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胡适与罗尔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8 次 更新时间:2007-02-09 09: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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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哲 (进入专栏)  

  

  一

  

  罗尔纲是当代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名家之一,自一九三七年出版《太平天国史纲》{1}以来,在这个领域里一直享有崇高的名声。例如,顾颉刚总结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著述成果,在检讨太平天国史的部份,即说此书剪裁得当,为简单而扼要的一部太平天国全史;费正清(J. K. Fairbank)等人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晚清篇》(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一书,在关于太平天国史单元的〈推荐书目〉(Suggested Readings)里,也评誉此书是通论专书里最好的一种{2}。向来被罗尔纲以师礼事之的胡适,收到他赠送的此书,阅读一过{3},尽管认为《太平天国史纲》这部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4};但是对于这部书里的若干论断,他的评判却很严厉。

  例如,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的种种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革命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像是“施行太平天历,铲除宜忌吉凶的迷信,提倡通俗文字,主张删浮文而用质言,去古典而贵明晓,标出‘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文学革命的理论,是对风俗思想的革命”{5}。对于这般的论断,胡适甚不以为然。他对罗尔纲说:

  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6}?

  他又说:

  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7}。

  对于胡适的批评,当时罗尔纲的态度,是谨领受教的,甚至反省说道:

  适之师的话,叫我毛骨悚然……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他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也就是违犯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8}。

  然而,罗尔纲敬领“师教”是一回事,他本人的历史撰述却能否力行“师教”,却又是另一回事。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之后,胡适与罗尔纲分道扬镳,前者先在美洲大陆上流寓异乡,再抵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罗尔纲则在广西贵县江边“淌下了热泪”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9},随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一九五四年调同院近代史研究所{10}。分处不同的环境,师生间的“思想”距离,亦更形遥远了。只是,两人之间的情谊,应该还埋藏在彼此的心灵深处,等待着适当的机会表白宣泄。

  

  二

  

  罗尔纲一九○一年一月九日生于广西贵县,一九三○年自上海中国公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当时的中国公学校长正是胡适,这也是促成罗尔纲与胡适结缘的开始。然而,在此之前,他对胡适之名就已然有一定的熟悉度了。

  因为,在进入中国公学之前,罗尔纲即曾卷入一九二○年代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涛里。他回忆自己的中学岁月时说,自一九二二年初夏他就读的贵县中学由陈如心(勉恕)担任校长之后,该校就立即成为“宣传五四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反对贵县封建势力的堡垒”,罗尔纲也卷入了这股新思潮激荡着旧势力的风暴之中。在校期间,学校上演过一部由胡适编的反对封建婚姻,提倡男女自愿结合的喜剧《终身大事》{11},他在剧里也轧上一角,男扮女妆,反串饰演田太太{12}。由此可知他对胡适之名应该有一定的认识。后来他在写给胡适自剖心路历程的信里说:

  在民国十二、三年的时候,正是两广党化初次升腾的时代,那时候青年人最时髦的口号是“放落书包,到民间去”!我那时适从上海高中毕业回里省亲,看见满街的标语口号,好似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在那个半年中,我就给人拉了鼻子走做了许多胡涂的事{13}。

  例如,他参加贵县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微熹青年社”,下乡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14}。足足“胡闹了半年”,受到父亲罗润亭{15}的痛责之后,罗尔纲这才又到上海念大学,但却选择了“以宣传为目的的上海大学”,进入社会学系{16}。上海大学当时是所“进步青年”麇集的学校,共产主义思潮澎湃{17}。然而罗尔纲自述说,他并未受到这个学校的坏处的影响,反到是受到郑振铎等比较好的师长的教训,天天跑到图书馆看书{18}。在上海大学待了两年,以婚姻之故而离校,没想到婚后上海大学就被国府查封了。在“清党”风潮里,罗尔纲的父亲亦受波及,身心受到重重刺激的罗尔纲,竟得了重性神经衰弱症{19}。虽经亲人的鼓舞,却始终无法振作起来。一直要到看见中国公学刊登在《申报》的招生广告,广告上校长胡适的名字,竟成了他“迷途的明灯”,仰慕着胡适道德学问的他,于是不顾所有朋友的劝阻,在一九二八年转学到中国公学去{20}。

  在中国公学就学的罗尔纲,以为“这所大学,宁静得犹如我国古代的书院”,学生能专心向学。他认为,这是胡适治校颇得其法的结果。他也选修了胡适开的大班课程:《中国文化史》,每周一早上在礼堂上课;一九二九年,还以成绩名列全校前五名,得到了校内的奖学金,而为胡适所知{21}。罗尔纲说,在中国公学环境的熏陶与胡适的栽培下,“一个行尸走肉的青年”,居然“复活起来”,决意献身学术{22}。到了一九三○年五月初,即将毕业的前夕,他更决定“毕生献身于历史”,以研究史学为志业,也惊觉“无家可归”,便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要求帮助,让他有机会“在国内的历史研究院或者大图书馆中‘半工半读’”{23}。胡适的回信说道:“此间并无历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远在北京。大图书馆此间亦甚少”,言下之意,他的志愿想要实现,恐怕有些困难;但他问罗尔纲:“你每月需要多少钱?期望多少?”意欲为之筹谋{24}。罗尔纲阅信后大喜,覆函答谢说:“莫说北京不曾见其远,为了研究学问,就是北冰洋也有勇气去干”。只是,他也知道北京不见得去得成,“如果北京方面事情不确定的,宁请校长为学生在上海方面设法找事做”,只要“不致于与学问脱离关系的地方都很愿意”,仍请胡适伸出援手{25}。胡适接到这封来书后,乃决定邀请罗尔纲来自己家里工作,这真是让他喜出望外的消息,特地以挂号信回复感谢胡适的好意:

  学生能够到校长的家去,在一个伟大的灵魂庇荫与指导之下去工作念书,实在做梦也没有想到。……学生是个立志向上的人,到校长家去,是要竭尽自己的所能,谨谨慎慎地跟着校长走,如果校长以为学生是尚可以栽培的教训的,学生实愿毕生服侍校长,就是到天涯海角也去。……{26}

  胡适为什么会邀罗尔纲到他家中工作呢?据他晚年给吴相湘的信里做出的解释,他认为罗尔纲“天资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责,所以我总想管住他一点”{27}。除了这条资料之外,我们并不清楚胡适的原始用心究竟何在{28}。获悉胡适厚意“狂喜无既”的罗尔纲,遂于一九三○年的六月,搬进了位于沪西极司斐尔路的胡家{29}。

  

  三

  

  罗尔纲进入胡家后担任的工作,据他的自述,除了每天帮助胡适的两个儿子胡祖望、思杜读书之外{30},最主要的工作,是钞录整理胡适父亲胡传的遗稿,翌年三月钞录工作完成{31}。曾将其中关于胡传于光绪十三年游历琼州、黎峒行程的日记一卷钞登一过,投刊《禹贡》二卷一期{32}。在这段期间,胡适于1930年11月28日举家搬离上海,迁居北京{33},罗尔纲亦帮忙协助胡宅搬迁整理的工作{34}。而后,为考证《醒世姻缘》一书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龄,罗尔纲又协助胡适进行校勘《聊斋全集》各种版本的工作,至一九三一年秋完成{35}。

  就在这一年的四、五月时分,罗尔纲的父亲写信给他,以家庭经济略有困难等因素,要他返乡工作。因为罗尔纲在胡家,费用概由家里提供,而且他帮胡适工作,辞谢酬劳{36}。但是罗尔纲没有答应父亲的要求,拒绝返乡。到了秋天,因嗣母生病,家里再度来信,仍要他回家,于是他始决意返家省亲{37}。在辞行之前,他写了一封长达15页的信放在胡适的书桌上,明白叙述了自己身受胡适师教前后的变化情况{38},孺慕之情,明显可见。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罗尔纲回到家乡,“除侍奉高堂之外”,起初无所事事,只期待来春再回胡府{39}。他勤于写信给胡适请安问好,还寄赠一箱腊肉到北平去{40}。他本来计画在一九三二年“旧历正月十五后”启程{41},胡适也愿意他重来北京,还想要寄旅费给他{42}。可惜因为战争与家庭的关系,阻挡了罗尔纲实现愿望的机会,他只好在县立贵县初级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兼班主任,教“两班国语,四班历史,每周二十一小时,每天忙得很”{43}。他自称,回想起尚未进入中国公学的时候,成了“活工具、活招牌”,“被拉去喊口号,贴标语,在大会的群众面前癫狗似的狂吠”,“简直比一个盲目的屎蛆还不如,实在就是一只狂暴的野兽”,深感“镌心似的痛苦”,所以他在教书的时候,要“现身说法,去警戒那些后起的少年们”{44};他在教学时,更本着胡适的思想态度指导学生;但是教学工作繁忙,无法治学,只以准备教学内容时,做了两篇小小的考证文章{45}。他不仅把这两篇文章寄给胡适,请他指正,还帮他留心考证《醒世姻缘》作者西周生确切身份与生平的资料{46},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官场现形记》二书作者生平的材料{47}。然而,罗尔纲希望能继续到北平随侍胡适之心,却未曾稍减,屡屡表露在写给胡适的信里。

  他的心愿,直至一九三四年方始实现,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五点,罗尔纲终于重返北平,再入胡府{48}。这回,胡适没有给罗尔纲固定的工作,只教他自己看书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49}。不过,胡适偶尔也会吩咐罗尔纲帮他做些文书工作。例如,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日,胡适应林行规之邀游秀峰山,罗尔纲亦共行,胡适忆起前年与丁文江共游同地,各皆成诗,遂嘱罗尔纲抄录一份{50}。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罗尔纲正式展开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术历程。

  

  四

  

  当罗尔纲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小有所成之际,他在这个领域里却一度彷徨无已。他回忆说,在二进胡宅之后,胡适没有给他一个固定的工作,他不愿不劳而坐受胡家的款待,所以要求胡适帮忙介绍一份工作。胡适先要他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任文书,甚至对罗尔纲说,若他愿进清华大学读英文,胡适愿意每月送他一百元。罗尔纲的志愿却是想到研究单位做事,所以拒绝了这份工作,也婉拒他的好意。于是胡适再要他到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室当助理,整理金石拓本,罗尔纲以为这是一件研究的工作,所以答应了。也就因为即将担任的是整理金石文字的工作,罗尔纲决意搁下太平天国史的探究,一意在新岗位上下工夫。而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因为妻小来到北平,他就搬出了胡家,在外赁屋。但因为与妻小同居,北大的薪水入不敷出,经济上发生困难,他只好重拾起研究太平天国的工作,靠卖稿增加收入,以维家计{51}。

  恰以来到北平之后没多久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罗尔纲被吴晗拉去参加由一群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如汤象龙、谷霁光、梁方仲等人组成的史学研究会。这个小团体得到了主编天津《益世报·史学》与南京《中央日报·史学》的机会,于是,罗尔纲得以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换取稿费;一班好友如吴晗,又常帮他跑腿送稿,乃至预约稿费,解决他的生活问题。甚至于当罗尔纲完成〈洪大全考〉一文后,估计可得一百多元的稿费,几乎等于他两个月的薪资,吴晗帮他送交《燕京学报》,没想到因罗尔纲此文驳斥了俞大纲以洪大全确有其人的讲法,该刊编辑以俞氏为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小舅子,怕得罪傅斯年而拒刊,吴晗跑去闹了一场,仍无法刊出,吴晗遂转交清大新刊的《社会科学》,这才顺利刊出。至于《太平天国史纲》一书同样也是在经济的压力下,于一九三五年底至翌年春,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完成的作品{52}。

  在罗尔纲坐困愁城,发生经济危机得卖稿维生的时候,因为他不愿开口求援,胡适完全不知道这档子事。但是稿子写多了,终不免给胡适看到了,竟受到严厉的谴责。

  罗尔纲自述,自一九三五年春到翌年夏天,他写了近四十万字,除了太平天国史的文章之外,还有其它主题的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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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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