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前轴心时代的史影与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 次 更新时间:2022-03-20 20: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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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辉  
充分利用血缘姻亲的默契关系对广大疆域实行控制和统治。分封制的社会背景是氏族制,血缘关系成为天然的政治纽带,这种关系的内部有一种自然的和谐,所谓“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西周王室以分封制实施政治统治的现实原因。对于分封制的意义,从周王室而言,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授权给功臣至亲在被征服区域建立封国,藩卫王室,控御那里的小邦及其人民;而从受封者而言,得到许多土地和人民以及礼器(这些意味着可以持续生殖的财产和权力),那是最大的赏赐。

   分封制解决了对被征服区域控制的问题,但也引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主要是如何防止周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和王室如何控制分封诸侯的问题。于是,以嫡长子继承法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便因此产生。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带有顺乎“自然”、“天定”的成分,由于每次权力更替之际都可能因相互争夺权力而引发一场内战,因而权力的传承便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如家族、兄弟、父子之间进行,直到严格规定最高权力只能由嫡长子继承。限制的范围越小,则每次权力更替时社会的动荡也越小。因此这种传子制度在历史上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不纯粹是统治者的一己之私。顾颉刚说:“我们推想,这也许是在客观要求下的一个新发展的家长制。在先,周太王不传太伯、虞仲而传给王季,文王不传伯邑考或伯邑考的儿子而传给次子武王,可见周人本没有什么所谓嫡长继承制,和商代的前期、中期一样。可是到了武王克殷以后,尤其是到了周公东征以后,周王的产业空前的庞大,如果不确立一个法定的继承者,便很难保持王族内部的长期团结,倘使因此而引起争夺的纠纷,周的政权就不能稳固,环伺的殷人又将乘机而动。周公看到商朝自康丁以下已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所以就自动地把王位让给武王的长子,使得周王的位子永远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继承者,周王的产业不致为了争夺继承权而突然垮台。”30杨向奎先生说:“宗周宗法制的完善,始自周公,这一方面是周公的宏谟,同时也是时势造成。……嫡长子制定,然后可言大宗小宗,否则同为兄弟,同是大宗,大宗林立而争夺起。”31西周“国家成立后,以大宗长代部落酋长。部落联盟,变作诸侯与天子之间的从属关系,于是由横向联系转为纵向联系。这纵横的演变即阶级的出现,而氏族之间的横向联系转向纵深,即大小宗的出现。大宗为君,故云‘宗之君之’,而小宗为臣,变作附庸。由大宗为君而变为长子继承制,自周公始确立。宗法确立后对安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同上 ,第158页)以嫡长子继承制择定的统治者未必是贤明的。这是一种代价,是一种默契:为了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这一社会价值的落实,大家都要拥戴这个即便是平庸的统治者。32 这也正如王国维所说:“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33

   七、宗周文明及其衰落

   《诗经·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周人以宗子执政,西周时周天子居镐京,为天下所宗,故称“宗周”。因此“宗周”之义有二:一谓镐京其地,一谓西周之时。本文所言“宗周”,系指西周。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指西周的礼乐文明。东周以降,诸侯异政,“礼崩乐坏”,诸子蜂起,道术大裂。此一时代被称为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对此后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至深且巨。所以探讨宗周文明及其衰落之因,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周人建国之初,便面临三大矛盾:一是周人与殷商旧贵族的矛盾;一是各封国与周围原有方国部族的矛盾;一是周人贵族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这是族群之间与族群内部的矛盾,而实际上它掩盖着真正意义上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而这种矛盾和斗争除了在较短时间内采取战争手段和强制性政策解决外,更多的是采取思想统治的形式。这时,在思想领域中“天命”、“德治”、“礼治”三个观念有特别突显的地位。并以此为核心而开始了《诗》、《书》、《易》,以及礼乐等所谓“元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

   析而论之,“天命”论原本是殷人的思想,“德治”原本是上古圣王的传统,周人真正表现其独创性的是“礼治”的思想。周公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以“德”诠释“天命”,并将“天命”和“德”的思想纳入其无所不包的“礼”的大体系中,由此而开创了宗周的礼乐文明。

   1、改造殷人的“天命观” 《礼记·表记》区分殷人和周人的文化特征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原始宗教思想在中国发生甚早,《国语·楚语下》载:颛顼时代,九黎乱德,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匮于祀;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这是对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的原始宗教混乱状况的一次整顿,任命专门的神职人员,而对通神之事加以垄断和限制。在对待宗教鬼神问题上,殷人与周人大体持两种态度:殷人是以宗教立国,周人是以礼教立国。殷人事无大小,皆占卜问天(近代以来大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天命”是其宗教思想的核心观念,直接关系着王权的正当性。正是凭借“天命”观念,商纣王自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而有恃无恐地实行暴虐统治,对外侵陵方国,对内残害忠良。周人长期隶属服事于殷王朝,从逻辑上说,周人并不相信殷人的“天命”观,如信殷人的王权是天所命,周人便不敢“革命”而抗天之威。但在当时宗教思想浸入人心的情势下,周人又不能不利用“天命”观念。

   史称:周文王原为周方伯,因其国在西,又称“西伯”,曾作为纣王的“三公”之一。后被囚羑里,放归后“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史记·殷本纪》)又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受命”之年称王,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34。为什么某年为“受命”之年,史书并无交待。以今论之,所谓“受命”那一套,当然是周人自己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造舆论。而造舆论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诗歌,《诗经·大雅》就保存相当多歌颂文王“受命”的篇幅,如:“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型文王,万邦作孚。”35“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36“居歧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37这种舆论一方面在于坚定周人及其友邦的信念;一方面在于解除殷遗民的思想武装。

   武王克商后不久即去世,时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联合殷商旧贵族叛乱,周公统兵平叛后,一面强制殷商旧族分迁各地,一面将周人的“天命”观念灌输给殷人。如《尚书·多士》告谕殷商顽民说:敬告你们殷商遗民,不是我小国敢弋取殷命,而是因为天佑有德,不佑无德,周之所以革殷之命,完全是“天命”如此,正象当初夏桀失德,你们先祖成汤“受命”而革夏之命一样。因此你们要老老实实顺从“天命”,顺从“天命”,就会得到天的眷顾,否则,我们将致天之罚于你们!周公用以德配命的思想告谕殷顽民,要他们接受现实,转变思想。

   但是对于“天命”,周公其实是不信的。周公对当时的另一辅政大臣召公奭就坦开了他对“天命”的真实意见:“天命不易,天难勘,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38由此看来,周公等人所讲的“天命”主要是给殷人听的。周人克商践奄灭国平叛的军事斗争虽然早已结束,但却围绕“天命”问题,周人与殷人在思想领域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然,周王朝的统治人物也对族人和友邦讲“天命”,任何一王朝都会从“神道设教”的立场出发,以“天命”观念作为其王权的正当性的根据。虽然如此,周人仍以“德治”、“礼治”为主,“天命”观念在其政治思想体系中,只占次要地位。这与殷人的政治统治思想是极不相同的。

   2、继承上古“圣王”的“德治”传统 如本文前面所论,在儒、墨诸家看来,“德治”是上古圣王的传统,那时制度未备,圣王以其至德感召天下,由近至远,和合万邦,如《尚书·尧典》称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分析而论,德治有统治者自身修德的问题,所谓“克明俊德”;有协调族人关系问题,所谓“以亲九族”;有协调君民关系问题,所谓“平章百姓”;有协调邦国关系问题,所谓“协和万邦”。等等。但社会进入家族私有制之后,家族间的矛盾逐渐突出,“兄弟阋于墙”的事情常有发生,于是而有礼治产生,并且日益细密化,用以规范族人的行为,避免内部的争夺。因此在周代,讲“德治”主要是讲统治者与人民百姓、本邦族与其他邦族的关系,以及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周人的“德治”观念,不是一个哲学的或伦理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关系着周人的境遇问题。

   周人早在文王的爷爷太王那辈,就有“翦商”之志。可是周一直是个地不足百里的小邦,其实力远不能与邦畿千里的大邦殷相抗。文王看到纣王暴虐无道,人民离心离德,因而自羑里归国后,便制订了一个“以德取天下”的战略方针,这主要是用“德治”来感召、团结其他邦国,以壮大自己,削弱殷商的势力。文王去世,武王继父之志,为了检验己方实力和民心向背,组织了一次军事演习,观兵孟津,结果八百诸侯不期而会。《泰誓》载武王当时誓师之言,其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受(纣王)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这里,武王把自己的军队说成人民之师,而把伐纣行动说成奉行天讨。

   王国维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39周人克殷建国后,便面临一个如何对待周围的原有方国部族的问题。其政治方针,除了叛乱(如奄与淮夷之叛)不得不加以军事平定外,一般是采取怀柔涵化的“德治”政策。《尚书·梓材》传统经学认为是武王诰康叔之书,其中说:“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就是说:周建国前先王实行的是“协和万邦”德治政策,建国后今王也要执行先王这一政策,这样不仅会感化受殷商迷惑的人民,也会使先王在天之灵满意。《尚书·顾命》传统经学认为是记成王临终命群臣立康王之事 ,其中仍告诫要继续实行怀柔政策:“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前文我们曾讲到禹时诸侯万国,汤时三千余国,《礼记·王制》载周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逸周书·明堂解》陈逢衡注“万国各致其方贿”谓:“成王时千七百七十三国。”周初至成康之世,虽封同姓、异姓共七十一国,这些封国与周围原有方国部族长期和平相处,历史上未闻有地方性冲突的个例。这说明各新封国有一个相当长的建国过程,后来其中一些封国成为强国,也是以其较先进的礼乐文明逐渐融合、涵化周围的原有部族及其人民而形成的。凡此皆说明周人的“德治”政策。

“德治”涉及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王天下”的关系问题。此一时期,周人可能已有“仁”的观念。《逸周书·武顺》云:“卿不仁,无以集众。”同书《文政》云:“仁守以均。”《大聚》云:“生无乏用,使(死)无传尸,此谓仁民。”《官人》云:“言忠行夷,争靡及私,……情忠而宽,貌庄而安,曰有仁者也。”等等。后人以《逸周书》驳而不纯,以为是孔子删录之余,并有后人窜入文字,因而不甚信据,甚者认为春秋以前绝无“仁”字。40 然亦有学者指出上引诸篇信为古书,如张大业《逸周书管笺序》说: 《大聚》、《文政》等篇“醇雅渊懿,皆丰镐盛时之文。”陈逢衡《逸周书补注》谓:《大聚》等篇“为备荒而设,可见周家体恤民隐至意。”又谓:《武顺》等篇为兵法,亦是“周人手笔”。姜士昌《汲冢周书序》谓: 《大聚》、《官人》等篇“有非叔季之主、浅闻之士所能仿佛者,……其事则文、武、周公,其文则东周以后作者不逮也。”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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