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沈龙 胡小勇 郭永玉: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 次 更新时间:2022-03-22 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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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沈龙   胡小勇   郭永玉 (进入专栏)  
最近的一项纵向研究考察向上阶层流动对健康的影响,同样发现如果在童年期或者青春期,个体家庭实现向上社会流动,那么其成年后患病的风险显著降低。这些纵向研究证据表明社会阶层可以作为一种影响健康的重要前因。

   3.2 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健康?

   那么为何社会阶层会影响到个体的健康水平?现有研究从远端(社会与环境)、中端(心理与行为)和近端(生理与生化)等不同层次入手,揭示阶层预测健康的中介机制问题。这其中关注远端的研究更偏重于社会学层面的分析,关注近端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医学层面的探讨,而关注中端的研究则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远端的社区和环境因素也是通过个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进而影响健康。因此在本部分主要探讨心理和行为因素的中介机制。

   很多研究揭示了心理行为层面的因素可以成为支撑阶层与健康二者关系的桥梁。例如,居住在较低社会阶层社区的个体倾向于对他人怀有更多的不信任,从而发展了高敌意和悲观的人格特征。此外,家庭因素也导致类似的个体心理特征。低社会阶层家庭冲突以及严厉养育方式,增加了儿童抑郁和焦虑水平,这些个体心理特征与不良健康结果有关。许多研究也发现了抑郁症对未来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率结果的影响。而当心理危险因素(包括抑郁、绝望等)得到统计控制时,低社会阶层和心血管死亡率以及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关联会大大降低。这些研究表明不良健康行为是低社会阶层与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的内在机制。

   3.3 社会阶层与健康关系的整合模型

   尽管不同的研究从远端、中端、近端等不同层面都对于社会阶层预测个体身心健康的机制做出了解释,但这些工作不免相互之间有些独立。其实可以看出,不同层面的因素并非孤立地起作用,它们很可能构成一种整合的系统,共同作用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国内有学者(胡小勇, 杨沈龙, 钟琪, 喻丰, 陈红, 2019)综合远端、中端、近端三个不同层面的核心机制观点与已有实证研究证据,提出社会阶层与健康之间的“社会—心理—生理”路径模型(见图15.1). 将社会环境因素(社区环境、家庭环境)、个体心理行为特征和疾病相关的生物学因素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全面的因果链,来解释社会阶层与个人健康之间的关系。首先,同一个层次的因素(如社区关系)可能延伸到其它层面(如家庭),进而影响该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第二,不同层次的因素之间通过因果联结影响健康,例如社区和家庭层面的因素影响个体的心理特征(如消极情绪和个性)和个体的健康行为(如吸烟),进而与疾病建立联系。第三,在导致疾病的过程中,免疫细胞数量(细胞水平)、分子信号通路活性(分子水平)、适应负荷(系统水平)受到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这样,将近端的生物因素与中端的心理因素和远端的社会因素联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的解释社会阶层影响健康的因果链。

  

   图1 社会阶层和健康的关系:“社会—心理—生理”机制

   4.社会阶层与个体心理

   自我、社会认知与社会态度是个体社会心理的三大重要主题。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逐渐形成共识:一个人的社会阶层不仅会影响其身心健康水平,还会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其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各个层面,甚至这种影响会贯穿人的一生。因此下文将分别从自我、认知和态度三个方面切入,来揭示阶层之于个人的心理烙印。

   4.1 阶层与自我

   首先,社会阶层对自我的影响体现在自我概念上,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形成了互依(communal)的自我概念;而长期处于较高社会阶层中个体,形成了独立(personally agentic)的自我概念。一项针对14172名被试展开的大型调查的结果表明,低阶层者偏好乡村音乐,而高阶层者偏好摇滚音乐。与乡村音乐相比较,摇滚音乐的内容通常更具表现性、影响力和独特性,摇滚音乐更符合高阶层者自我概念的表达,因而更受高阶层者的偏好。高低阶层者在自我概念上的差异,还体现在行为选择上。形成了互依的自我概念的低阶层者,倾向于做出与他人一致的选择;强调环境而不是特质和基因影响了行为。相反,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概念高阶层者,倾向于做出独特的选择;并强调基因和特质对行为的影响。例如,对于两种颜色的吸引力是相同的笔,低阶层者会在颜色占多数的笔中选一支作为酬劳,高阶层者则会选择唯一不同颜色的那支作为酬劳。

   其次,社会阶层对自我的影响体现在个人控制和威胁敏感性上。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自我控制感较弱,威胁敏感性较强;相反,长期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自我控制感较高,威胁敏感性较低。国外的以106名本科生被试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主观社会阶层与控制感之间显著正相关。国内研究者同样也发现了社会阶层与控制感之间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另外,很多研究还发现阶层可以预测威胁敏感性: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境中,如“你举手发言后有人在笑,你不知道他是因为你刚才开了个玩笑还是在嘲笑你的发言很愚蠢”,来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和青少年体验到更多的敌意和愤怒。此外,来自生理指标的证据也表明,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低阶层者的威胁敏感性较强。例如,连续3天,每天6次收集来自不同种族(黑人、白人和西班牙裔)的935名48~90岁的被试的皮质醇唾液样本。结果表明,相对于高社会阶层的被试来说,低社会阶层的被试在醒来后皮质醇的下降过程较为缓慢。皮质醇是反应生理压力的一项指标,被试的皮质醇下降缓慢说明被试在该时间段内都处于一种应激水平,他们时刻准备对生活中的威胁采取反应。

   4.2 阶层与社会认知

   社会阶层还会对个体的社会认知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低社会阶层者对内群体持有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t)倾向;由于唯我主义的认知定向,高社会阶层者对内群体持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倾向。即低社会阶层个体倾向于认为社会阶层是根据流行的意识形态、历史经济条件和社会习俗来划分的;高社会将阶层则认为社会阶层是根据内在且稳定的生理因素来划分的。例如,有研究者选取高低两个不同阶层被试,让他们阅读一则故事,一个可能来自高阶层或低阶层家庭的小孩,被高阶层或低阶层家庭收养,让被试对儿童以后的行为做出推论。结果发现,低社会阶层被试认为儿童以后的行为会和收养他的家庭所处的阶层的行为模式一致;高社会阶层被试则认为这个小孩会与其亲生父母所处的阶层的行为行为模式一致。

   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的影响还体现在解释风格上,由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低社会阶层者倾向于对事件进行外部归因;由于唯我主义的认知定向,高社会阶层者对事件进行内部归因。一项以法国成年人作为被试的研究发现,以职业声望将所有被试划分为高低不同水平。将他们置于模棱两可实验情境,其中一个情境是儿童A将自己最心爱的火车借给儿童B,请对A的行为进行解释,是因为他想和B交朋友(内归因),还是因为A的父母要求他这么做的(外归因)。结果发现,与中产阶级的被试相比,工人阶级的被试更多认为是A的父母要求他将玩具借给儿童B玩的,即是由于外部原因导致了这种行为的发生。国内研究者考察了客观和主观阶层对于中国人贫富归因的预测作用,也发现无论主观阶层还是客观阶层,更高阶层的个体都更倾向于认为贫富差距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导致的(内归因),而低阶层者更多认为贫富差距是社会系统的原因(外归因)。

   4.3 阶层与社会态度

   关于阶层与社会态度的研究,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同时也最具争议的问题当属社会阶层与系统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的关系。系统合理化是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个体对于自己所在的社会系统予以支持和拥护,并认为其公平、公正、合理的一种一般性倾向。作为近年来在该领域影响很大的理论,系统合理化理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它认为低阶层者可能比高阶层者系统合理化信念更高,也就是说低阶层比高阶层个体更认可系统的合理性,更认为社会是公平的、合理的、正当的。然而,很多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反倒发现低阶层者的系统合理化信念更低。

   这一争议源于系统合理化理论关于弱势群体刻板印象的论述。之前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学者们普遍强调在个体形成内群体的刻板印象的过程中,自我合理化和群体合理化的动力作用,也就是说,个体倾向于认可自身的合理性,也倾向于认可自身所在群体的合理性,并由此发展出积极的自我与内群体刻板印象,进而对自身和群体利益加以维护,形成良好的个体和群体自尊。建立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合理化理论对其做了观点的补充,它强调个体不仅有自我合理化和群体合理化的倾向,还有系统合理化的倾向,自我、群体、系统三种合理化的并存,构成了低阶层更认为系统合理的前提。

   进一步来分析这三种合理化,系统合理化理论指出,对于高阶层的个体而言,三种合理化倾向并不冲突,自我、自身所在群体和自身所处社会系统都是合理的、正当的;而对于低阶层者而言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如若他们认可系统的合理性,则必然牺牲其自身和内群体的合理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何在系统中处于劣势地位;而如果认可自身和内群体的合理性,那么他们在系统中处境不佳则必然指向系统的非合理性。在这种认知失调的情况下,理论上低阶层有两条可以使认知重归协调的道路选择:一是相信系统合理性而牺牲自我和内群体合理性,二是相信自我和内群体合理性而牺牲系统合理性,而这时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因为系统常常是不可改变的,选择相信系统不合理会给自己带来长期的焦虑,为了避免这种焦虑,低阶层者倾向于做出第一种选择,那就是接受系统的合理性,认为社会安排是公平的、合理的、正当的。这就构成了认为低阶层者更拥护系统现状的理论来源。

   尽管此论述得到了一些数据的支持,但更多的研究证据对其提出的质疑。特别是一些大样本、元分析和跨文化的研究结论都对这一假说予以质疑。例如有研究者选取了1958年至2008年50年间美国国家选举的民调问卷、1975年至2010年美国一般社会调查问卷以及65个其他国家的世界观调查问卷共计151794份数据,以收入、种族、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主观社会阶层分别作为阶层的指标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只有以受教育程度作为量化阶层的指标时,低阶层会表现出更拥护现存社会系统的倾向,而以其他四项指标作为自变量时,均得出阶层越低越对政府和社会机构缺乏信任的结论。另一项元分析报告选取了社会支配倾向研究领域的118篇文献中的206组数据样本,经过元分析发现,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包括种族和性别)与对应的优势群体相比,会更加反对基于群体的等级制度(group-based hierarchy)的存在,也就是更反对不平等的社会现状。还有研究调查了757个北京的样本和857个华沙的样本,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无论是北京还是华沙居民,主观社会阶层较低的个体都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而且更倾向于将此看作是社会系统结构的问题。这些结果无疑都表明低阶层更倾向于对现存社会系统不满。

除了上面所述,还有大量研究指向阶层与系统合理化的正相关关系。例如一项以客观阶层为指标的研究显示,阶层越低的个体越倾向于不认同主流的社会理想。除了更加感到系统的不合理,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低阶层更加希望改变现状,打破现有处境。如研究者以财富和文化程度作为社会阶层指标,以经济学游戏来作为考察范式,结果显示低阶层表现出了更寻求平等的倾向。很多国内数据也先后表明,对此于高阶层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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