个截然不同的互动关系模式,新模式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国际体系因素和中国国内因素是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变迁的基本动力,而且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充当国际关系变迁的动力。

  [关键词]中国对外关系 周边国家 国际关系变迁

  

  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很特殊,她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有相邻的国家(包括和中国有着共同陆上和海上边界的邻国,以及其他地理上临近中国的周边国家①),而且自近代以来,其中有不少邻国是大国。这样一来,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始终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周边安全环境也总是历代中国政府决策者极为关注的问题。但是,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之中,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了几种极为不同的互动关系模式。

  本文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在冷战结束以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过三种模式,它们是古代时期中国为中心的模式,近代时期西方列强为中心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模式。冷战结束后,中国同其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是新模式还处于形成过程中。

  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发生变迁的因素是很多的,但其中两个因素是带有根本性的,其一是中国国内因素,包括国力兴衰、政治变革和政策选择等等,其二是国际体系因素,包括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展以及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革等等。从中国与周边国际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因素,或者单元与体系的因素,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并充当国际关系变迁的动力的。

  

  中国为中心的模式

  

  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第一个模式,是古代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其持续的时间最长,也相对稳定。它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产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的一种十分特殊的国际关系模式,不同于我们后来所理解的国际关系,即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考察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历史变迁的角度出发,笔者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作为研究的历史起点。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以同外界交往为内涵的对外关系史,如何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开始成为中国统治者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唯一文明的国家,自称为“华夏”、“中国”、“中华”,而把周边邻近地区的其他民族或部族蔑称为“蛮”、“夷”、“狄”、“戎”等所谓的“四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凭借其优越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在东亚处于中心地位,周边国家大多向其称臣纳贡,而周边国家相互之间一般不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同周边国家通过“朝贡”、“册封”等形式形成了中心—边缘关系。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同其邻近地区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互动关系模式,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垂直型的国家间关系,学者们习惯称之为“华夷秩序”或“华夷体系”、朝贡体系等等。①朝贡关系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疆界在不断发生变迁,其基本趋势是范围越来越广大。同时,中国周边地区朝贡国的数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时候,朝鲜、琉球、安南、缅甸、暹罗、苏禄、老挝、廓尔喀、巴达克山、爱乌罕、浩罕王国等均为中国的属国或朝贡国,①它们同清王朝保持着藩属—宗主国关系。

  这种垂直型互动关系模式的产生,不仅是中国在东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产物,也是古代国际关系具有区域性和独立性特征的自然结果。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作为“中央王国”,基本上都是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不受区域外国家的影响。实际上在发端于西欧的现代国际体系向全球扩展和形成全球性国际体系以前,在世界上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多种所谓的地区国际体系。②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便是其中的一个地区性国际体系。在这样一个地区国际体系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主导地位。正是由于这一点,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把中华帝国与其朝贡国所构成的地区国际体系称为“宗主国—国家体系”,以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③在华夷秩序或者华夷体系之中,中国实际上是个地区主导国家或者领导国家,左右或指导着其周边国家的对外行为。这样一个体系相当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所说的地区“霸权体系”(hegemonic system),而中国则类似于“霸权国”(hege2mon),它在这个体系中占据“统治或者主导地位”。④因为在华夷体系内,只有一个中心,这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皇帝,周围国家同它保持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⑤实际上,其周边邻国唯一共同的对外关系就是定期向中国不同王朝的皇帝们称臣纳贡。如清朝曾规定,朝鲜每年、琉球每隔一年、安南每三年、暹罗每四年、苏禄每五年、老挝和缅甸每十年朝贡一次。⑥但实际朝贡次数和规定的朝贡期并不完全一致。⑦在特定情况下,朝贡国也可以延期朝贡或者“补贡”。⑧

  但是,当时的中国同现代西方霸权国家有所不同,中国对其藩属国没有实施直接的统治,也较少使用强制性力量(如军事威胁)。朝贡制度是“夷狄”表示承认中原王朝优越性的方式,中国对邻国的影响主要是文化和政治上的,而不是直接控制(包括军事占领)。朝贡制度给中国朝廷带来的是政治威望,中国一般不干预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求获取经济利益。而且朝贡国往往很看重朝贡的通商价值,以此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因为贡使所带的本国产品可以在贡路上和中国国都特设的市场上与中国商人交易,中国皇帝对朝贡国的“回赐”,其价值通常高于朝贡使奉献的贡品,即“厚往薄来”。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朝贡制度也是中国怀柔周边邻国、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进贡制度毕竟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的制度。这种制度更多的是建立在儒家伦理观和文化优越感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和军事支配的基础之上。”②由于这个原因,在中国王朝衰落、自顾无暇时,原先的朝贡国往往摆脱中国的影响,甚至向中国挑战,包括进攻中国。也就是说,在这个相对独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国际体系中,当作为主导国家的中国国力强盛之时,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周边安全环境则比较稳定,反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周边安全环境则不太稳定。

  虽然中国主要是靠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或者“观念力量”维持朝贡体系的,但是这种影响力的背后无疑也有中国在军事、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这种“物质力量”作为后盾,而且中国王朝在扩展、维持这个朝贡体系的过程中有时也使用军事力量。这在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表现得尤其明显。如隋唐都对高句丽进行远征,以使之成为自己的藩属,但没有成功,几次远征都以失败告终,最后是唐联合新罗,击溃了高句丽和百济,新罗统一朝鲜并向唐臣服。明朝曾出兵朝鲜半岛,击退日本的入侵,维持该地区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1283年到1287年间,元朝对缅甸发动战争,以元军攻下蒲甘而告终,1300年元朝再次派军队入缅进行征讨,确保缅对元的臣服。清朝乾隆帝时,越南南方发生了阮氏三兄弟领导的西山农民起义,国王被迫外逃并且求援于清朝,清军进军安南,西山军击败清军后接受招安,清朝封受降的起义军首领为安南王。直到法国入侵之前,安南一直对中国保持朝贡关系。乾隆时,清军也曾出兵缅甸,以维护边境安宁和保证缅甸对中国的藩属地位。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模式中,周边的朝贡国家基本上不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及其建立的国家之入侵,中国的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的影响。①实际上,在华夷秩序之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外来威胁源,维护北方周边安全环境始终是中国统治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王朝强大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便得以遏制,而在王朝衰落的时期,它们则自北向南长驱直入,蹂躏中原,甚至颠覆王朝。当然,入侵者往往被汉文化所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除了北方游牧民族之外,也有来自其他方向的挑战。日本是东部对中国安全构成挑战的一个重要威胁源。日本是一个海上国家,在历史上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它曾经在很短的时期内作为朝贡国加入过华夷秩序,但是很早就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中国王朝曾经努力以武力征服日本,如元朝军队曾远征日本,但无功而返。日本在16世纪建立统一的国家之后,断绝了同中国王朝的藩属关系,此后日本是在东亚朝贡体系中,少有的未成为中国臣属国的中国周边邻国之一。不仅如此,统一后的日本还试图向中国居主导地位的华夷秩序发起挑战。日本一直希望通过占领中国重要的藩属国朝鲜,并且借道朝鲜侵略中国。1592年开始,日本两次进攻朝鲜,明朝军队曾应朝鲜的请求出兵朝鲜,帮助朝鲜军队击退了日本的入侵,日军在1598年最后撤出朝鲜半岛。中国也因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②此外,明朝时中国沿海地区还深受倭寇之害。

  应该指出,从明末清初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触角已经从海上和陆上伸向中国,冲击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沙俄还成为中国新的周边邻国。但是,总体来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的门户基本上没有被打开,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模式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周边的大多数国家如琉球、朝鲜、安南等等仍然是中国的藩属国,向中国皇帝朝贡。中国王朝甚至以处理同藩属国关系的方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打交道,清王朝1764编纂的《大清会典》竟然把葡萄牙、罗马教皇国、荷兰等列为朝贡国,并且注明西欧各国由于远隔重洋,无法确定朝贡之期。③

  

  西方列强为中心的模式

  

  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关系的第二个模式是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新的不平等关系,它是西方殖民扩张和近代国际体系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产物,也是中国自身相对衰落的结果。这种互动关系的模式大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持续大约100年。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东亚诸国包括中国,先后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打开了门户,于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孤立发展的时代结束了,该地区被纳入了发端于西欧的现代国际体系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或“华夷秩序”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现代国际关系之国际法和权力政治观基础上的、以西方列强(包括日本)为中心的互动关系模式。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个别国家除外)基本上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基本上是由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或者是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分水岭。

  这场战争的直接导因是鸦片问题,实际上其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对相对落后的东方封建主义的冲击,也是现代西方国际体系对古代东亚华夷秩序的冲击。面对外部世界强大的压力,内部日趋衰败的清王朝没有也无力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导致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改变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急剧恶化。可以说,在西方向中国发动冲击的时候,中国内部及其竭力维持的华夷秩序已经衰败,不堪一击。正所谓“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衰”。①战场上的失败,导致清政府于1842年签署了屈辱性的《南京条约》,英国根据这个条约以及次年签署的《虎门条约》,割占了香港岛,索取2100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获准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五个口岸居住贸易、停泊军舰,并且还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中英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门户,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开始破产,中国也开始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不仅如此,根据《虎门条约》关于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其他列强也享有同英国一样的特权,从此中国的大门便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②当然,中国这个时期的开放不是主动与自愿的,而是在压力之下被迫的行为。鸦片战争(也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不断扩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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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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