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有关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五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22-02-21 00: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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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光  

   西方“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等现有话语和理论体系与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知识谱系千差万别,沿用“西方中心化”的美西方新闻传播学必然造成中国的新闻学院与中国现实的割裂。在学科改造上,中国新闻教育应该回归中国传统和对中国本土理论的探索,引导新闻学子立足中国大地,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产出真见解,解决真问题。

   一、道统与学科建设

  

   现在各个大学都在忙着文科的学科建设,但是在学科建设中,很多人忘记了在中华文化传承中,除了知识学习体系之外还有一个体系——道统。在传统的苏联式和美国式的“学院”体系下,儒家和道家的书还放在文科的图书馆里,但是精神和生活上的“道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人读中国经典就像读西方经济学书籍一样。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中国的经典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用来在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上实现的。老师和学生是活生生的经典。老师和学生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典的注脚,老师和学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典的实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念大学、做学问在于通过悟道,行善,成为品质高尚的人;通过修炼达到人类最高的善,超凡入圣,成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的贤人、圣人、至人、真人。中国的教育不是术语和概念的转移。老师就像学生的精神父亲,弟子和老师在精神上成为一体。佛教、儒教、道教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但是,西方的现代教育是以术语、概念和逻辑为基础的知识学习系统。它不需要教师和学生之间有良好的情感关系。学生可以不喜欢甚至讨厌老师,但这并不影响从老师那里学习知识。老师就像搬运知识的快递工。

  

   今天说起新闻学(journalism),学界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新闻起源于英国人最早在香港办的报纸和清末民初文人办报。这种定义没有看到新闻学在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传统。“journalism”脱胎于“journal”,即记录、记事。中国古时候各种纪、记、史、志,实际上就是真实的、完整的和可靠的纪事和个人的日记。中西方现代新闻学更多的还是从“news”或“闻”的字面意义去定义。“闻”字有“gossip”的意思,指大众传媒偏爱于八卦和小道消息,即“负面新闻才是社会需要的真正的新闻”。不错,负面新闻真正是人们想看的新闻,但负面新闻不一定都是真实的新闻。由于负面新闻被认为是社会需要的真正的新闻,结果新闻产品只跟揭丑、扒粪有关。但是,如果新闻学建筑在传统的儒释道价值观之上,将会出现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新闻观——正能量新闻学或隐恶扬善新闻学。“正能量新闻学”与中国人的三大信仰体系有关系:如果从儒家核心价值观看,是隐恶扬善的仁义新闻学;如果从佛家观点看,是摆脱内心贪嗔痴的去烦恼新闻学;如果从道家的宇宙观看,应该是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生态文明新闻学。

         在西方的学科体系里,只有在东亚系才会学习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会作为方法论和价值观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出现,不像在中国的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必定学西方哲学。这种学科体系会加深年轻学生对中国文化“传统、落后”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动摇中国的文化自信。“传统”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传统”这个词上个世纪20年代在报刊上出现前,我国没有“传统文化”一说,只有“中国文化”。在当下的话语结构中,人们习惯把传统放置于“modernity”的对立面:“现代”代表进步,“传统”自然就蒙上了倒退的阴影,阻碍了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的价值观造成冲击。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闻学本属于古老的人文领域,人文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国新闻学在学科建设中,不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先进性二元对立起来。

   二、学术研究不等于围绕外来概念写作

  

   在新闻学的论文中,常常看到一些不以问题为中心,而以外来的新名词和新概念为中心的文章。新闻学研究的问题和语言都是源自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实践性是新闻学区别与文科的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但是,在新闻学学科建设中,越来越多的论文写作以用外来新词和新概念为荣,以使用中国固有语言和概念为耻。在研究生、博士生入学考试或资格考试时,学生考的是死记硬背的外来的套话(jargon)。中国的新闻教育界常常沉迷于以自己所在学科的套话行话为写作和讲课的语言。但是,以这个学科有限的知识和生硬地从英语中翻译或从港台引进来的传播学专业套话,作为讨论问题的学术规范和政治口径,培养的学生无论是在新闻敏感、政治洞察力、知识储备和写作能力上,都无法准确、深入和全面地采访报道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建设的伟大工程、推进的伟大事业和最终要实现的伟大梦想。

  

   早在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说“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都是使用语言的巨匠,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语言的宝库。很多人没有下过功夫来研究中国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没有研究这些著作来训练自己的思想,所以就不能把存在于事物内部的条理正确地在文字上表现出来了。在新闻学科建设中,正确地运用中国固有的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

  

   新闻学在中国早已成熟并有自己一整套完整的史论和实务经验。在此背景下,如果我们的学界过度频繁并生硬地使用美西方传播学新造的语词和概念,我们将无法表达中国新闻学特有的严整体系,中国新闻学的知识谱系也因为掺杂了太多的美西方的新闻传播学概念和词语而变得支离破碎。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舆论的手段,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一百年,但是我们的新闻学界却无法用中国精深而丰富的语言文字从理论上总结,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美西方语言和概念描述中国经验和走过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文化的逆差。

  

   在学科建设中,论文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的索引和引用被认定为成功人才的标准。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查到“新闻与传媒”大类下2011—2021年博士论文共1143篇,其中主题为“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仅为72篇。仅看 2020 年,“新闻传播”主题的文章 406 篇,而“新闻宣传”主题仅为 46 篇。搜索主题“中国共产党”,显示是80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有宣传部,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大军在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从事宣传工作,但是从这个文献搜索看,在学科建设和学术性研究中,学界没人敢去研究“宣传”,学刊也不愿意刊登与“宣传”有关的学术研究。这个检索结果显示,美西方传播学至少在概念和观念层面上成了中国新闻学学术正当性的标准。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殖民控制数十年,但其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新闻学仍处在美西方的学术控制和思想霸权之下。本属于人文领域的中国新闻教育的课程体系被美西方的“传播学”接管,传播学成了中国新闻学界和新闻界的学术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的标准。其结果是,中国的新闻学界丧失主体意识,桎梏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新闻报道来理解和描述中国制度,解释中国社会。

   三、学科建设中的“去宣传化”

  

   从冷战时代一直到今天,西方刻意对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进行污名化。但是,与此同时,从美国主流媒体重大涉华新闻议题和作品看,几乎每一篇新闻作品都是宣传和弘扬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信仰。中国的新闻教育不能因为害怕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的“宣传”功能,而放弃培养新闻宣传人才的责任和使命。巴基斯坦学者埃贾兹·阿克拉姆对笔者说:“人的思想如一片土地,如果不把你们的观念传递到你们人民的思想里,敌人的观念就会侵蚀那里,直到全部占领。”

  

   从字面意义看,“宣传”跟含有贬义的现代英语单词“propaganda”不是一回事。“宣”在中国古籍中有宣扬和倡导的意思。《尚书·皋陶谟》说:“日宣三德, 夙夜浚明有家。”西方语言中的“propaganda”在早期没有负面含意。“propaganda”源于拉丁文的“propagare”,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由罗马教皇成立的宣传部的名称,以对抗新教改革。在中文版的维基百科里,中文的“宣传”翻译成日语是“広报”,德语是“publizität”,英语是“publicity”,意思都是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和展览,旨在号召公众对某一议题或话题的关注和学习。

  

   但是,通过今天的学科建设,新闻学把宣传与自身的学科割裂了。当我们回溯历史,似乎又是另一番景象,新闻一直与宣传密不可分。20 世纪初,宣传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1900年,1.8万八国联军以破竹之势攻下北京,百姓们帮着推行李,孙中山一生 25 次提到“一片散沙”。这种表述背后反映的是当时精英阶层对群众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种认知 。但是,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非常重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认为宣传对促成社会缔约具有推动作用。在近代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毛泽东对“宣传”一词给予肯定。梁士纯负责燕京大学新闻系时,面对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民族危亡、人民贫苦的局面,特为学生们开设宣传学课程,分别为《实用宣传与公共关系》和《舆论与宣传》。他亲自授课,还出版了《实用宣传学》一书。习近平更是反复强调宣传的重要性。2013 年 8 月,习近平指出,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①

   四、从“反向格义”回到“格义”

  

   不久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举办的国际媒体记者会上,美联社记者突然发问中国政府特使谢振华:“你能不能直接用英文回答问题?”解振华说:“不如你用中文提问。”这让笔者想到自古以来的外国文化进入中国的“格义”与“反向格义”之争。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应该更多地使用中国固有话语,乃至自己的语言,通过翻译甚至音译对其重新定义,用以宣传中国理论,描述真实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叙事是“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等西方现有话语和理论体系说不通的。中国学者要坚持自己的主体意识,并保持独立清醒的判断,把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国新闻学和中国叙事学的基石。西方记者总是从西方现代性知识谱系中的词语和概念向中国发难。中国的发言人有时候是这样为自己辩护,“你们的报道是虚假的,我们在这方面不断进步”。这本质上是在西方所设定的单向线性的逻辑话语框架中试图去跟对方“讲道理”,自然是处处被动。如果以欧洲启蒙运动后的现代文明取代古老的中华文明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长此以往,中国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你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总跳不出西方的现代话语陷阱。

  

自古以来中国对待西来文化有“格义”和“反向格义”之说。所谓“格义”,就是把中国本土的经典和理论当成普世标准,来决定外来的思想和概念是否符合中国经典和国学里的概念和理念。汉初,佛教作为西来文化想在中国立足。为此,西域高僧在佛经的翻译上寻找佛教与儒教二者的结合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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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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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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