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学习领会中央精神:民企要吃好“定心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 次 更新时间:2022-02-25 23: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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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202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向全社会给出了我国2022年工作要领和实际上以明后年工作和中长期推进现代化、达到“新的两步走”目标的对接思路,有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内容厚重的指导精神。学习领会中央精神,我愿首先说到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三个概念:

   一个是定向——在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大方向上,在把握总体发展的大方向这方面,中央给予了最具权威性的指导,就是重申“”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要聚精会神地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

   第二个概念是调整——我们需要在已经感受到的经济运行中间的“三大压力问题”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这三大问题带来的挑战。中央的表述就是在需求的收缩、供给的冲击旁边,还有预期的减弱。正视这三大问题,我们需要在政策组合和协调配套上面,做好必要的调整。

   再有,和前面两个概念有密切联系的第三个概念,就是中央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之下的纠偏——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我们看到了非常简洁而到位的表述,实际上在宣示中央精神,即韩文秀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所说的概念总结上的这种纠偏,既包括“合成谬误”,也包括“分解谬误”。在我们领会中央精神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相关的重要问题非常值得探讨。

   接着在此直接切入“合成谬误”这个概念,讨论关于中央精神的领会。韩文秀副主任指出,所谓“合成谬误”是面对着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而出现了分兵把关中只顾自己不顾其余,这样局部看起来合理的政策,叠加之后却造成了负面效应。这种合成谬误旁边还有一个“分解谬误”。这个“分解谬误”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即按照韩文秀副主任的表述,是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结果是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这个“基层”显然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企业。

   我们当然要肯定在推进中国改革发展中间,前面一个阶段上取得的成绩,但是领会中央精神,在问题导向之下谈问题,则应该正视一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间各个方面伴随“三重压力”而值得重视的、再次强调“定向”之后应该处理好的“调整”与“纠偏”。

   中国整个的发展过程,在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以后,这个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被中央肯定为我们的总基调而一直延续到当下,其后面的背景,原来有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经历下行过程中三层不利因素的叠加,现在可能要加上第四层了。前面这三层因素,最简要的说,一个就是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坐稳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以后,合乎逻辑地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要告别高速发展阶段,而经历一个后来领导人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这样一个牺牲一些速度而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换。这必然在我们发展态势的表现上出现速度的降低,而又不能一降再降,要寻求一个L型转换的调整和适应过程。这一因素后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一季度以后,叠加上了中美关系交恶,我们开始称为“贸易战”,后来其实就包括着科技战、外交战,甚至带有金融战色彩,乃至有像一些敏感地区,比如南海,是不是会擦枪走火热战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因素,产生对于整个市场预期的不良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第一层因素冲击之下,是落到了2015年下半年以后的6.7-6.9%,持续了三年左右时间段的一个平台状,但这个平台状在有第二层因素即中美关系交恶之后,它的下线被击穿,走到2019年,已经落到了全年只有6.1%,四季度只有6.0%整数关口这样一个状态。其后第三层因素又加上来,就是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冲击,这个冲击带来的结果,是去年我们出现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只有2.3%的增长速度,当然这个2.3%也是来之不易的,是主要经济体里唯一的一个正增长的个案表现。

   在我们于全局基本控制了疫情冲击、复工复产的过程中间,前面三层因素的叠加还没有完全消化的时候,今年一二季度的总的趋势还是符合一般意料的,一季度,应特别看重的可比口径的指标,是把去年、今年两年平均作为一个统计指标口径,和2019年相比的增长率,为5%;二季度,从一月份到六月份合在一起,把两年平均的增长率提高到了5.3%,但是三季度,应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乎人们意料,却出现了一个回调。三季度本季度的增长率落到了5%以下,只有4.9%,使1-9月份的两年平均增长率回调到了5.2%。那么四季度如何呢?现在很多的预测是不够乐观的,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但是从现在已经看出来的1-9月份出现了前面的一二季度和三季度之间的变化来看,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对这后面的原因,中央非常清晰地概括了三重压力,就是公报开门见山提到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造成新判定的这种三重压力的原因,我认为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又有第四层叠加的综合因素——其中当然有一些外因,比如说外部的输入型疫情对我们经济生活的影响,还有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还是疫情阴晴不定这个背景之下,国际市场上的能源、大宗原材料等等价格的猛升,对于我们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影响。除了这些外因之外,内因的方面,我愿从一些特定角度来做一下勾画,就对应到前面首先说到的两个谬误上了。

   一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前一段时间,特别是三季度以后,对于经济生活很有影响的数字化头部平台公司纠偏整改推进的过程中间,市场的感受已是前面这些年应该讲是千辛万苦中间终于冲过烧钱痛苦阶段的瓶颈期、而成为为数不多头部企业的这些中国的大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几乎都受到了纠偏和整改的明显影响。这种纠偏和整改显然是必要的,但是,跟着伴随着的一种社会情绪,却也有明显的非理性之处,这种情绪不是像中央所强调的,纠偏整改主要是为了使这些民营企业为主的头部平台公司能够得到更健康的发展,能够更好地坚持创新发展,而是一味指责这些企业好像他们有非常严重的一些罪行问题。网上看到最典型的,是一口气列出“十宗罪”,整个的社会氛围,实际上带来的是民营企业的许多业界人士的人心惶惶,有些它的余波现在可能还并没有完全消化掉。那么涉及到的,就是怎么样给民营企业进一步吃好“定心丸”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虽然领导人在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早已经定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实际生活中间,这个“自己人”却往往是被入另册的。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在前面的这种头部企业怎么样更好地纠偏整改而得到健康发展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好的处理、还带来了收缩效应的旁边,又加上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列举出的收缩效应,就是中央非常明确地对全世界宣布了我们的“双碳”目标,它对于中国长期发展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既是中国自己必须追求的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也是对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但是,双碳目标确立以后,却出现了韩文秀副主任所说到、我们过去其实也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偏向,即运动式的、行政手段为主“一刀切”的、碳冲锋式的一线工作部署,甚至走到拉闸限电。这在三季度,可能就是闹得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了,某些地方的冲击可能大家还记忆犹新。

   还可以举出第三个相关的视角,即前面两个收缩效应后边,我们也不必讳言,在已经积累了多少年社会矛盾的这个教培领域里面,管理部门推行“双减”,这种雷厉风行的纠偏却又带出了一定的“一刀切”影响问题,在这个领域里的民营企业近乎是全军覆灭。这个事情怎么样更理性地处理,还非常有值得探讨之处。我个人认为,并不能设想一些在教培领域里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很有影响的企业,可以简单按照有关部门所说的纯粹非盈利来定位自己的行为逻辑。那么,到底怎么样更好地推进这种教培行业的“双减”这种纠偏和整改,确实还有进一步值得探讨之处。但是它带来收缩效应,已是叠加到前面两个角度的问题上了。

   再举出一个角度:8月17号中央的重要会议,特别强调了我们应该发力推进共同富裕,这是贯彻社会主义的本质诉求非常重要的一个全局部署,但是这当然又应是按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坚持以做大蛋糕带出切好分好蛋糕,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但实际生活中间,在中国社会却激起了新的一波“仇富”心态的宣泄,而且这种仇富心态的宣泄还带出来对于一些很有影响的企业,特别是实际上被社会上看作在混改以后已经有民营企业一定特征、并不是简单按国有企业可以归类的这样一些企业他们“原罪”的追溯,这种社会氛围里有韩文秀副主任所批评的,似乎推进共同富裕可以杀富济贫这样的社会心态,这也是必须做出明显纠正的非理性问题。这些当然对于市场的预期产生的影响就是减弱,对于需求来说,就是弱化而收缩。它使很多的企业无心考虑长期行为,实际上是更多考虑能不动就不动,甚至要躺平。再有,“三次分配”这个概念的泛化也造成了一定的民企心态上的压力,就是一些现实场景中的感受,似乎地方层面,在“逼捐”式的取向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一种担忧。这也是中央已经明确给出要纠偏的一个方面。

   还可以再举出一个收缩效应,就是各方高度关注的房地产市场有了“三条红线”,抽紧融资条件,有其必要性,但是如果说在抽紧融资条件的同时,对于房地产市场发展里面刚需性质的投融资的供给,也跟着一起过于抽紧的话,那么显然就是出现偏差的问题。整个融资条件抽紧后出现的恒大危机,固然与恒大自己整个发展中间生产经营战略出现严重偏差有关,过于把战线拉长,过于的多元化,但是跟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氛围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以至又引起了另外一些企业的风雨飘摇状态,一度有“多米诺骨牌”式的风险传染威胁。现在管理部门认定恒大问题的性质是其并不是资不抵债,恒大必须以极大的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做自己资产结构的重整调整,做一些资产的变现和腾挪,才能够自救,才能够按市场原则争取走出危机。但现在这个局面中,我们值得总结的,也应放在全景图内考虑:包括单项上来看非常正确的三条红线,跟前面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如不能与“保障刚需”作有一定弹性的协调适应,是不是也含有合成谬误的一定意味?这都是值得我们在统筹协调更好做政策优化和调整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当下再次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我觉得是明确地有所指的:这样一个对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硬道理坚定不移的把握,紧跟着的就是现在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和与六稳六保相结合的诉求,是经济增长的运行状态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什么是合理区间?实际上就要对应到“十四五”期间,按照总书记对于中央总体的“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建议所做的说明里勾画的,我们应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这个门槛水平所要求的在提高增长质量同时的保障速度是多少呢?粗线条测算一下,五年平均应该在5.5%以上。2021年三季度带来的情况,就是“十四五”的第一年看来很难达到5.5%,明后年怎么样,就非常凸显它的现实意义了:这个发展硬道理落到实际的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在合理区间之内,就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性意义。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地把相关政策统筹协调好,进而处理好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和保障速度的结合。那么紧跟着还有中央精神给出的重点要领,就是推进现代化的“持久战”思维:现代化推进中我们怎么样结合好防止非常容易发生的急于求成偏颇,以纠正行政手段上来以后的一刀切、突击战、运动式碳冲锋这样一些偏差?这值得我们很好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问题导向下中央还非常清晰地再次强调了系统论的思路,为实事求是地优化掌握总体的发展,就要防止和纠正碎片化的、叠加式的非理性倾向。不必讳言,现在中国社会上一些符合系统论、大局观的思想和观念的碰撞,往往是两极化,却缺少中间相对来说比较中肯、比较带有沉稳和理性特征的一些真知灼见,去支撑对于市场主体预期的合理引导。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指导精神,给出了非常好的要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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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发展研究》202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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