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叙事“迷局”中的共同体与团结——余华《文城》的叙事留白及其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 次 更新时间:2022-03-15 0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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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首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余华的新作《文城》布置了一个显隐相间的叙事“迷局”,省略了部分关键线索,留待读者通过细读去重新勾勒。根据分散在全书的叙事“线头”解读系列叙事留白,可以看出,顾益民统领溪镇民众应对兵灾和匪乱,其实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林祥福追寻纪小美的线索则是导引和辅助的部分。那些有着结构性功能的叙事留白,强调了判断力、妥协、宽容和节制对于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文城》不是余华以往任何作品的重复。无论从问题意识,还是表达这种问题意识的文体创新来说,《文城》都是余华对自我的一次超越,也是对三十余年来常见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叙述方式和问题意识的超越。

   关键词:余华;《文城》;叙事留白;共同体建构

  

   余华的《文城》提供了以追寻者为中心与以被追寻者为中心的两条不同叙事线索,以及以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为中心的民国初年溪镇史叙事,这些叙事都留有大量空白,不同线索的叙事之间相互补充,提示读者去重构事件的整体面貌。作者将非常重要的部分隐藏在那些空白之间,布置了一个显隐相间的叙事“迷局”,提出一个带有隐喻意味的政治伦理议题。在这种精心的谋篇布局中,叙事留白突破了以含蓄的细节表达言外之意的常见功能,将重要的政治伦理议题隐藏在整个叙事的“言外”,这与以不同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视角一样,具有全局性和结构性的意义。而这正是《文城》在当代小说叙事方式上的重要突破和创新。

   何谓“文城”:叙事“突变”与叙事“迷局”

   从表面上看,《文城》的结构分两个部分,主干部分是以追寻者林祥福引出的叙事,“补”的部分是以被追寻者纪小美(和沈祖强)为中心的叙事。主干部分叙述的故事如下:纪小美及其丈夫沈祖强浪迹北方,走投无路之际,两人伪装成兄妹,沈祖强将纪小美委托给林祥福照顾。纪小美与林祥福短暂结合,拿走了后者隐匿的部分金条,不久又返回生下女儿——她与林祥福短暂结合的结晶,然后重新消失。林祥福带女儿去“文城”追寻小美,判断溪镇即为沈纪二人所说的“文城”,并在那里等待小美,养大女儿。但在民国初年对抗匪乱时,他为营救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而不幸丧命。“补”的部分补叙了纪小美与沈祖强“做局”利用林祥福的原委,交代了主干部分留下悬念的一些关键细节,如南归途中纪小美决定返回林祥福家生下女儿,沈纪两人返回溪镇之后知道林祥福携女儿找来又离开,不久后在雪灾的祭天仪式中冻死。

   主干部分留下叙事空白,补充部分再通过另一线索的叙述给出谜底,这是《文城》谋篇布局的方法。创作者使用这种结构方法,既可以用两个不同人物作为中心线索,也可以用三个或四个不同人物。电影《金刚川》就用了四个不同人物的视角讲同一个故事,只不过这是一次拙劣的运用,故事间的互补性很弱,让人感觉是一个故事乏味地重复了四次。《文城》将同一个故事讲两次,都采用全知全能叙事视角,只是中心人物分别是追寻者与被追寻者,两个故事彼此对照,后一个故事回答了前一个故事的部分悬念。这些是《文城》布局谋篇比较明显的特点。

   既然多用了一次以其他人物为中心的叙事做补充,那可不可以再“补”一条线索,来填补仍然存留的叙事空白?余华的匠心在于,他可以把这个故事再以其他人物为中心讲一次,但却“补”了一次就收尾了,留下了一系列的叙事空白,让读者自己去回味和填充。

   在主干部分的叙事中,关键的一处叙事空白是一次叙事“突变”,即民国初年溪镇周边匪乱滋生时,林祥福商谈女儿定亲事宜的对象是商会会长顾益民,而不是雪灾之际容留了自己与女儿的长期合作伙伴陈永良。这一叙事“突变”,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预期被突然扭转的不适感,并引发疑问:为什么是顾益民家,不是陈永良家?全书对个中缘由没有任何明确的交代,这样的叙事“突变”留下了很大的空白。

   此一叙事“突变”的留白有着重要的结构性功能。以此为节点,全书的叙事线索发生了结构性的“拐弯”,林祥福追寻纪小美的情节告一段落,转而进入以林祥福、顾益民与陈永良及其子辈为中心的民初溪镇史叙事,直到“补”的部分,才重拾林祥福寻找纪小美的线索,补叙纪小美和沈祖强的故事。民初溪镇史叙事的中心情节,是顾益民统领溪镇民众应对兵灾和匪乱,这一情节与已故去的纪沈二人几乎没有关系。林祥福在溪镇的“等待”变成了将女儿的未来托付于溪镇的过程,他对顾益民家庭的认可,也可以说是对溪镇的认可。他对纪沈二人的关系有很大的怀疑,但这种怀疑并未演变成怨恨,而是对溪镇产生了很深的认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援救溪镇的领袖顾益民。

   经过这一情节发展的结构性“拐弯”,林祥福追寻纪小美的线索变成了导引和辅助的部分,而顾益民统领溪镇民众应对兵灾和匪乱,成为全书的主要部分。如果说,林祥福带着对小美和阿强关系的疑问来到溪镇,直觉判断溪镇就是阿强所说的“文城”,意味着溪镇道德秩序的危机,那么,顾益民带领民众应对兵灾和匪乱,林祥福和陈永良倾力协助,则意味着溪镇在内外危机中维系秩序的努力。与此相应,“文城”从一个充满疑问的虚构之地,在现实中反而变成了林祥福能够认同的溪镇。林祥福参与了维系溪镇秩序的斗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文城”不再只是林祥福追寻和等待爱人小美的所在,更是在危机中依赖本地之力维系秩序的、可以寄托女儿未来的“应许”之地。

   从这个角度看,余华在《文城》中布置了一个叙事“迷局”来迷惑读者,表面上故事的重心是林祥福对小美的追寻与等待,但这只是揭开溪镇故事的序幕,故事的真正主干是溪镇在危机中维系秩序的一段历史。林祥福寻找和等待小美的情节,事实上成了溪镇在危机中维系秩序的一个部分,作家用类似叙事密码的方式,将这种关联隐藏在小说主体与“补”的叙事线索之中。著作腰封上有一句重要的提示,“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用来解释前述叙事“突变”所标示的“拐弯”,恰如其分。这一别致的结构安排,蕴含了作者可能最为重视的内涵,但由于部分关键线索隐而不显,留有很多空白,因此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林祥福寻找和等待小美,变成了溪镇秩序维系的一部分?小说中有没有人对林祥福与小美、阿强的关系了然于胸但并未说破?作家在小说主体部分结尾与“补”的结尾,对“文城”有着很不一样的描绘,显露出明显的不协调,标示可供探索的叙事“迷局”的存在,提示读者在小说的种种未尽处继续思索。小说主体部分的结尾,描绘的是败坏的田野,“曾经富裕的村庄如今萧条凋敝……曾经是清澈见底的河水,如今混浊之后散出阵阵腥臭”1;而“补”的结尾描绘的是理想的山野景象:“此时天朗气清,阳光和煦……鸟儿立在枝上的鸣叫和飞来飞去的鸣叫,是在讲述这里的清闲。”(348)田野的败坏,是被兵灾与匪乱蹂躏的现状,而叙及林祥福及其忠仆田大的灵车与小美和阿强的墓地擦肩而过时,同样的山野变得美好起来。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显然这是一种评论和寄托的暗示。但这种暗示是对什么的肯定或者褒扬?是对小美和阿强与林祥福之间尚未揭开谜底的难言之隐的褒扬,还是另有所指?作家一边布置叙事“迷局”,一边抛出一些只言片语的叙事“线头”,草蛇灰线,提示读者突破叙事“迷局”的障碍,像林祥福追寻“文城”一样,去思考民国初年的溪镇在危机时刻的种种问题。

   领导、灰度与团结:重构以顾益民为中心的线索

   从林祥福为何与商会会长顾益民而不是陈永良定亲的疑问切入,可以发现小说叙事中还有一系列值得注意的叙事“线头”和相关空白。其一,顾益民安葬纪小美和沈祖强,从纪小美珍藏的孩子胎发和眉毛及其他迹象,知道她有难言之隐,他反对将婴儿胎发和眉毛分一半放入沈祖强的棺材,仍将它们放回纪小美的内衣口袋,是否暗示顾益民在那时已经大致断定纪小美挂念的婴儿并非她与沈祖强的小孩?甚或他那时可能已怀疑,之前到他家讨母乳的林祥福可能与小美有某种关联。其二,林祥福与他商量儿女婚事时,林祥福极有可能会像陈永良将家搬到齐家村之前两人挑灯夜话那样,讲一讲有关追寻小美和阿强的“难言之隐”,也即女儿林百家的身世,以及他为何携女留在溪镇。林祥福如果不跟顾益民说及女儿的身世,是有悖常情的。顾益民安葬了纪沈两人,但并没有告诉林祥福这两人的情况,所以林祥福多次与陈永良去西山,却至死没有去过纪沈两人的埋葬处。

   如果忽视这些细微的叙事“线头”和空白,除了与林祥福定儿女婚约,顾益民事实上与林祥福跟沈纪二人的纠葛没有什么关联。顾益民是溪镇应对兵灾和匪乱的领导者,是小说中间部分的核心人物。在他领导下,商会像一个非常负责的自治政府一样在溪镇运行着,这个准政府有“每年所得的捐税”(100),不仅主动出从土匪那里赎回人质的赎金,而且包揽了为消弭兵灾支付给北洋军队的军费和各种花费六万银两。在这样一个理想型的商人及商会组织的领导下,溪镇是乱世中义利兼备的理想“堡垒”。他们自组民团,虽然训练不够,但土匪进攻时,却人人奋勇。匪乱生于周边,而外在于溪镇,溪镇共同体在乱世中仍能维系秩序,像是一个隐喻性的建构。

   林祥福在与商会同仁商量营救顾益民时,主张按照其血书的请求,用民团的枪支去赎他,主要理由不是他跟自己有儿女婚约,而是因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溪镇可以没有民团,不可以没有顾益民”(185)。顾益民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行动策略,在溪镇面临被北洋军败兵洗劫的危机时,他认为败退的北洋军“毕竟还是军队,毕竟还不是土匪”,可以“对北洋军热情款待”,让他们放下屠刀(108)。后来果然如其所料,盛情之下,北洋军不得不放弃了洗劫计划,而且还处决了一个强奸民女的连长。面对土匪,能妥协时他也选择妥协,由商会为众多被绑票者支付赎金便是如此;在自己被张一斧绑票时,他也答应写血书请求赎命。

   借用当下中国商界的一个著名概念,顾益民在需要妥协时做必要的妥协,是把握一定的“灰度”。掌握一定的灰度,是在坚持既定目标和原则的前提下,依据不同时间、空间做出妥协的决策,这是务实和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这样才能有审时度势的正确决策。2在危机时刻,掌握灰度的妥协是有限度和边界的,可能走到无法妥协的局面。在需要和可以不妥协时,顾益民也敢于斗争,组织民团抵抗张一斧匪帮的进攻,最后溪镇上千民众群起反攻,击退土匪。顾益民被张一斧绑架后,陈永良的逐渐变化,更清晰地显示了妥协的限度。陈永良妻子发现土匪绑架的是顾益民后,陈永良的决定是救顾益民,但不杀负责看管的土匪。张一斧匪帮报复屠村之后,陈永良组织乡民复仇,放过“和尚”带领的小股土匪并与之联手,他对和尚说,“乱世做土匪也没什么丢人的,不过做土匪也要有好心肠”(214)。在与张一斧匪帮激战后,他最后找到并用张一斧杀害林祥福的同一把刀杀死了张一斧。顾益民支持陈永良组织乡民,派人送去了一万银票。抱了必死之心去赎票的林祥福以为张一斧让他吃的是顾益民的肝,果断抢刀刺杀张一斧,不幸被杀。可见,顾益民、林祥福和陈永良在无法妥协时,都能果断决策,勇敢出击。

   顾益民与林祥福、陈永良的友谊与同仇敌忾的团结,是溪镇共同体作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堡垒的重要表现。顾益民安顿了陈永良一家,陈永良一家接纳和安顿了林祥福及其女儿,林祥福则以其积蓄和手艺,带着陈永良一起发家致富。他们之间有恩情与回报,但并不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而是比较平等的义气之交。林祥福在商会会议上站出来承担赎票责任时,曾想如果陈永良在,会承担这一任务,但自己还是不会让陈永良去。陈永良一家冒险营救顾益民,为林祥福复仇张一斧。林祥福和陈永良的勇义,除了对个人恩情和友情的回报之外,还包含着对顾益民领导溪镇的大义的认同,以及共同承担的团结精神。

顾益民、林祥福与陈永良的交谊,有着掌握灰度的节制与含蓄。小说没有交代林祥福与顾益民定儿女亲家的原因,但重点叙述了林百家与陈永良长子陈耀武之间的爱恋,以及顾益民、林祥福与陈永良应对这一难题的方式。陈永良试图斩断陈耀武对林百家的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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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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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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