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论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 次 更新时间:2022-03-07 11:35:04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   现代社会主义   中华文明  

刘晨光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值得深入探究。从文明论的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互交融、相互塑造的结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重新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实现了现代再造,并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朝着一种未来新型先进文明的目标发展;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使现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创新发展彰显出中华文明的优秀特质,开创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新阶段,我们应该更加自觉主动地去丰富、完善和发展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主义;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这是我们党在重大会议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呢?恰切回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新阶段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更加自觉主动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就已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同时还强调,“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2]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也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并且二者在这种交融中相互激发,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中华文明对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问题的实质,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哪里。其实,前面这一问题似乎本就包含后面两个问题。就其本体或实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鲜活而生动的体现。就其功用或效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识其“体”,通其“用”,自然也就不难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哪里。说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之“体”与现代化之“用”在当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的合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4]。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5]。因此,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可以从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时代逻辑等各方面予以阐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而这“四位一体”,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正是因此,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需要高高举起的伟大旗帜,需要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总之,绝不能形而上学地抽象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要时刻牢记,它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接力探索,是仍然正在创造中的具体历史,是不断书写的新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社会主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社会主义。其战略、政策、方针背后的理念,自然也都是一贯的。

   以上种种,可以统一在一个理论视角下来看,那就是文明论的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实质上正在创造一种新型文明。由于这一新型文明尚在生成之中,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我们还无法予以事后的全面总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新型文明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因为它要回应和解答的现代性问题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所提供的现代社会主义(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使用的“现代社会主义”概念,既包括了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它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并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扬弃。我们在这里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使用,正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对,是在吸收现代资本主义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扬弃。就中国而言,现代社会主义主要是指科学社会主义一脉在中国的发展。)方案也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这一新型文明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因为它既是对中华文明的坚守和继承,又是对中华文明的创新和发展。

   从文明形态来讲,取代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只能是现代社会主义文明。与传统的诸文明形态相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和普遍性,以至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了现代文明的化身。但就像不能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简单等同于现代文明,无疑是一种褊狭的迷思。取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创造一种新型的现代文明,一种更符合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要求,因而更为正当的理想文明。而这种新型文明在任何特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自然也会打上这个社会所特有的底色和性格。

   从文明论的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实质上就是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交融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正在经由这种历史性的、命运性的交融,来创造一种新型的现代文明。在中国大地上生成中的这种新型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文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最新形态,又是旨在“超克”(注:“超克”一语,借用自日本作家竹内好,指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并克服其内在弊病。参见:[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366-431.)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弊病的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的特定形态。没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中华文明就不会发生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与演化;没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现代社会主义也几乎不可能迎来这种从危机到重振的发展。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正在创造中的新型文明来看待,它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而且还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即它有可能代表着人类未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6]。

   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

   放在中华文明自身的演进历程中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因遭遇西方帝国主义、被纳入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经由长期充满曲折和苦痛的嬗变与转型,最终迎来的现代新生。一言以蔽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的就是“旧邦新命”,就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的新形态。正是因此,作为人类古老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成为这些古老文明中唯一一个不断绵延到现代世界的文明。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曾言:“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7]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的论断更加著名,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注:Lucian W. Pye,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69 (Fall 1990), p.58. 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引用该论,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8.)。

   在现代之前的人类文明史中,中华文明长期居于领先地位,曾达到农业文明时代可能达到的顶峰状态。据英国经济学者安格斯·麦迪森估算,即便在鸦片战争前期(1820年),清朝的经济总量仍很可观,约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8],这无疑令人惊叹。但中华文明较之别的文明的殊胜之处,主要并不在此。

   中华文明是一个“理性早熟”的文明,中华民族较早地开启了“文明之光”,并且这一“文明之光”一旦开启就不再遮蔽,即便在后来某些无比黑暗混乱的年代,也从未沉沦澌灭。中华文明的这一内质使其早早地卓然屹立于雅思贝斯(Karl 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诸文明之列,并且当其他文明因种种原因而削弱或消除这种理性的光辉时,中华文明仍一直忠实地持守着自己的本色。

   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们,其中有不少是比较能理解和欣赏中华文明的这种特质的,尤其在与经历过漫长的中世纪、笼罩在浓厚宗教氛围中的欧洲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对于人自身理性的大信实在太鲜明、太突出了。这着实使那些相信凭靠人类理性而非神圣启示就可改变世界、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启蒙哲人们羡佩不已。比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就从不吝啬给予中华文明本该享有的赞美[9]。

   作为中华文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最早是这样论及文明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经·乾卦》);又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显然,中华文明理解的“文明”是在天人关系亦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框架下讲的,并且其最核心的内涵就是“文化”——人文教化。人之为人,人类社会之为人类社会,最宝贵的并不在于无止无休的对外征逐,而在于效法自然之道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设限(知“止”),把精力用在文化道德的修养和提升上。

   中华文明对“文明”的理解本就蕴含在早启的理性之中。那“见龙在田”的就是早启的理性,宛如旭日东升,而“天下文明”也只是理性的光辉使然。关键在于,中华文明对于理性以及文明的信,只是对于人自身内在力量的信,同时这一力量最主要的就是用于不断提升人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也正是因此,中华文明常被认为具有某种泛伦理主义或泛道德主义的意蕴。这种概括自然是不全面的,但也不失为一种“片面的深刻”,只不过在批评者意在贬斥中华文明的时候,中华文明却并不以为全是贬义,反而会感觉一些自豪。

就连黑格尔不也讥讽《论语》只是相当于“道德箴言集”吗?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曾这样评价孔子的学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10]还有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注:“李约瑟之问”又指“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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