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31 次 更新时间:2007-02-08 2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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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摘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七层的――道德、自然、群体、社会、政治、民族、国际――由内而外的同心圆体系,其普适性、牢固性自内而外逐层降低,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最外层的国际观。重建价值观,精英共识是关键。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缺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没了“主心骨”。

  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研究的科学分析工具1,希望这个工具有助于形成中国知识界的核心社会价值观共识。

  本文回答以下三种问题:一,什么是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如何变迁?二,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三,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如何迷失的,又是如何建构的?

  本文分为四节:第一节,阐述社会价值观的定义、作用、变迁、种类;第二节,分辨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和体系内的层次;第三节,讨论核心价值体系内不同层次间的联系;第四节,简述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途径。

  

  一.社会价值观的定义、作用、变迁、种类

  

  1.社会价值观的定义

  与动物不同,人类拥有“观念”。人类的“观念”有无限多,而价值观不是一般的观念,它是关于是非曲直的观念――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正因为有了它,人类才能分辨生活的甜酸苦辣,才能懂得耻辱和光荣,才有了关于光明的梦想。

  价值观是关于什么的是非曲直观念?社科人文的各个学科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各自关心的价值观也就不同。哲学关心与“真、善、美”有关的是非曲直观,历史学关心与历史判断有关的是非曲直观,人类学关心人类再生产——性与生育方面——的是非曲直观,伦理学关心与人类基本道德相关的是非曲直观,心理学关心影响心理健康的是非曲直观,经济学关心那些与市场机制运行相关的是非曲直观,社会学关心影响社会(向现代性)变迁的是非曲直观,政治学关心各种被称为“主义”的是非曲直观。

  作为政治学人,作者关心的是能给“现代民族国家”带来和谐社会关系的那些是非曲直观念,作者把关系到社会凝聚的价值观称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价值观”?人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的场合被称为“社会”;社会上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它集中体现为社会“纲常”或“社会行为准则”――埋藏在我们意识深处。

  “社会行为准则”由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而来。这种认识经过长年积淀,因润滑社会关系而成为“纲常”,成为“人文知识”。行为准则与社会客观条件有关系,与本地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从而在不同民族之间有很强的相对性。所谓“人类的普适价值”,大多承载着某些强大富裕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偏见。

  尽管不同文明体系社会的是非观是相对的,但是,任何一个价值观只有两个方向――是与非。而是非判断是有程度空间的,人们常常把价值观向是或非一端的变化趋向称为价值观的“导向”,价值导向的终极标准只有“是”和“非”两头。当然,是非观念可能会变化,今是而昨非,但依然还有是与非,只不过是以一种是非观取代了另一种而已。举个“导向空间”的例子:新闻界的价值观认为,客观报道事实是记者“应有的”职业道德,记者利用报纸扭曲事实而牟私利是“错误的”。但中国一些经济类的专业记者,经常会收到企业的报酬,换取记者较多的“美言”。就新闻界的价值观而言,这在方向上是“错”的。但受制于种种现实条件,此种“非”,已是不成文的行规,被新闻界和企业界勉强接受。若记者因为收受较多的钱把一个经营差的企业说成是经营好的企业,就往错误的方向滑动了一大步。若记者把操纵企业报道当成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明显是错误的了。若记者为了钱,去勒索企业,威胁毁掉企业的声誉,那就成了犯罪。

  2.社会价值观的作用与变迁

  强调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社会行为准则的前提是界定身份认同,即确定“我(们)是谁”。比如,我是男人,所以我“应该”保护女人;我是老年人,所以“不该”去迪厅蹦迪;我代表政府,“不该”办博彩;我们是中国人,“不必”以美国做判定是非的标准。

  界定了社会身份,价值观就比较稳固,就能润滑社会关系。自我身份界定清晰,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得到公认,社会关系就和谐。比如,我是“子女”,就“应当”孝敬父母;我是“父母”,就“应当”养育子女;我是“商人”,就“应当”做生意赚钱;我是“教授”,就“应当”教书写书;我是管理社会的官员,就“应当”为老百姓服务。各安其位,方能各司其职,社会方能和谐。

  相反,当自我社会身份定位出现混乱,则价值观就不稳固,行为纲常随之紊乱,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被催化。比如,男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女人,教师同时自认是赚钱机器,官员同时自认是商人,商人同时自认是官员,则各自的行为准则就会混淆紊乱,导致怪异行为:掌握公权的官员挖空心思去赚钱,官场纲常就崩溃,官员的行为就似强盗了。老百姓视官员为强盗,社会就可能烽烟四起。

  既然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生产技术在进步,社会分工在变迁和细化,社会在运动演化,社会关系也在运动演化。倘若社会关系变动不拘,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就变动不拘,人们内心深处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就不稳定。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社会关系不可能稳定,价值观也不可能稳定。

  绝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是被动的,会跟随、反映、并润滑社会关系的变迁。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只会让一部分人“不大适应”,却不会引发社会动荡。比如,当家庭由三世同堂变成核心型的小家庭,再变成“丁克家庭”(没有孩子的家庭),原有“家庭伦理”相应地逐步解体是当然的。同样的道理,先进避孕技术的普及和男女同工同酬,使性与生育的必然关系不复存在,关于性关系的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当交通、通讯、运输技术产生重大突破,IT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关于劳动的观念,关于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观念,关于休闲娱乐的观念,关于言论自由的观念,关于师生关系的观念,关于政府权威的观念,等等,就都与小农社会和机器社会里的观念显著不同。

  如果社会结构变迁太快,社会关系变迁太快,就会造成同一时代里不同年龄人之间的价值观出现“代沟”。当权的长者跟不上社会关系变迁的实际,强行灌输保守的价值观,会招致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同样,年轻人不懂得尊重传统价值观,浅薄地嘲弄那些光荣时代确立的价值观,也会招致长者的激烈反应。

  3.社会价值观的种类

  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反映基本的、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或者说,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只有很少的几种,笔者认为只有七种(见下文)。核心价值观以外的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都是非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能增进社会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阻止社会分裂。

  基本的社会关系“应当”比较稳定,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应当”比较稳定。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核心价值观变了,可以使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不应当的”紊乱。在任何时代,人际关系出现急剧恶化都是“不应当的”,而普适道德观迷失后就会发生。这说明,与非核心价值观的被动变迁不同,核心价值观的变迁是主动的,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相对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述核心价值观变化的独立逻辑,及其对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杠杆作用。

  

  二.核心价值观体系及其层次

  

  “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构成的骨架。骨架散了,“社会”就崩溃了。现代社会的骨架由七大类关系构成: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应这七大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核心价值观”。若把这些基本的是非判断当作一个“体系”——核心价值观体系,就能观察到这个体系的分层,乃至层次间相互关联的逻辑。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种类,核心价值观自成一个七层的同心圆体系,自内而外包含七大类核心价值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社会观,(5)政治观,(6)民族观,(7)国际观。其中,最外层是国际观,内核是人类的普适道德观。

  1、第一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道德观

  在社会里,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是六条区分“人”与“动物”的“普适道德”。既然我们是“人”,就不能认同:(1)杀人(比如,随意监禁,滥杀无辜);(2)抢劫(比如,强占农民土地,违法迫使工人超时工作);(3)偷窃(比如,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把全民或集体所有窃为私有);(4)欺骗(比如,出尔反尔,不讲诚信);(5)遗弃(比如,抛弃老人和缺乏劳动能力的人);(6)滥淫(比如,强奸及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2。

  人们对普适道德观有分歧吗?一般而言,人类在普适道德领域里基本没有分歧。不过,近代市场体系确立以来流行的“物质主义”——个人的物质利益享受至上,以及“理性主义”——盘算利益得失是个人行为的至上准则。这两条往往是道德和宗教界的批评对象。其实,在任何时代,追求物质享受都是人的本能。农人努力使田地多出产,商人努力赚更多的钱,自古皆然。即便对于孔子,依然“食、色,性也”,而且要“食不厌精”。对物质享受的理性追求,提供了人类基本的前进动力。然而,理性地追求物质享受只是人类本能,而不是价值观。价值观不是本能,而是精英们制造的关于“社会”关系的观念,要求在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伤害“社会”中他人的利益。物质利益是重要的,成为“主义”,则反社会了。个人理性是重要的,成为“主义”,也是反社会的。本能以利己为要,而社会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利他的。当社会精英把“人类社会”的法则简化为市场法则,甚至简化为动物界法则,普适道德就成了“理性主义者”们的(逻辑)“累赘”。维系人类社会,靠的是人类成千上万年痛苦经验积淀出的普适道德规则,亦称“正义”或“基本法”。这正义观是深深种植在人类心灵里的。正是这种“人性”使人类脱离动物界。比较动物界,人类社会优越得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社会精英们不把自己看作“人”,而自认是动物王国里的一员,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及“理性”,心灵里的“普适道德”就迷失,这个社会就有堕入动物界的危险。

  2、第二层: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

  大自然——山川、平原、海洋、空气、动植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归为社会关系。人类对待自然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念,影响各种社会观念。

  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观念有什么分歧?近代以来,有教养的人们摒弃了万物有灵的迷信,放弃了“天人合一”的玄学,避开成体系的宗教解释,用科学的怀疑求知精神去解释大自然,解释“为什么”。正是因为对科学的信仰——科学精神――才有了近代以来物质文明的跨越式进步,人类近三百年的知识积累超过此前上万年。如果我们自认是“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尊重科学就是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正规学校教育的主体,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社会潮流是由社会精英引导的,如果我们社会的精英们不再自认是“现代人”,不信科学而信迷信,用迷信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用迷信来处理其他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盛行“怪力乱神”。

  3、第三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观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对于任何一种生物来说,群体的存在是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生物学还告诉我们,群体和群体结构大于个体,群体生存竞争的能力取决于群体结构的复杂性。人是属于社会的,个人的地位是由群体赋予的,也是自群体中因出类拔萃而获得的。没有群体认同的个体,虽然自由,却是社会垃圾,也是社会碎片化的原因。所以,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不是在伤害群体中体现,而体现在为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做贡献。这种群体观有相当的普适性,也体现在各种成体系的宗教观里。然而,在群体观上,中国出现了重大分歧。到底是群体在先,还是个人在先?群体观被中国很多的“精英”倒着讲:雷锋不代表“人性”;而反雷锋,见死不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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