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康:政治自由主义之中立性原则及其证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1 次 更新时间:2007-02-06 10: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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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元康  

  

  一

  

  自由主义的课题有很多。弥尔(J. S. Mill)在《论自由》主要想要探讨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由应该得到保障,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它可以被限制。他提出了伤害原则(The Harm Principle)来作为标准。 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是自由主义另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政府权限及分配公正并不是只有在现代世界中才有的问题。只是从这二个课题,我们似乎看不出自由主义与现代世界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的基础哲学的自由主义,它究竟是针对现代世界中的哪些特性而产生出来的呢?最近有些哲学家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他们指出,自由主义是响应现代世界所特有的多元主义而产生的一种思想体系。现代人对于人生的意义、完美的人生等问题,有着不同的意见,而每一种对于完美的人生的看法都是言之成理的一套想法。同时,不同人生观、价值观(conception of the good)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合理的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

  由于对于价值观及人生意义的分歧是合理的,自由主义如果要作为多元主义社会的基础哲学的话,它就不能只是某一种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哲学。因为如果只是诸多价值观中的一种的话,它就必须与其它的价值观竞争。这当然就动摇了它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哲学的地位。要保持这个基础哲学的地位,它就必须放弃把自己视为某种人生观、价值观的哲学,而作一个政治的转向。这个政治的转向所意谓的是,自由主义只是一种组织政治社会的原则,对于什么是美好的人生等问题,它并没有任何立场。这就是罗尔斯(Rawls)等人最近所提出来的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

  政治自由主义提出中立性(neutrality)这个概念作为界定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概念。拉莫(Larmore)说:"用来描述自由主义本质性的性格的一个自然的观念就是中立性。" 中立性的意思所指的是,政府对于不同的价值观不应该采取任何立场,而应该保持中立。渥足隆(Jeremy Waldron)指出,中立性这个概念,虽然源远流长,我们在洛克、康德及弥尔的理论中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但是,以中立性这个形象来界定自由主义却是一种崭新的进路。他更指出,据他的了解,它第一次出现是在1974年。 我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就是中立性这个论旨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首先我要讨论的是中立性论旨的意义及其出现的原因;其次,虽然政治自由主义者们异口同声地否认中立性论旨是奠基在价值主观主义及怀疑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我却要指出,它们是中立性论旨的必要条件。第三,我要探讨一下自由主义者们为中立性论旨所提出的基础。我将要指出,它们是不足够的。如果不承认价值主观主义或怀疑主义,中立性论旨也无法证成。

  

  二

  

  拉莫(Larmore)一再地指出现代人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对于"什么是完美的人生"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的意见,而这种分歧是一种合理的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罗尔斯也提出相同的看法。他把这个现象名之为合理的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多元主义是指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不同的、甚至不可共约或互相冲突的有关人生意义及价值的看法同时并存。 这些人生观及价值观往往构成一个整全的理论(comprehensive doctrine)。所谓整全的理论是指一个理论覆盖了所有价值及德性的范围。它关涉到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它们的源泉何在?它是主观的或客观的?等问题。整全的理论一般是哲学性、道德性或宗教性的。 价值多元主义所指的是各种不同或甚至相互冲突的整全理论之共存。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元性的社会。对于多元主义这个名词,拉莫与罗尔斯有不同的了解。他追随柏林(I. Berlin)而将该词了解为价值有不同的源泉(source),因此,对他而言,合理的分歧与多元主义是两件不同的事;对罗尔斯而言,它们意谓相同的事情 。我在这里对多元主义的意义所采取的是罗尔斯的看法,因此,多元主义与合理的分歧将指谓同一个事件。

  何谓合理的分歧?不同的整全的理论之间的分歧如何可能是合理的?拉莫与罗尔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从理性人(reasonable person)这个概念来着手。合理的分歧所指的就是,理性的人无论如何努力地,运用他的理性,最后也无法达成共识。拉莫说:"合乎理性,也就是,以诚信来思考与对话,并且尽己所能地应用属于每一个研究领域中的一般的理性能力,似乎已经不再是无异议的保证了。在这些极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彼此谈得越多,我们也就越分歧。" 他指出,有时候想得越多,我们自己也变得无法得到定论。人们向来认为理性具有一种统一的作用,也就是说,理性人之间,以理性的方式进行交谈、讨论,最后终能达成一个共识。只有非理性人之间,或理性人与非理性人之间,歧见才无法排除。因此,如果有歧见发生,至少总有一方是非理性的。现代世界的多元主义的出现,把这个我们长久以来对理性的认识,彻底的连根拔起。理性在统合意见的功能上,变得无能,分歧不再是由于非理性所造成的,而是理性本身的产物。

  合理的分歧如何可能?它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罗尔斯提出了一个概念——判断的负担(burdens of judgement)来作说明。判断的负担所指的是,作判断时会碰到的不可克服的困难。罗尔斯一共列了六条困难。它们分别是:

  经验证据可能相冲突并且太复杂。

  即使大家同意哪些因素应该列入考虑,但是对于各个因素的重要性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关键性的概念可能含混不清,因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及了解。

  在现代世界中,决定我们如何评判证据及权衡价值的整体经验,是极为复杂的,而且也因人而异。

  关涉到一个问题的各方面可能有不同种类的规范性的考虑。

  当被迫对于我们所珍惜的诸种价值做选择时,我们会遇上很大的困难来决定它们的优先性。

  对于罗尔斯所提出的这六项引起合理的分歧的原因,我们应该指出的是,除了(4)之外,其它几项在前现代的世界中也一样存在。甚至是(4)也不能就斩钉截铁地说只有在现代世界中才存在。我们最多只能说,它在现代世界中更为鲜明,以及所达到的程度比古代世界中要高得多。因此,在现代世界中,它的影响也就特别大,甚至大到影响了整全的价值观。拉莫接受罗尔斯的判断的负担这种讲法。但是,他认为(4)才是造成合理的分歧的最重要的原因。 除了判断的负担之外,拉莫自己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原因。他说:“这点(合理的分歧)可能发生,因为不同的美好人生的思想体系常常牵涉到(达到一个程度可能是我们最初没有想到的)细微而不同的有关目的、意义,以及活动的结构。” 罗尔斯及拉莫所提出的对于合理的分歧的说法究竟能否令人满意?我的想法是,它们并不能说明为何合理的分歧只在现代社会中才出现。我上面说过,除了(4)之外,其它的原因并非现代世界中才出现的。即使是(4),在古代社会中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只是它的程度较低罢了,但是否低到完全不起作用?至于拉莫所提出的结构的歧异,也不是只有在现代世界中才有的东西,古代世界中一样存在着这些差异。对于合理的歧异为何只在现代世界中才出现的成因,我认为最好的说明是人们对于理性这个概念的了解的转变以及韦伯所说的世界解咒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理性由实质理性转为形式或工具理性,使得它本身失去了选择最终目标的能力;其次,解了咒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秩序纯粹是机械式的秩序。意义是人们主观所赋与它的。对于这两点,我将在下面讨论价值主观主义与中立性的论旨时作较详尽的讨论。

  

  三

  

  解决合理的分歧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办法。办法之一是政府用高压的手段将它认为错误或它不喜欢的价值观下禁止令,使得它们无法生存。这当然不是那些持有被压制的价值观的人所能够接受的。同时,由于所有这些价值观之间的分歧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所有持有各种不同的整全理论的人,都是经过理性思维之后才接受他们的价值观的,因此,对于政府所提倡的价值观或宗教理念,人们可以合理地拒绝。因此,政府用高压的手段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第二个办法是让所有的整全理论都共存下去,每个人凭着自己的自由去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人生观及价值观。当然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当这些价值观与公正(justice)有冲突时,前者必须让步。这就是弥尔的伤害原则以及康德的"对优先于价值(The right is prior to the good)"的论旨。在前现代的社会中,人们认为信仰不同宗教的人,无法共存在一个社会中,要共存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必须有共同的宗教。多元主义的出现使得这种想法不得不改变。因此,唯有找寻别种社会统一的形式及基础。自由主义的哲学就是为了处理这种多元现象而产生的。它的出现与宗教改革后一百多年的宗教战争的经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经验,使得欧洲人了解到宗教容忍的必要性,它也促使了自由主义的出现。 然而在一个没有共同宗教理念或是共同价值观的社会中,什么能够作为社会统一的基础呢?自由主义者们提出了公正这个概念作为它的基本原则。当大家接受了共同的公正原则时,即使不同信仰的人,仍旧可以共同相处。当然,冲突及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公正原则就是用来解决冲突的根据。在具有共同公正原则的社会中,人们可以自由地拥有自己的宗教理念及价值观。这不仅仅给予人们充份的宗教自由,更使得社会多样化。自由主义所希望造就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社会。

  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自由社会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古典自由主义者康德及弥尔都把它奠基在一种哲学的人类学之上。康德所提出的自律(autonomy)及弥尔所提出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都是对于什么是理想的人生这个问题的一种理论。弥尔说:

  知觉、判断、辨识之觉察感(discriminative feeling)、心灵活动,甚至是道德上的喜爱(moral preference)这些人类的能力,只有在作选择时才被行使。因为风俗而做任何事的人并没有做任何选择。......如果一个人拥有任何尚可被接受程度的常识与经验的话,他为自己的存在所设计的模式是最好的;这并非由于它本身是最好的,而是因为它是他自己的模式。

  弥尔这段话的重点是,价值的泉源乃是个人的选择,一样东西或一种活动对某个人之所以有价值并非是由于它本身有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他的选择的结果。选择是各人表现他的个体性的一种活动。一个做选择的人是一个不人云亦云跟从习俗的人。很明显的,这种想法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思想。康德的自律概念与弥尔的个体性的想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自律性指的是意志不受外在因素决定,为自己立法。它牵涉到如何摆脱欲望、性向等的影响,而作自我决定。最终所肯定的仍是一种自我的选择。

  康德的自律与弥尔的个体性,都是一种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哲学思想。而个人主义是一种整全的理论,它对于价值的源泉、性质等都提出了一套有系统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把康德及弥尔的自由主义称为整全的自由主义(comprehensive liberalism)的道理了。 既然是整全式的理论,那么它们与其它整全理论应该具有相同的地位。如果是这样,它们只能与其它多元社会中的整全理论并列,而不能够具有多元社会的基础哲学的地位。芮格尔(Nagel)在讨论自由主义时用公平性(impartiality)这个概念来讨论这个问题。他指出,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公平性概念不能够只是诸多公平性中的一种,它必须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 如果自由主义要作为多元社会的基础哲学的话,它就不能是一种整全理论,而必须做一个政治的转向,成为政治自由主义。 事实上,在现代哲学史上,个人主义不断地受到批评。政治浪漫主义以及它的现代继承者社群主义的理论家,都一再指出个人主义对于人以及价值泉源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提出了传统以及归属(belonging)的重要性。浪漫主义者们指出,人之所以会做选择正是由于某种传统的影响所造成的。有些东西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是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于它是构成你的一部份。拉莫认为浪漫主义对于个人主义所提出的挑战是促使自由主义转向政治性的原因。他说:"重要的是要记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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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川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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