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价值因素是必备的条件。对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言，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题以及重构分析框架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们局限于经验描述和概括、因果机制分析、知识的逻辑结构调整，只回答了“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问题，没有回答合理性和正当性的问题。显然，在价值观严重“赤字”的情况下，任何经验维度的成功都是不可持续的。无论是现实本身，还是知识领域，都必须有价值（信念）作为支柱。在此，实践与理论、政治与学术、事实与价值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互为条件并相互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维度的正当性论证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基石。

　　 小结

　　 本文从概念、命题/理论、分析框架和价值证成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逻辑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关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如果止步于此的话，这项任务是难以完成的。严格地说，中国政治学者面临的理论建构任务是一部五重奏：（１）建构一个能充分解释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知识体系；（２）重构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３）建构一个足以支撑中国政治经验理论的价值体系（中国价值观）；（４）重构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知识（普遍价值）；（５）重构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与中国扮演重要角色的新型全球化相适应。这五项任务一起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其中，理论与实践、经验与价值、现实与历史、中国与世界，彼此交织，相互渗透，共同演奏。理论建构的基础是经验的，但理论得以确立的依据是价值的；同样道理，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但其指向必定是世界的。

　　 因此，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强调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并不拒绝对西方学术的借鉴。海外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众多成果是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资源，而不是遗弃的对象。换言之，政治学知识的重构必须在中西政治学知识的互动过程中来实现。这意味着理论建构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但要整合政治学内部的分支学科，而且必须以跨学科、跨国别的方式合作进行。在笔者的想象中，最终的理论建构成品应当是具有特色的、并列-包容式的，更具解释力的，而不是排斥性的。

　　 这一历史任务对我们的学术创新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学恢复以来的知识积累主要是在西方话语的支配下完成的，这意味着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转化。这种情况下，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张力可能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理论建构的任务可能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尽管如此，“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笔者相信，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开端虽“简”，但未来的前景“必巨”。

　　 景跃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