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为人之道就是教育之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4 次 更新时间:2022-03-29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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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 (进入专栏)  


建国君民,教育为先

化民成俗,立国根本

《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重视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习俗和风气。古时候,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私塾和书院来进行教育,现在我们主要通过学校来进行教育。教育除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社会教育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社会的教育包括社会上的各种各样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过去普通老百姓的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一定识字,不可能接受学校教育,他们接受的就是社会教育。以前民间的主要文化活动就是看戏,又叫“高台教化”。因为老百姓通过演戏说书这类舞台艺术来学习做人的道理、做事的规矩,也能起到教化的作用。教育的意义如何体现?

第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通过教育,让每个人都能懂得做人的道理,对自己、对社会、对天地万物,形成一种正确而全面的认知。

第二,教育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教育,以此为立国之本,所以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说法。《管子·权修》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句话后来被归纳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为培养人才比种植树木要难得多,而且人才也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在传统文化中,教育始终被放在基础文化建设最根本的任务当中。

中国的传统教育以传授做人的道理为根本目的,通过教育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不管是读过书的人,还是没有读过书的人,都需要通过教育,形成整体的社会行为。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上变成了知识性的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真正把握传统文化的精神。

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在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说法,有持性善说者,有持性恶说者,有持性善恶混说者,有持性无善恶说者,有持性三品说者,等等。这都是由于人们对“人性”的不同定义,以及从不同的视角去探讨“人性”的问题,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说法。如果从各自探讨的视角和定义来说,都有其道理。拿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荀子·性恶》)的说法来讲,实际上他是从如何维护人类群体和谐,消除人性中那些可能引起相互争斗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的因素,以及认识到人只有通过教育学习、修身养性,才能认识自己作为“人”所具有的身分,才能自觉遵守做人的道理等视角,来阐述其性恶论。如果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纯理论探讨,而是从社会现实人性来看,那么荀子的说法应当说是言之有理的,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化成”的根本精神的践行。人需要认识到人性中那些会引起相互纷争、导致社会混乱的因素,可以通过“人为”的后天教育,激发出人性中的“善”,从而培养起社会的“善”,以至于“化民成俗”(《礼记·学记》),使整个社会养成向“善”的风气和习俗

诚敬内心,做好一个人

在教育理论中,应该说师德是一个关键的要素。《礼记·儒行》对儒者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我们逐条按章句划分的话,共有十六条。这十六条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内在方面是指对儒者的道德人格要求,外在方面是指对儒者的言行举止要求。尤其是内在要求,在人格的塑造和养成上起到最根本的作用。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师德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属于职业德行,所有职业德行应该建立在基本的做人基础之上,离开了做人的德行,就不可能建立起职业德行。仅有职业德行,又不见得具有完善的人格,所以做人的基本德行最重要。《儒行》一文其实提到了做人,当然不是一般人,而是儒者这个特殊的群体。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人懂得做人的道理,能够把人跟动物区别开来,即人不仅是一个肉体的生命,更是一个精神的生命,是二者相统一的高级生命。当二者结合在一起时,精神生命就是肉体生命的指导者、引领者;若无精神生命的指引,就是“行尸走肉”,或与禽兽无异了。让精神生命引领我们,这是传统文化教育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就是通过教育使人不断地提升自我,不仅能够成为个人的引领者,还要成为社会的引领者,为社会营造一个良好、和谐的氛围。因此《礼记·学记》认为教育有两个任务:一是修身养性,二是化民成俗。

现在,我们有时会感觉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有一种无力感,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变了。现代跟古代不一样,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甚至国家政令的宣导,有时需要一年或几年,才能下达到偏远地区,社会风气的转变就更慢了。现在是信息时代,社会就像一口大染缸,社会教育也因此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我们不仅要紧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更应重视社会环境在教育中的作用。如果每个人都能弘扬一点正气,修行一点善业,整个社会就会形成奋发向上、与人为善的风尚。所以古语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儒行》从内外两方面对儒者提出了要求,把这些要求简单地归纳一下,无非两个字,即“诚敬”。无论是提升个人修养,还是教化社会大众,都需要诚敬之心,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凡人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朱子语类》卷一一九)。往前追溯,《周易·坤卦·文言传》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即用“敬”规范内心,用“义”来规范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做到“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不是言教,而是身教,教师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影响整个社会。

教师也是一名“医生”。唐代“医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第一篇里就讲到了医生的职业德行,要求医生不仅应该精通医术,还要涉猎群书。为什么呢?他说:“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者矣。”

在我小的时候,很多店铺里面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敬业乐群”四个字。“敬业乐群”一词出自《礼记·学记》,意为努力学习,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互相切磋。后来这个词成为人们对自我修养的要求,即对自己的事业要有所敬畏,对于跟自己共事的人,要和睦相处,打成一片。所以一个人要尊敬自己,要尊敬他人,还要尊敬自己的事业,并以此为前提,不断地提高自己。

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因此要学会融会贯通。古代非常强调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艺。依据《礼记》,中国古代八岁入小学,要学习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洒扫应对,二是进退有节,三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都涉及到仪轨,学习六艺是为了修身养性,何以为然?礼、乐的功能十分明显,不必细说。为什么射箭受到重视呢?根据《礼记》,古代有乡射礼。乡礼是一种社区活动,旨在倡导尊老爱幼。如果在乡礼上有九十岁的老人,那么八十岁的老人要等九十岁的老人坐下以后才能就座。射礼体现了什么精神呢?射箭必须身正,身正必须心正,只有身正、心正才能射中。如果没有射中也不能埋怨,而应该反省自己是否做到了身正、心正。射礼就是通过射箭培养端正身心、反躬自省的品德。六艺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项目,而是修身养性的捷径。十五岁进大学,要学穷理、正心、修身之道。

由此可见,整个中国传统教育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人来进行的,即传授为人之道。我们常说教育乃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那么教育之本是什么呢?为人之道就是教育之本。现代教育偏重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这就失去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意义。众人皆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为学之方就是教育之要。所谓为学之方,就是教授发现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方法,这比教一些现成的知识重要得多。

现代教育的学科分得很细,各科之间的壁垒很深,甚至是完全隔绝的,这就不可能让我们的思想相互联系,融会贯通。中国传统教育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即学生必须有强烈的求知欲。如果学生没有求知欲就不去启发他;如果有了求知欲,就可以去点拨他。所以启发式教育优于灌输式教育,是学生有了要求以后才去教。孔子这句话的下面还有一句话:“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举一不能反三,他的知识就是死的,不能融会贯通。相传北宋名臣范仲淹说过这样一句话:“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因为做良相与做良医的道理是相同的。良相要调和各种矛盾,使社会达到和谐。中国人常把宰相比喻为大厨,是因为他能够调和鼎鼐,把各种食材放在一起,做出一锅美味佳肴,这就是“和为贵”。宰相的职责也是“和”,医家也崇尚调和之术。良医调和脏腑、通痹解塞以达到人体的阴阳平衡。《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句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也是治病的原则。荀子曾经说:“君子治治,非治乱也。”(《荀子·不苟》)有了乱难道不管吗?不是,君子治乱是“去乱而被之以治”,就是恢复礼仪秩序,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的学问也都是相通的,若举一不能反三,可谓孺子不可教。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都是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但是大道却永远是简易的。我们如果能够融会贯通,把握住三教的根本精神,就可以无所不通了。大道简易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想法,我们可以从《周易》里面读到这个道理。《周易》的“易”有三层意思:一是不易,一是变易,一是简易。不易是基础。所谓不易,就是有相对的定位,如天地定位、刚柔定位。有了相对的定位才会产生变易,而变易是核心。因为事物的发展经常会走向穷尽,如果走到穷尽的地方而不能自己变通的话,就到此为止了,反之则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最后一点,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尊重事物本来的面貌就是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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