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勇:人口大逆转的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1 次 更新时间:2022-03-22 00:39:38

进入专题: 《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  

秦勇  

   经济学界关注人口问题由来已久,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从地方上逐步开始松动。但是从计划生育抑制人口趋势的效果立竿见影,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人口趋势的影响既不确定也有较长的时间滞后看,似乎二0二一年进一步放开三胎政策既顺理成章又有些姗姗来迟。借着生育政策应当更大力度转向的呼声,我关注到《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这本书。

  

   该书作者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杰·普拉丹是在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部的同事,他们在二0一七年八月共同发表了一篇工作论文,讨論一九八0年到二000年间劳动力供给的最大正面冲击,这场冲击是由于中国和东欧加入世贸组织而导致人口趋势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重塑了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制造业,同时产生了通缩压力,进而导致利率持续下行。但是,两位作者认为这个趋势将要发生逆转,首当其冲的就是低利率环境会发生改变,而这个情况还会叠加人口结构的恶化,增长放缓,加上前期由于低利率造成的全球债务高启,这让金融市场根本无从应对高通胀。这篇论文可以视为《人口大逆转》的一个背景,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真意。

  

   书中是这样描述大逆转前的情况的:由于劳动力正向供给冲击,导致议价能力下降,工会密度下降,实际工资下降,虽然实施了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仍然面临通缩问题,并且债务规模不断攀升。货币宽松和利率下降造成资产价格上涨,并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由于发达国家内部按资本和劳动力收入进行分配,不平等状况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进入全球市场,在国家间分配中是受益者。这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发达国家内部劳工不信任精英体制,但在二00八年前社会总体福利有所改进,因此没有出现大的动荡。直到金融危机爆发,政府救济进一步加大了社会不平等,于是开始出现政治动荡。

  

   而当前人口趋势逆转,面临来自几个方面的通胀压力:一、始自发达国家生育率出现明显下降,老人照顾成本上升,前期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益不均矛盾激化,下一阶段全球化放缓,但所需要的老人服务是不可贸易产品,就有一定通胀压力;二、人口趋势逆转意味着抚养比上升,只消费不生产的被抚养者作用大过通缩效应的工人,通胀就起来了;三、劳动力供给下降,工人议价能力上升,实际工资与劳动者收入占比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引起通胀上升;四、通胀上升,工人会要求涨薪,以确保更合意的税后实际收入,进一步加大通胀压力;五、投资依旧旺盛,因为老年人的住房要求更高,企业愿意投资提高资本劳动比,改善劳动生产率;六、如果解决养老和医疗费用,税负还有上升趋势,通胀压力进一步上行。

  

   这本书恰逢其时,它把人口问题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带入公众视野,人口与通胀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人口问题的次生问题之一。在日本暴露该问题之前,全球可能还没有如此关注过人口问题,虽然生育意愿低下,生育率低也开始在西方国家凸显出来,但正是日本的深度老龄化(二00五年人口已经开始净减少)与低欲望文化氛围,有理由让经济学家担心与日本文化相近的国家是否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而现在这个问题可能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到来,变得更加迫近。二0二0年中国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速进一步放缓至0.53%,人口平均年龄升至38.8岁(美国为38岁),总和生育率降至1.3(根据联合国人口司UNPD数据,二0一0年为1.62,二000年为1.69)。按照目前这样的生育率,中国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达到深度老龄化,并给全球劳动人口结构带来深刻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积极应对老龄化可以考虑的方向有:一、鼓励生育,可以由地方提出适合地方财政能力的税收抵免、夫妇生育假期、孩童补贴等激励政策,由区域社会共担生育成本;二、开发面向老年人需求的高质量供给,可以放缓经济的潜在需求增速;三、人口变化还会改变住户的组合配置,比如老年人可能更愿意配置安全资产,而经济增长更需要风险资金的投入,政府可以适当引导支持风险投资,尽力维持经济增速;四、劳动参与率长期可以适应人口变化,中国可以缓慢提高退休年龄,延长“八0后”人口高峰人群的就业时间。

  

   以上鼓励性的人口政策理想情况可以缓解人口变化的趋势,退而求其次,或也可以极大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回首计划生育政策的制订,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马尔萨斯是最早关注人口问题的经济学家,他的人口经济理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类的性本能决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若不加以控制,每二十五年可增加一倍,因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人口将超过食物的供给量。而食物不足会引起贫困、恶习等出现。故人口与食物间的不平衡总是通过抑制人口增长而加以改善。马尔萨斯的理论显然早已经破产,他的问题不在于静态地看待问题,而在于他把土地、技术与生产效率作为约束条件,把当时的社会福利阶层构成作为目标函数。如果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为了维护当时的社会阶层相对福利状况不变,必须限制底层人口的数量,然而底层人口恰恰是工业化过程中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是技术和资本完成原始积累的重要支柱,之后的工人阶级的崛起,工人境遇与社会福利的改善,反过来进一步要求技术进步,人类才得以从机械化向电气化转变。可见,追求人类的福祉整体改善才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如果马尔萨斯的理论被全面接受,我们可能还停留在历史落后的生产水平之下。

  

   站在经济学家的角度去反思马尔萨斯的理论,本质上是要回答人是不是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当你把人也作为生产资料来看待,那么问题的本体和客体就发生了变化。“追求经济增长或追求发展是人的根本目的”,在一定范围内这种提法可能还会受到不少人的认同,因为中国从极低的人均收入到人均一万美元的过程,让国人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很容易成为社会共识。但是,我们进一步推论,如果发展是人的根本目的,那么分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有哪些人享受到增长带来的红利,其实无关发展本身。因此这种认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让大多数人变成极少数人发展的工具,可见人不是生产资料。

  

   人口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是制定激进的人口政策,相当于阻断了人、技术、制度三者的互动影响,看似以经济增长为纲,却失了面向未来的人口与资源全新组合的可能性,错失技术与制度进步的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关涉他们境况的改善。因此,关注人口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落实到对人本身的关注上,以更好地适应全球人口大周期拐点的到来。

  

   (《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英]查尔斯·古德哈特、马诺杰·普拉丹著,廖岷、缪延亮译,中信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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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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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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