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2022年:稳定经济大盘最重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3 次 更新时间:2022-03-08 19: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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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1年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呈收缩态势,固然未能对2021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给与积极支持,但这也正说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韧性很强,我们的政策武器库中不仅仍备有大量“武器”,政策空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弹性。从根本上说,这正是保证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体制机制条件。这种状况,恰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捉襟见肘的窘境形成强烈对比。事实上,自11月以来,我们的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均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增大宏观政策的刺激性,并已在12月的宏观经济运行中得到体现。不久前公布的11月综合PMI产出指数较10月上升1.4个百分点,达52.2%,便是明证。

   五、2022年:稳增长最重要

   2022年,中国将面对更为不确定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预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会发力,且力度可能超过市场预期。除此之外,尚有如下五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一)疫情仍是影响经济恢复步调的主导因素

   “疫情经济学”仍然主宰着经济恢复的格局。这意味着,疫情控制的状况决定了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可能性和步调。就全球而言,最困难的节点可否越过,决定于对新冠病毒新变种的控制程度。进一步,由于疫苗接种存在严重的国别差异,即出现了“免疫鸿沟”,而免疫鸿沟的出现,又会进一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造成“发展鸿沟”,使得全球发展不平衡状况恶化。

   对于中国而言,还需要解决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抗疫方面携手共进问题。中国抗疫方式与世界多数国家不同,这在客观上可能会迟滞中国与整个世界“重新连接”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双循环”战略堪称高瞻远瞩,认真落实这个战略,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积极应对出口增速变化

   2021年,中国经济中最超出预期的动态莫过于出口,前10个月,出口累计同比增32.3%。2021年,中国出口高增长主要有三大因素导致:一是从产品角度分析,中间品接替消费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这归因于世界各国正处于逐步复苏的过程之中,对中间品的需求甚殷。二是在价量关系上,出口价格因疫情冲击显著提升—这大大增加了中国出口品的货值。三是从贸易伙伴角度分析,2020年下半年,美国再超欧盟,成为我国出口第一大贸易伙伴—主因是美国补充库存和港口拥堵形成了“长鞭效应”。

   显然,这三类因素,同样将决定2022年我国的出口形势。根据国际组织的分析,第一,海外对中国中间品的需求强度将在2022年下半年趋缓;第二,“价涨量跌”的局面大约能在2022年下半年得到控制;第三,美国港口的拥堵状况,大约也会在2022年的某个时间得到缓解。如果这些预言均得到兑现,出口仍可以成为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的正能量,但2022年同样也可能是出口景气转换的年份,上半年和下半年的趋势及其表现形式有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别。鉴此,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双循环”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发展格局转型,稳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外部环境变化。

   (三)切实支持小企业生存发展

   就业仍然是2022年最为棘手的问题。虽然中国2021年的就业形势可圈可点,但是,总人口中青年(16~24岁群组,20~24岁群组)的就业压力增大,创业对就业的带动能力趋弱(2015年,平均新增一个市场主体对应的新增城镇就业数量为0.9个,到了2020年,降至不足0.5个),以及劳动力市场面临多重失衡和供需错配的压力,将会给2022年及其后更长时期的中国就业市场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关键还是要寻找创造就业的可靠路径。理论、实践和历史都告诉我们,解决大规模的人口就业问题,我们只能依靠中小企业。正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2021年1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再次强调了支持中小企业的极端重要性。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小企业不仅是就业主体和创新主体,更重要的是,在已经展开的以服务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为基本特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零工经济”和平台机构将成为就业的主要载体,小企业不再只是大企业的补充,而是有着独立存在价值的经济主体。

   (四)稳妥应对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性转折

   经过近30年的起起伏伏,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进入趋势性转折。房企销售和资金回笼速度持续负增长,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负增长,多数城市房价下跌,多个城市出现土地“流拍”,等等,便是这一转折点的表征。经济长期下行、人口形势恶化、老龄化加剧、城市化进程趋缓,则是深藏在该趋势转折之下的基本面。面对这一大变局,我们必须有大思路。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措施,保持市场稳定,避免出现下泻局面,为解决长期问题提供环境;另一方面,要在缜密的顶层设计统筹下,不失时机地对人口制度、住房制度、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和金融制度等进行全面配套改革。

   (五)警惕美国“量宽退出”的外溢性影响

   在仍须高度关注债务泛滥问题的同时,2022年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新情况,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可能结束其“无节操”的财政货币宽松政策,在货币政策上,开始“缩表”进程。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的货币政策将对全球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研究显示,美联储扩表情况下,将会使其他国家流入的资本增加,进而利率趋降、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虽然可能伴有输入性通货膨胀,但总的影响不至太坏;相反,如果美联储缩表,大量的资金就会向美国回流,东道国的国内资金成本也会上升,货币可能贬值,资产价格也会下降。总的结果,会使这些国家的发展成本上升,动力下降。我们认为,这些将是中国即将遇到的最大的国际环境变化,对此,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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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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