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景波:唐代长安城的诗歌传播

——在“长安讲坛”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 次 更新时间:2022-03-05 1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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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波  

  


   演讲人:魏景波 演讲地点:陕西省社科联“长安讲坛” 演讲时间:二○二一年十一月

   魏景波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兼任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陕西师范大学基地专家,陕西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著有《宋代杜诗学史》,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若干。

  

   古都长安是唐王朝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也是唐代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中心。唐诗里有大量歌咏描写长安的名篇佳作,长安也见证着唐代诗人的生活轨迹与文学活动。可以说,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长安城,处处洋溢着诗歌的芬芳。古都长安与唐代文学的关联问题,是一个边界非常宽泛、内涵极为丰富的学术命题,牵涉很多不同的侧面。我们今天讲座的时间有限,无法把这个话题充分展开,所以仅仅选取社会空间与文学传播这个比较小的角度,从“社会空间”的角度,探讨一下长安城的唐代文学,主要是唐诗的情况。

   所谓“社会空间”,指人们通过群体活动所建构的生活与文化空间。长安的社会空间,常常被唐代诗人写进诗中。白居易有一首诗《登观音台望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观音台即南五台主峰,在长安城南不远处。诗写凌晨登观音台俯瞰长安所见,四句诗写了三个空间,分别写到郭城、皇城与宫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写外郭城整齐划一如棋盘,横平竖直。“十二街如种菜畦”,写皇城主要的十二条街横平竖直如同菜地的畦陇;“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写凌晨百官赴大明宫上朝情景。所谓“五门”,指大明宫南面以丹凤门为中心的五座城门。

   唐代的长安城是一座面积达八十四平方公里的壮丽京城,根据文化内涵与外部表征的不同,可区分成政治礼仪、宗教信仰、商业贸易、园林游赏、起居生活等不同的社会空间形态,这些都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视角。唐代虽然已有雕版印刷,但主要用于印制佛经与皇历,当时的文学作品传播,主要还是依靠手抄和传唱,因而诗歌传播与地域空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密切。因此,能否位处长安文化中心,对于唐代诗人的诗名和诗作流传至关重要。在唐代长安不同的社会空间与文化圈层中,诗歌传播呈现不同的路径与面貌。由此形成了功能不同的三重文化圈:宫廷文化圈、士人文化圈和市民文化圈。唐诗是流动于各个圈层之间最活跃的文化元素。三重文化圈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关联,帝王的好尚是传播的重要助推,士人的风尚是传播的主体,庶民的喜好为唐诗传播起到助推作用,文人雅集和音乐传唱又是最有代表性的传播方式。考察长安社会空间与文学传播的关系,既可为唐代文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视角,也可为长安古都文化的研究拓展一个新的侧面。

   唐诗传播中心

   唐代的长安城不仅是唐王朝的国都,而且是东亚地区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自日本的遣唐使与留学生漂洋过海来到大唐,来自中亚和西域的使者和商帮踏着丝路驼铃经过万里风沙会聚长安。而对于唐代文人来说,能够奔赴长安、名动京师几乎是所有文人曾经的梦想。在长安成功,诗人的身价和声望会倍增;相反,处于长安之外,其诗名影响会受到很大局限。对唐代诗人而言,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上,长安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如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所谓“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对唐代诗人而言,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上,长安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论及初唐长安的京城诗时也注意到这一点:“七世纪前半叶的诗人在长安面前惊叹不已,它是伟大的城市,是当代的奇观,是大唐帝国威力的生动证明。在长安任职意味着成功,展示了希望,在其他地方做官则表明失败。”

   长安城既有庞大的诗歌创作群体,也有比较高明的读者队伍,唐代的官吏和候补官吏群体中能诗者数量庞大。据杜佑《通典》记载,开元时期中央衙署有流内官两千六百多人,胥吏三万五千多人。每年进京赶考的人数,仅进士科即有上千人甚至数千人之多。当然,这些数字在唐代近三百年时间里有些变动,后期官僚机构会更加膨胀。此外,还有数千乃至上万的进京铨选的“选人”群体,而门荫入仕者多有“诗书传家”的家风熏陶,例皆能诗。因而,诗歌在长安具有绝佳的传播效果,《唐才子传》记载晚唐诗人赵嘏事迹时说“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满天下”,可以视为对长安唐诗传播最形象的概括。

   很多诗人的成名是因为其诗传于长安,得到了长安文化圈的认可,比如所谓“吴中四士”,虽为来自吴中的江南才子,《旧唐书》记载他们四个人“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上京就是指长安。“吴中四士”虽然来自江南,却是在长安成名的。在史料文献中,从初盛唐至中晚唐,“名动京师”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初唐贞观的王义方,后来官拜御史台侍御史,刘肃《大唐新语》卷八说他:“博学有才华,杖策入长安,数月,名动京师。”再如中唐时期著名的诗僧灵彻上人,《唐才子传》说他:“贞元中,西游京师,名振辇下。”辇下指的就是京城之中。

   盛唐诗坛著名诗人王维和李白更是两个显例。王维年未弱冠即来长安,为宗室岐王和玉真公主所赏知,很快融入长安文化圈,年少即得大名,《旧唐书·王维传》记载:

   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

   王维很早进入长安,并长期生活于此,活跃于长安各个文化圈层,从宫廷政治空间到街市坊里空间,长安文化的主要方面都呈现在他的诗中。他的诗歌充满了流行于当时的“长安趣味”,从而成为“一代文宗”。李白与王维同龄,但僻居蜀地,出蜀后又长期漫游于荆楚吴越等地,开元间入长安求仕无果,直到天宝元年才被征召入京。他的一朝荣宠,比王维晚了二十多年。而且在京供奉翰林名为三个年头,实则不足二载,旋即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继续东游,李白在长安不过是短期过客,昙花一现。因而当时他在长安诗坛的影响,远不及王维。

   唐代交通发达,馆驿遍布全境,据《唐六典》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这一交通网实际上也是诗歌的传播网。作为诗歌版图中心的长安,也是唐诗传播网络的中心和枢纽。

   白居易正是借助长安的传播平台,一跃成为当年的科考明星。他在给好朋友的书信《与元九书》中曾经不无得意地自夸:“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正因如此,白氏文名成于长安,又自长安传至乡野:“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元白于通州与江州间的唱和之作“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旧唐书·元稹传》),二人唱和诗由江南传至长安,长安既是终点,是传播之目的地,又是再次传播的新起点。

   传播的实质是跨越时空的信息共享,唐诗沿着驿路从地方传到京城,又以京城为起点,传到更远之处,中原以外的边疆藩国乃至东亚各国,都可找到以长安为中心传播唐诗的痕迹。白居易为元稹所撰墓志铭序称:“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可见元稹诗歌影响力已在万里之外。日本遣唐使十三次来唐,长安是必至之所,他们在带走科技文化的同时,也把唐诗传到了海外。可以说,在唐代已建立起了以长安为中心的诗歌传播体系。通过交通馆驿和人口流动,由点及线,由线及网,通过种种渠道,把唐诗传播至中原之外边荒之地,乃至流向异域海外。

   宫廷空间与唐诗传播

   从初唐至晚唐,唐代历朝帝王多雅好诗文,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助力。唐代帝王的好尚对于唐诗的传播与兴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诗佳作通过各种途径传至深宫,又由于帝王的喜好而流播京城。宫廷作为政治礼仪空间,既是诗歌传播链条的终点,也是再次传播的起点。对这一现象,明人胡震亨称:“唐人诗集,多出人主下诏编进。如王右丞、卢允言诸人之在朝籍者无论。吴兴昼公,一释子耳,亦下敕征其诗集置延阁。更可异者,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指出帝王不仅参与作诗酬唱,也参与了编集、评赏、传播等环节,几乎参与了京城诗歌活动的全过程。所谓“更可异者”,表面上似有不解,实则折射出胡氏站在明人立场上,对唐诗繁盛的艳羡,因而有唐代“诗道安得不昌”感叹。

   唐代开国伊始,大乱初定,即显示出文治灿然的不俗气象。唐太宗自称“虽以武功治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旧唐书·音乐志》),登基之前,即和秦王府十八学士时有唱和。贞观年间,更以帝王之尊,成为宫廷诗歌沙龙的主持者。《全唐诗》的编者认为他是开一代文风的人,评之“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太宗朝以君臣唱和为主要形式的文化沙龙,对唐诗在长安的传播功劳甚大。作为一代封建王朝英主的太宗也为继体诸君开了先例,后来诸帝多有诗歌问世。

   比之太宗朝,高宗武后两朝对文艺的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宫廷文化沙龙的人数规模、热度氛围也远远超过贞观时期。其时沈宋等往往在这种诗歌沙龙中一举夺魁,在宫廷氛围中成长为当时一流诗人。至中宗朝,君臣之间,游宴赋诗,几乎到了疯狂程度。中宗景龙年间,据考证,从景龙二年至四年,大型诗歌活动达到七十余次。臣子在君王眼中,不仅是僚属,更是诗友,这些游宴活动为诗歌传播和近体诗的成熟提供了最佳的平台。

   玄宗是文艺全才,加以开元年间政通人和,尤重文士,因此其在位时期是长安诗坛的黄金时期。在玄宗的倡导下,君臣共同参与的大型诗歌活动屡有出现,长安的唐诗传播亦可为“一时之盛”。

   中唐之后,代宗有感于安史之乱大乱底定,开始有意识重用文臣。其后德宗亦好文,史载“每年征四方学术直言极谏之士,至者萃于阙下,上亲自考试,绝请托之路。是时文学相高,当途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德殿,或下等者,即以笔抹之至尾。其称旨者,必吟诵嗟叹;翊日,遍示宰相学士,曰:‘此皆朕之门生。’公卿无不服上精鉴”(《唐语林·赏誉》),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俨然诗坛盟主。《唐才子传》载:

   德宗时,制诰缺人,中书两进除同,御笔不点,再请之,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宰相请孰与,上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也”,俄以驾部郎中知制诰。

   此条实为因诗得官的佳话。韩翃此诗经德宗金口玉言的“钦点”,辅以本事之传播,遂致身价倍增。

元白的诗歌都曾为帝王所激赏,元稹去世时,白居易为其所作墓志铭序说:“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白居易去世时,当时唐宣宗李忱刚刚即位,作《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诗歌充分表达了对白居易诗歌的欣赏与喜爱。尤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一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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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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