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圣贤兼豪杰——中国传统士大夫人格理想的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3 次 更新时间:2022-03-22 20: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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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进入专栏)  

  

   编者按:本文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在京师人文宗教讲堂的讲座实录,转载时有删减。

  

   今天我们讨论“圣贤—豪杰”这一概念,二者用一个连接号连接起来,我的用意是要把二者集合起来考察。事实上。圣贤与豪杰在历史上是两个不同的人格理想,但是在很多时候,也可能把它们连接起来。这个理想来源于哪里?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圣王”、“内圣外王”等观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上三个概念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梁启超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身而外足以经世。”大家知道,中国学术非常丰富多彩。我们可以从纵向的前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来看中国学术;也可以从横向来看,观春秋战国时代,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等等诸子百家。这些都可以用“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可见其内容非常丰富。

   今天我讲“圣贤——豪杰”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代表一种人生哲学,就是梁启超讲的“内足以资修身”,它是一门修身的学问。修身的背后包含着人格理想,人生的意义、价值、目标、目的,这样一个人生哲学问题。“外足以经世”的范围就非常大了。中国传统所谓“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自然科学等等。所以,中国传统学术都包含在这里。还体现为“足以经世”,这个“经世”在中国传统是跟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讨论我将从“圣王”或者“内圣外王”这样一个概念讲起。事实上,士大夫的“内圣外王”或者“圣贤——豪杰”这样一个传统,在历史上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惑。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哲人,从孔子开始都在呼唤圣王的出现,但是却发现总是非常失望。既然“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核心,那么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一个观念,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它还有什么意义?还值得我们去追求吗?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思考的问题。

   下面我分成四个方面来谈,首先谈一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圣贤豪杰”。先讨论一下“圣贤—豪杰”、“圣王”观念的含义,及其产生过程。其实,圣贤跟豪杰联系在一起是比较晚的,其观念的起源跟圣王有关。所以,我们先从圣王讲起。圣王、内圣外王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最早是一种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连在一起。这个观念的提出与盛行是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都在谈不同的学术观念,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理想、一个向往,他们都把自己的学术归结于这个理想,归结于圣王,都在自家的学说中提出了圣王观念,其中尤以儒家突出。儒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天下无道的动荡时期,在此之前,他们都认为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理想的世界——大同世界,就是《礼记·礼运》篇里面描述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像尧舜禹都是中国人非常向往的非常早期的圣王。这个理想认为,一方面在上的统治者是圣王,他们非常关心老百姓,以天下为己任,把老百姓的苦乐忧患都当作自己的事,像大禹治水就是描述当年圣王怎样关心老百姓、怎样治水跟大自然斗争,最终取得治水胜利的故事。这些圣王实际上代表的是王道政治,也就是圣王观念和王道理想是合为一体的,没有圣王也就没有后来的王道及王道政治。

   圣王和内圣外王两个概念,在后代哲学家的梳理中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应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人格理想。如果圣贤强调的是人格的道德性,那么外王更多强调的是社会功利性。内圣,代表一种文化理想;外王,则一种现实追求。内圣,更多强调的是一种人格的魅力、一种精神感召力、一种软实力,外王更多地强调一种现实的权利、谋略等硬实力。所以,这两者在中国历史上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这两种观念在人们的政治心态中间都是普遍盼望一种既是圣贤又是豪杰、既是内圣又是外王,二者合一的领袖的出现。大家希望天下太平、国家强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社会政治理想。这种理想的实现,依托于一个既是圣又是王的人的出现。所以,王船山讲过,“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儒者之统是圣贤的传统,他们所追求的是《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然后要求修身,在此基础上,才是治国平天下。儒者之统要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就是圣和王两者要结合起来。“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这两者合起来的话,就不会出现孔子所感叹的天下无道这样的局面,就是天下有道的局面,因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者遵循道。道,这种文化理想、道德理想,和现实的政治、现实的社会功利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天下以道而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圣王的话,道就会不明;有这样一个王者的话,就会“道以天子而明”。王船山的这段话代表的是两千多年来儒家的理想,王道的理想。这一理想曾经在三代时期出现过,但是后来不曾再出现,儒者的使命就是要把二者集合起来,他们做的工作致力于道统和王统或治统的结合。但是,历史上的儒者也承认,即使是在三代时期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作为儒家所推崇的圣王,实现了内圣与外王合一的理想。但是,春秋战国以后,内圣与外王开始产生分裂,也就是一部分人作圣贤,他们承担圣的道德价值、追求圣的道德理想、人格,具有圣的理想主义的追求、文化追求,但是,他们无权无势,也就是他们的理想得不到实现。而王者,往往是有权有位,但并非因为他们是圣才获得的,而是靠军事、靠政治力量而获得的权位,所以他们往往就把政治的权位、军事的权位看得更重要,他们都不具有圣贤的品德,更没有道德价值的承担。这一点特别在建立秦汉帝国以后尤为明显。在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或者感叹内圣外王之间这样一种紧张的分离状态。一方面,从孔孟到周程,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这些大儒都有很高的文化理想,很高的道德追求,要做圣贤。他们以道德理想的道统相传,但是他们没有权位。从秦汉到隋唐以来,确实产生了很多的豪杰之士,他们成为主宰天下的帝王将相,但是他们只有治统,而没有道统,也就是他们没有道德理想,并不是通过这种权位来追求孔孟周程的文化理想。这两者就处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中间。

   我这里以朱熹为例讲解一下。朱熹是一个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在历史上通常叫做圣贤之学、内圣之学。理学的一大特点是坚信首先要是圣贤,才能做外王,先圣而后王,这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儒家向往的王道社会。他也非常失望,他说过“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当然,三代时期圣和王是合为一体的,“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主要指春秋战国以后。他又说“然孟子既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一时英雄豪杰之士,或以资质之美,计虑之精,一言一行偶合于道者盖亦有之;而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则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此学”指圣贤之学。他看到历史上的很多豪杰之士,他们能够打天下、坐天下,他们有开拓精神,创造政治事功。他们有“资质之美、计虑之精”,他们的资质非常好,思考非常精道。他们的“一言一行偶合于道者”,偶然合道的时候还是有的,因为他们必须按照道的要求,像汉武帝、唐太宗等人物也有合于道的。但是,他们“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主导他们思想的根本还是他们的“利欲之私”,并非考虑从孔孟到周程的价值理想。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文化理想、道德理想、人格精神作为自己的根本追求,还是未免利欲之私也。朱熹也非常失望,他一生追求圣贤之学,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这个理想。

   王船山是一个追求事功的人物,特别强调“儒者之统”也就是“道统”和“治统”的密切联系。他也发现历史上的王朝大多都是违背了道,哪怕是汉唐盛世的君主也是“略德而论功”,更注重功利,而在德行、在内圣的品德方面是不够的。所以,儒家这样一种内圣外王的理想,是中国传统的学术之全体,也就是各家各派的共同追求,儒家尤其如此。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把法家、道家都兼容进来的时候,儒家的内圣外王仍然没有实现。在历史上,一直受到质疑。但是,在受到质疑的时候,这种内圣外王的理想同时作为士大夫的理想,宋明理学叫做圣贤之学。

   这种圣贤之学的根本包含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从政治的哲学角度,希望使历代帝王成为圣贤,或者让他们学习圣贤之学,使他们能够用圣贤的价值理想来指导其外王的政治权利。这是他们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朱熹、二程在给皇帝作侍讲,给皇帝讲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跟皇帝讲圣贤之学,寄希望于用儒家的道统来转化帝王的治统。这是他们的追求。理学的圣贤之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他们把圣贤之道、圣贤人格作为自己的一种追求。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最早是孔子讲的要做君子,因为圣王在春秋时代往往都是和帝王联系在一起的。哪怕到了魏晋南北朝,玄学在讲圣人的时候,大多都是跟周公、孔子这些人联系起来的,一般的读书人只是做名士,做一个非常有名的士大夫而已。

   到了两宋以后,儒者士大夫有了很大发展,变为人皆可为圣贤。这可能是受了佛教关于人人皆可成佛思想的影响,所以宋代的士大夫都强调所有的人都应该成圣。除了成圣之外,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跟内圣外王相关的,不但要成圣还要做豪杰,就是也要能做事。内圣强调的是正心诚意这样一些道德的修炼,很多人批评宋明理学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句话的意思是,宋明理学常常讲心性,要做一个圣人、好人、道德很高人格的人,但是,假如你作了一个国家真的重臣,你能不能管理好国家,有异族入侵的时候,你能否带兵去打仗,能不能保卫国家,能不能使国家富强,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当年孔子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做能够创造巨大的社会功利的人物,而不是只是做一个圣人而已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追求圣贤之外,是不是还应该追求豪杰?理学确实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对圣贤之学的特别重视,使得好多儒家士大夫过分地强调圣贤之学、内圣之学,这样就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所以,宋代以后许多儒家士大夫往往有“圣贤——豪杰”的追求,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作为政治哲学的内圣外王,因为外王更多地指帝王之统,很多臣僚追随帝王做事,也可以说是外王的事业,可是讲豪杰可能更能体现作为一个士大夫的人格追求。所以,“圣贤——豪杰”到宋以后,尤其到了明清以后,往往成为士大夫的自我期许、自我追求。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湖湘士人的理想人格。无论是把“圣贤——豪杰”这样一种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作为一种人生理想的追求、人生哲学的探讨,还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们中间有一些差别,但是它们确实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到了两宋时期,是个儒学的地域多样化的时代。汉代的儒学是通过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中央往外、往下走的线路,而两宋的儒学、也就是理学的兴起,是自下而上的。首先,是从一些儒学地域化的学派开始的。我在书院工作,所以比较注重从书院的角度分析。书院正好在两宋时期兴起,这时候很多书院都是儒者、士大夫集中的地方。他们往往在不同的书院、不同的地域中间,形成了不同的学风、不同的学术传统、不同的学术旨趣、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才理想,所以往往会产生区别,之间又产生争论。这是很明显的。像宋代有过朱程之辩,因为朱熹和程亮对汉唐君主,对内圣外王的评价和追求完全不一样。程亮认为,历史上对事业有开拓的豪杰之士,像秦皇汉武这些人物对豪杰的追求中体现了道。道不能离开他们追求的这些功利,实际上,他既肯定了他们是豪杰,又认为其背后有圣贤思想作为支撑。但是,朱熹不同意。朱氏认为汉唐以来的豪杰达不到道,没有真正追求圣贤。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今天,我主要从湖湘的角度来讲圣贤豪杰。湖就是洞庭湖,原来叫湖南,湘就是湘江。汉唐以后,这种历史人文的概念用“湖湘”来指代这个区域。湖湘到了宋以后,岳麓书院是宋创建的。我今天要讲的案例很多都是岳麓书院的老师和学生的,也有一些是间接有关系的人。我认为,这批人物从宋元明清,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变革都和他们有一些直接的关联。如果我们追根溯源,正好和圣贤与豪杰这一人格理想有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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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屈子书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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