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智:中国政治哲学的几个侧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1 次 更新时间:2022-03-01 00:31:06

进入专题: 政治哲学  

张学智  

  

   摘    要:中国政治哲学的特点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讨论、规定得比较充分,而关于国家的政体形式讨论得较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实行得时间长,个人在中国政治中从未走向前台,政治是利益集团间的制衡器,平衡了集团的利益,也就间接地施益于个人,缺少由上下力量博弈而出现的契约意识,重视德治,重视礼乐,民本思想源远流长。由这些特点派生出禅让与革命、逆取与顺守、贤良辅政、一治一乱等问题。

  

   一、中国政治哲学的特点

   在中国诸文化门类中,政治是历代哲人投注智慧最多并得到长足发展的领域。由于中国文化基因的独特性,中国政治哲学在发端处就与西方有不同的特点。因为中国先民的主体从事农耕。农耕民族的特点是附着在土地上,随着土地开发越来越大,人口繁衍越来越多,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由多个氏族形成部落,由部落形成部落联盟,由部落联盟形成最早的国家。部落联盟的形成,是由较大较有威信的部落为主导的,所以形成中国政治中德力并重的传统。由于先民从事农耕,所以与天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于先民以氏族部落形式生活,所以对宗祖有特殊的感情,祭祀活动占有重要地位,祭祀中的各种舞蹈、音乐形式仪节形成后来成型的礼乐制度。除了祭祀天地、祖宗之外,与农业活动关系密切的山川、河流、土地、作物、花木、牲畜等都成了祭祀感恩的对象,形成多神的、以保佑人生活美好、具有强烈实用目的的多神宗教,没有形成像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和以获得救赎、归依彼岸世界的人格神为特征的宗教精神。这些文化特点对形成中国的政治哲学有着决定性影响。

   就政治本身说,中国政治思想与西方有着非常不同的观念。有学者指出,西方政治思想中有三个方面是中国政治思想中不存在的:第一个方面是普遍平衡观念,具体说,一是政治与法律的平衡,即对法治的追求,二是诸权力之间的平衡,即对“定于一尊”观念的消除;第二个方面是以法律和政治的方式保护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上升为权力而成为政治关切的中心;第三个方面是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其典型表现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文、社会各项事务进行把握和管理【1】。这个论断大体是有根据的,它牵涉到中国政治思想的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法律的辅从性。

   虽然法律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它在世界各大文明中都与人的文明发展进步相始终,法律是国家正常运转、社会各阶层的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得到保护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始终处于社会各项设施的中心地位,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具有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权力。一般来说,法律不是国家行政的依据,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威慑人不要触犯律条和对违犯律条的惩罚。制定法律者一般是高级官吏,立法活动也在政权的领导之下,司法是行政的一部分,没有独立的地位。后世有专门的提举刑狱之官,但隶属地方政府,也受中央司法部门的垂直领导。从整个国家说,立法、司法仍在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在先秦的长时期内,各诸侯国有自己的法律系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颁布的法律法令难于在各诸侯国推行。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采用法家思想治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实行严刑峻法。但由于用法过于严苛,动辄触犯法网,导致人皆重足而立,畏法如虎,思想与行动束缚过甚,最终激起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导致秦国祚短促、二世而亡,也为后世反对徒法为治留下口实。儒法合流甚或阳儒阴法成为后世的重要统治手段。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法律始终没有独立地位。相应地,像西方那样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局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法治从来没有作为重要的价值理想和实践观念出现在中国历代政治生活中,中国历史接受了这种政治包含法律、行政统领立法与司法的模式,并形成一种强固的思维定式与文化传统。

   中国社会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历时久,总体上变化不大,对帝王权力约束较少。上述中国社会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而成为小的国家,由小的国家汇聚成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这样的大国,都实行由族长、酋长、部落联盟首长延伸扩大而来的帝王的统一领导,所谓“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呈现出政道弱而治道强的局面。所谓政道,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所谓治道,是指在政权形式确立之后治理国家的方法与措施。中国长期实行的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即使是在分封制最为典型的西周,与诸侯坐大、王政不行的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仍以尊奉共主为正义。可以说,中国自有国家,即实行大一统的帝国形式,直至清末帝制结束,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中国维持长达四千年之久。虽中间有贵族政治、帝王专制的小的差别,但君主制是传承不绝始终存在的。在政治形态、国家组织形式不断演进、更新的西方社会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称之为“超稳定结构”。自商代开始,中国已有较为完备的刑法及诉讼体制;至西周,中国的法制思想与司法体系均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法制思想上,周代鉴于商纣荒淫无道、失国丧身的教训,在夏商“天罚”“天讨”的基础上,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强调人间政治对天命的主导作用,主张立国以德为本,政治、法律措施以培养良好风俗为主,刑罚只是辅助手段。在政治形式上,确立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由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等级制度彻底完成,国家更像一个等级秩序森严的大家庭。

   除了法律之外,西周在夏商二代的礼的基础上加以损益,形成盛大完备的周礼系统。礼作为与法并行的治理体系,对上到立国规制、下到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起着巨大的制约、导正作用。礼的性质与功能,《礼记·曲礼》说得最为全面:“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这是说,道德规范要靠践行礼来实现,教化百姓移风易俗要通过礼来完成,纷争、讼狱要靠礼来决断并消除,君臣父子等伦理名分要靠礼来彰显,师生、上下的关系要靠礼来亲附,政治军事等仪式、行政法律等的施行要靠礼来整齐威严,祷祠、祭祀等宗教仪式的氛围要靠礼来真诚、庄重。礼对于国家的整体作用,《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得最为充分:“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是经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社会有秩序、宗法有依据的重要治理手段。礼的方面非常多,《礼记》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由于礼制发展演变为上到国家制度、下到人民生活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它无孔不入地制约着整个治理系统,在很多方面、很多场合替代了法。它有很强的国家制度上的强制性,违礼和犯法都要受到国家管理系统的处罚,但也由此削弱了法的作用。中华帝国由于礼法合用、相辅而行,它更像一个大家庭,更显出礼的温情脉脉、恩义并举、刚柔相济、国家与宗法并行不悖的特质。这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中国大一统的君主政体,其形式历四千年而不变。严格地说,这个不变不是没有选择其他形式,而是根本没有其他政权形式可供选择。中国历代皆认君主制为恒常不变之道,后世的政权形式也是打天下、坐天下,再打天下、再坐天下,掌管国家的人不断变化,但政权形式不变化。所以中国的历史运作是一治一乱,由大乱导致大治。历代的政治家皆是高级官吏,而政治改革从来都是对于如何达到治平的具体措施的改革,从未有关于根本的政权形式、立国规范、国家制度的改革。之所以如此,一是中国历来视政权形式的讨论为禁区,谁讨论此问题谁即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即为觊觎权位的奸佞、有不臣之心的野心家,政权形式问题遂为不能论列之域。二是中国历来不乏善于治理的能臣,但缺乏政治理论家,缺乏对国家的组织原理、形式、各种制度的依据等进行深入讨论,视君主制度为天然合理,视帝王为天之子、为天统治臣民的代理人,视父子相传为最好的政权交接形式。中国古代政治所长者为治道,即政道不变的前提下治理国家的法则及具体措施,这在历代正史、政书、会要等中表现得很充分。但这都是吏治,是隶属性的、辅从于政道的,政道不可说,才导致治道特别发达。唯此治道发达,已足以使中国政治延续数千年之久而其根本形式不变,使中国虽无政治哲学但实际的政治事务仍能高效运转。这反过来掩盖了政道探讨的必要性,使人以治道为政道,治道的丰富与完整适所以表现政道之无缺。

   中国历代政治对各方面利益的调和方式也减弱了政道探讨的必要性。政治本就是为了平衡各方面利益而存在和运行的。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不像西方政治思想史那样常要平衡政治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在中国古代只是对违反礼和律条的惩戒,并无规定政治和其他领域活动规则的根本大法的意义。中国古代并无法律至上,全民共同定立契约、遵守契约的意识。法是政治的辅从,是帮助国家政治机器顺利运行的工具。而古代中国法律的制定、颁布、实行、监督机构是政治机关,虽说政治机构中的一切人都要遵守法律,但实际上由于法律的制定者、实行者不是超然于法律之外的,所以行政官吏枉法的机会是大量存在的。中国古代对法律公正、法纪严明的希望,寄托于清正廉明的包青天一类的清官身上。从根本上确定政治和法律的关系,不依靠偶然出现的清官个人,而靠制度性的契约来保证,是中国古代政治所缺的。中国古代也没有对政治与法律的关系的明确、深入的学理探索,去探求法律与政治的平衡并在这种探索中展开各种具体而细致的关系,思考并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中国政治一直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与实践,政治始终处在自上而下地笼罩并规制其他方面的地位。

   第二,缺乏明确的保护个人利益的意识。

   由于中国一直采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形式,国家规模大、人口众、政权层次多、四邻关系复杂,政治主要解决的是君主更替的制度、国家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军事和其他力量的平衡、中国和强大的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国家保护个人利益的职能一直未能被历代政治家所正视。可以说,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谐调,甚至个人利益是否是政治和法律问题、是否被政治家考虑到,都是有疑问的。个人在中国政治中从未走向前台,政治始终是利益集团间的制衡器,集团也只是特权阶层和少数政治寡头的工具。平衡了集团的利益,处理好各集团之间的关系,政治就尽到责任,个人就免除了战争和赋役之劳苦,也就间接地施益于个人。中国古代缺少由上下力量博弈而出现的契约,法律是官府制定出来公之于众要人遵守的,所以靠抗争和诉求并经由各方角力而出现的法律很少。个人意识消解在集团意识中,而集团又是由特权人物主宰的。所以,中国秦汉以前诸侯分裂割据时代的许多战争不是起于国家间利益的争夺,而常常是特权人物的个人恩怨之争,而此类恩怨又常常是“睚眦必报”的。所以,百姓常常沦为特权人物的工具,孟子所说的“春秋无义战”很大程度是为此而发。秦汉大一统之后,中央集权空前强大,个人相较集团与国家来说更形薄弱,帝王行使代天管理下民的任务,普通人作为被管理的对象,彻底丧失权利意识,成为国家机器中无足轻重的方面,是牧民者牧养的对象。由于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缺席,使得“民本”这个概念成了载舟覆舟的势力考量的根据,而非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由于没有个人意识、契约意识,所以只有打着“替天行道”旗号揭竿而起这种暴力推翻政权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是非制度的,有很大破坏性。这就使得政治家把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建筑在理念阐释和顶层设计,所以中国政治家喜欢颂扬三代,作为美政的理想典范。而以仁政彰显民本,政制为体民生为用始终是政治的基本观念。这都是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其中都没有个体意识。即使对此有所论列如黄宗羲、龚自珍等,也没有清楚的个人政治权利观念。

所以,中国古代国家自始就被包裹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对它只能仰望并默承、遵循;国家的性质、构成原理、组织法则、运作程序、制约机制的法理学基础从来没有被讨论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政治哲学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政治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763.html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