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柔性智慧:中国文化的主线——以《论语》为中心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8 次 更新时间:2022-03-11 14: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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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柔性的智慧。在一定意义上,它集中浓缩并体现在《论语》一书中。儒,柔也。这一柔性品格不仅是先儒的基本取向,而且依旧体现在孔子思想中并为孔子所发扬光大,从而在后儒中有其长久而明显的表征。可以说,这是儒家乃至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主线。这种柔性智慧主要表现在尚文不尚武、为仁由自不由他、重德不重法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孔子《论语》柔性智慧 为仁由己 尚文不尚武重德不重法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代表。作为儒家最重要的元典之一,《论语》自然积淀并浓缩着传统中国的基本文化取向。因此,从该书所包含的丰富意蕴,即可窥见中国文化的柔性智慧。诚如钱穆所言:“以中华民族较之西方,显见为中华民族乃一和平柔顺之民族。”[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文化长期以来浸润和塑造的结果。要了解并体认这种文化的性格特点,就不能不到《论语》中去探寻。

   一、从“儒,柔也”说起

   提到儒家,就不能不涉及“儒”字。关于“儒”,按照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诠解:“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章太炎著有《国故论衡》(1910年)一书,首篇即为《原儒》,其中依义之广狭把“儒”分为三层,所谓“达名”、“类名”、“私名”,三者有一种历史演进关系。章氏认为,就最一般意义言,“儒之名盖出于需。”而“需者,云上于天(《周易·象传》曰:云上于天,需——引者注),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晐之矣”[②]。这显然是沿着“儒”之“术士之称”义去解释“需”字了,而“柔”的维度却未有触及。不过,章氏在另文中说过:“《杂卦》:需,不进也。按《彖》云:晋,进也。需晋旁通,故谊相反。”[③]胡适有意接着章太炎讲,有《说儒》(1934年)一篇出。胡氏认为章太炎之说大体无误,但须补充。胡氏指出,“儒”之“柔”义,在于“‘需’字古与‘耎’相通;《广雅·释诂》:‘耎,弱也。’契即是今‘輭’,也写作‘软’字。‘需’字也有柔软之意”。他认为,“凡从需之字,大都有柔弱或濡滞之义。”[④]应该说,在儒家那里,这一古义被保留了下来。“儒”的这个取向,在《论语》中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但胡适在《说儒》中却认为,自孔子始,儒起了一个大转折,即由消极的柔顺之儒转向积极的振奋之儒,构成一个拐点。尽管他也承认,“大概这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本来是几百年来儒者的遗风,孔子本来不曾抹煞这一套,他不过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⑤]胡适举出的似乎最有力的证据无非有两条:一为所谓“杀身成仁”,二为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它们不能证明胡适所表达的观点。因为“杀身成仁”虽然刚烈,却也逃不过“克己复礼”的功夫;“知其不可而为之”非孔子本人语,乃出自其弟子子路与石门门卫的对话。正像钱穆所说:“此门者盖一隐士,知世之不可为,而以讥孔子,不知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一种知命之学。”[⑥]一向秉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之信念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甚至以“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为憾,何以能够引发胡适所说的如此革命,令人生疑。所以,孔子之前的儒未必像胡适所说的这般消极,而孔子之儒也未必像胡适所说的这样积极。

   钱穆作《驳胡适之说儒》(1954年)一文,试图把“术士之称”同“柔”之义切割开来,但这一做法值得斟酌。依钱氏之见,“术士”之“术”即为“六艺”。他明确认为:“许叔重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指术艺,术士即娴习六艺之士,而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⑦]这同他在《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说法相一致:“说文:‘儒,术士之称。’礼记乡饮酒义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则术士犹艺士也。称艺士者,由其娴习六艺。周官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六仪。六艺者: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⑧]因之,在钱穆看来,“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此当断为两句。柔者儒字通训,术士则儒字别解。许书句读,遂疑儒术尚柔,僢矣。”[⑨]熊伟在《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1933年)一文中也认为:“《说文》:儒者,柔也;术士之称。‘柔’是第一解,‘术士之称’是第二解,后人以‘柔’义去解释儒家,大误;儒家其实就是‘术士之称’。”[⑩]这显然同钱穆的观点相类似。

   郭沫若在《驳〈说儒〉》(1937年)一文中,不同意胡适所谓的“儒本殷民族的奴性的宗教,到了孔子才‘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11],认为刚毅进取并非始于孔子,而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甚至早在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中已现端倪。郭氏诘问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一套大道理(在郭氏看来,这些皆属积极有为的表现——引者注),岂不都是包含在这里面吗?”[12]他还质疑胡适只提及《周易》的《谦》《损》《坎》《巽》等卦,而“《周易》里面也有《乾》《大壮》《晋》《益》《革》《震》等等积极的卦,为何落了选?”[13]郭氏认为胡适只挑些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而无视那些相反的资料,所以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问题在于,即使最能体现积极进取姿态的那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脱不掉柔顺之义。它貌似与“柔”相悖,实则依然隐藏着更深层的“顺应”之姿态。因为“君子”之人格,恰恰是源于对“天”象的模仿和效法。君子的“自强不息”的取向,其合法性归根到底是来自“天”的刚健之象。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尧之为大,在于则天。正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其中有一个人道顺应天道的文化原型在。再看《大壮》。宋儒张载在其《横渠易说》诠释“大壮”卦爻辞时说:“克己反礼,壮莫甚焉,故易于大壮见之。”他进而指出:“克己要当以理义战退私己,盖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刚强壮健之德乃胜己。”[14]壮之刚健乃表现为战胜一己之私,这岂不是更高意义上的柔顺么?再以《革》卦为例。《周易·彖传》诠释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即便是“革命”,也必须“顺天应人”。郭氏试图强调儒乃一概刚健进取,这显然无视了其柔的一面。但应注意的是,儒之柔不能作怯懦、软弱理解,其高明恰恰在于貌似柔弱实则刚强。诚如《中庸》所言:“虽柔必强”。此正是儒家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柔性智慧所在。

   笔者认为,就《论语》本身而言,这种柔性的智慧大致体现在尚文不尚武、为仁由自不由他、重德不重法等几个方面。

   二、尚文不尚武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尚文不尚武。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作为人的生存条件,“兵”关乎安全食”关乎生活,都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孙膑亦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食”的重要性更是自不待言,所谓“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兵”乃安全的保障,“食”乃生活的保障。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这些都是人的生存所必须满足的最起码的需求,属于人的存在的绝对前提。但即使如此,孔子认为,同“信”相比,它们仍然在其次。在他看来,在“兵”“食”“信”三者之中,惟有民众的信任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民众的信任乃是立国之本。即使是拿“兵”和“食”与之相比,也不能取而代之。由此足见儒家所秉持的价值取向的超越性特征。这一选择意味着执政的合法性归根到底是来自民心之所向。这显然体现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军事、经济、民心,三者之中最重要的乃是民心。相对地说,最先可去掉的就是“兵”。孔子的这种“去兵”的思想,鲜明地体现出儒家贵柔的特点。儒家是不太信任军事的。孔子这段话,其实质在于强调道德的优先性。

   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即使是“武”字本身,也是止戈为武,止戈即和平之意。《说文解字》释“武”曰:“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这暗示了孔子所心仪和欣赏的是礼仪[15],而拒绝兵戎。孔子的态度极为鲜明,重礼仪而轻军旅之事。宋欧阳修曰:“兵非圣王之所务”[16]。据史书记载,张载年少好兵,在见到范仲淹时,范曾劝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宋史·张载传》)。二程则曰:“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后用者。”[17]此与道家相通。《老子》有言:“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十一章》)老子讲究“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譬如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 坚 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此番道理,儒家同样也是主张的。儒道相通的一面,由此可窥其一斑。胡适就认为,“老子也是儒。儒的本义为柔,而《老子》书中的教义正是一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如果‘儒,柔也’的古训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古义。”[18]钱穆在《驳胡适之说儒》一文中对此持有异议,但他主要是从地域归属的角度着眼去否定的[19],却无碍于义理上的贯通。

   据汉代桓宽的《盐铁论》记载,代表儒家立场的“文学”认为“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桓宽:《盐铁论·本议》),并援引孔子的话,即“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以为支持。他们批评道:“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桓宽:《盐铁论·本议》)。因为“文学”相信德性的力量:“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同上)这表明,柔并不是弱,相反它才是一种真正的力量。

   应该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特点,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评论,可以更鲜明地得以凸显。莱布尼茨根据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报道,将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他认为,“即使在战争艺术和战争科学上他们也低于我们的水准。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他们本意不愿如此,因为他们鄙视人类中所产生或者导致侵略的行径,也因为他们……厌恶战争本身。”[20]到中国传教的古伯察神父,以其实地观察和切身感受认为:“中国人喜欢笔的权威甚于喜欢刀的权威。”[21]在文武关系上,这个刻画能够从某种角度凸显儒家文化的偏好。按照罗素的观察,“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与此截然相反,“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22]。所以,“西方人到中国无非三个目的:打仗、赚钱、传教。虽然第三种动机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德,并激励了许多英雄,但这三种人——军人、商人、传教士都是强迫世界采纳我们的文化,或多或少抱有强硬的态度。中国人却没有强迫欧洲人接受儒教的念头。”[23]军事征服、商业扩张、文化同化,无一不具有侵略性。显然,中西之间的不对等性,源自不同文化性格的深刻差异。

赫德逊则写道:“……这就把我们引到中国人对战争艺术所感到的惊人的厌恶,这种厌恶在十六世纪锐勇强悍的欧洲人看来接近于柔弱。我们的无名作者说:‘一般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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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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