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有关民意的调查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上自总统、国会议员、州长的选举及其在任的表现下到有关经济的状况、宗教的信仰、家庭的和睦乃至干细胞的研究等等都时常会有相关的民意调查。尤其是在总统和国会的选举期间，各大媒体更是使出浑身解数，隔三差五地进行民调。如果说民调已经成为现在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因子是一点不为过的。民调不仅能使政治领导层更多地了解民意，而且也能使普通百姓自由地对社会和政治现状发表看法。美国政治学者理查德-埃尔斯（Richard S.F. Eells）早在1942年就认为民意与民主的要求完全吻合，而政治权力是否来自于民意则是区分民主和专制的标尺。

尽管民意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民主国家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我们还是要清醒地看到民意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使民众成为人类战争悲剧的帮凶。目前仍在进行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美国在遭受9-11恐怖袭击后，美国人民一时群情激昂，对美军攻打藏身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表达了压倒性的支持。当布什政府欲挟在阿富汗胜利之势转而移师伊拉克一举消灭萨达姆这个老冤家时，美国民众起初的战争热情并不高而且波动较大。直到2003年1月中，美国著名的盖洛普（Gallup）民调显示仅有52%的民众支持美伊战争。为了对美国公众进行战争导向，布什及其主要助手纷纷出马在不同的场合进行战争售卖。在证据不足甚至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伊拉克不仅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和9-11的罪魁祸首基地组织保持联系。2002年10月7日，布什在辛辛纳提市警告“伊拉克独裁者不会被允许用可怕的有毒武器、疾病、毒气和核武器来威胁美国和世界”。在场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也宣称伊拉克可能很快拥有核武器。为了加强公众的精神恐惧，赖斯进一步说：“试想如果9-11是一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那就不是3000人而是几十万的无辜男女和儿童[的死亡]”。当天晚上，尽管中央情报局（CIA）已报告无证据表明伊拉克和基地有联系，布什仍告诉美国公众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有联系，并要求公众严肃对待伊拉克可能向基地组织提供生化武器用来袭击美国。

布什的“导向”策略很快奏效。在2002年11月的一次民调中，公众的对入侵伊拉克的支持率达到59%，而且81%的受调民众认为伊拉克对美国造成威胁。在这种强大的“民意”下，参众两院也以高票通过决议授权布什政府采取军事手段对付伊拉克。该决议还列举了伊拉克从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到屠杀本国人民的八大罪状及其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担心。

然而在随后的两个月，美国公众的战争热情在世界反战声浪尤其是法国外交部长于2003年1月中批评美对伊拉克的战争准备后出现下降。为了再次激发公众对战争的热情，有良好口碑的国务卿鲍威尔亲自出马在2月初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美国有很多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基地组织要员扎卡维及其部属。鲍威尔的讲话对美国公众的触动很大。在此后几个月一直到战争爆发不久，尽管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在3月提交的报告表明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俄中乃至法德等美国的主要盟国表态反对战争，尽管世界上有上千万的人包括天主教马惕诺主教（Martino）在内集会反战，美国各大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度却稳步上升。以最著名的盖洛普为例，3月14日支持率为56%，3月30日就高达71%，4月中更是到了76%的高点，5月初竟然有86%的受调民众对美军在伊拉克的入侵表示满意。

当美军在伊拉克没有搜查到任何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发现所谓的萨达母屠杀民众的“万人坑”、更无伊拉克和基地组织联系的实据后，多数美国人民才开始对战争持怀疑立场，并逐步演变成反对战争。2004年8月的一个民调显示67%的民众相信美伊战争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随着美军伤亡数字不断飙升，2005年5月的一个民调中有56%的美国人认为美军在伊拉克的状况糟糕或非常糟糕。在2006年底的国会中期选举前后，美国有线电视网的一次民调表明大约67%的美国人反对在伊拉克的战争。正是由于强大的反战声浪，共和党在该年的国会选举中惨败，失去对两院长达12年的控制。一些反战态度坚决的民主党议员如黑人新秀欧巴玛等当选或连任。不少共和党议员因为伊战的不光彩而迎合民心所向与布什保持距离，并发表反战言论，以便保住国会席位。

虽然伴随着主战派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下台和民主党对国会两院的控制，美国政府开始转变对伊拉克的政策，但是距离伊拉克战争的解决还是遥遥无期，这场战争对伊拉克国家和人民乃至美国本身所带来的巨大创伤已经不能挽回。据独立研究机构霍普金斯布隆博格公共健康学院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估计，自美伊战争开始，大约有60万伊拉克人死于暴力，其中约20万丧生于联军之手。同样，世界最早医学杂志之一的兰色特 (Lancet) 近期的一次调查也估计战争导致多达65万伊拉克人非正常性死亡。2007年初，联合国报告证实34,452伊拉克平民在2006年死于暴力。由于战争和族群冲突造成的伊拉克难民就更多了。据联合国难民署和伊拉克政府估计大约总共有160万伊拉克人成为难民。而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今年1月报道说有2百万伊拉克人沦为邻国难民。该报道还指出，在现今2600万伊拉克人中，仅有460万人有清洁的饮水。首都巴格达的市民每天仅有4.4小时的供电，而其他地方的供电为每日7.7小时。更为可怕的是，很多伊拉克人民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道何时何地会有自杀炸弹或枪击发生。即便是象牙塔的大学也不能幸免。

在美军的占领下，伊拉克虽则有了脆弱的形式上的民主，但却以失去很多人的生命为代价。在萨达姆的独裁统治下，人民的生命至少还是有更多的保障。如果问那些死去的亡灵或那些仍终日生活在恐惧中的伊拉克人民，他们大多可能会宁可选择生活在过去专制下，因为那时至少还有虽卑怯但较平安的生活。家亡国破、几十万无辜平民的死亡、更多人的伤残、数百万人之成为难民、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和对自然环境的无尽破坏，这一切都是战争所导致的悲惨后果也是最初支持战争的美国民众始料未及的。试想，如果当初美国民意调查中大多数民众反对战争，料想布什政府也不会擅自发动战争。否则正如在越战时期一样，众院将可能在民众的压力下拒绝拨款而迫使政府不能出兵。正是由于公众的战争热情，政府方能有恃无恐，使得一些反战的国会议员也因担心背上不爱国的罪名而支持战争。

这种“悔不当初”的事例在美国历史上绝非在美伊战争时才出现，而是反复出现过好几次了。早在一百多年前的美西战争，公众的怒火因为西班牙对古巴革命的残酷镇压以及缅因舰（Maine）的被疑为西班牙所炸沉没而爆发，这对麦金莱政府形成很大的压力，并最终为扩张主义者如老罗斯福等利用，终使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当时的一些民主党议员就是怕被指责为不爱国而不敢投票反战。战争结束后，美国民众却发现美西战争的真正矛头并非西班牙殖民者，而是远东的菲律宾以及中国广阔的市场。战争的最大得益者其实是美国在古巴投以巨资的商人和对中国市场垂涎欲滴的美国资本家。而在菲律宾，美国本身成了殖民主义者并在血腥镇压当地独立运动方面丝毫不亚于西班牙在古巴的暴行。

越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64年约翰逊总统试图利用中苏分裂支撑内乱频繁、摇摇欲坠的腐败南越政府而发动全面的越战前，政府进行一系列的“公关”对民众进行导向。利用可疑的东京湾 事件指责北越对在“国际水域”游弋的美国麦达克斯号（ Maddox）驱逐舰进行无端袭击。美国公众随即对政府表示支持。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对北越开战者一度高达85％。在这样的强势民意下，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东京湾决议》，授权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护美国的利益。在其后的5年中，美军在越南的数量从最初的2万多人猛增到54万多人。当美国多数民众逐步意识到美军在越南的暴行、南越的腐败和惨重的人员经济损失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迫使约翰逊放弃连任并促使国会对尼克松政府施压从越南撤军。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能使死于战争的总数近6万的美国军人和几百万越南军民重生，使本已残败的越南经济免于毁灭性的破坏，也不能让因战争原因而被日本和欧洲趁机超越的多项产业在美国复兴。

为何这一幕幕熟悉的历史往事在美国历史上不断出现？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种事先盲目支持、事后悔不当初的关键在于美国的“无知”民主和“特殊主义(Exceptionalism)”。“无知”民主是指美国多数民众对他国的文化历史现状不感兴趣或少感兴趣，不了解或少有了解。美国“特殊主义”则是历史遗留问题，指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很多民众和政客相信美国情况特殊，可以不必遵循一些国际规则。笔者在赴美之前曾听某国内历史学者谈及美国一般国会议员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及中国一般的高中学生对美国的了解多。当时听了不以为然，但是到了美国后，笔者从北到南对几百个美国大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大学生包括一些年长的大学生只能说出中国 1-3个城市，即上海、北京或香港。虽然大多学生听说过孔子，但对儒家、佛家和道家学说一窍不通。即便是毛泽东也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更无论孟子或孙中山了。尤为离奇的是，一位教拉美史的教授竟不知孙中山何许人也。如果美国大多数大学生对被公认在21世纪最有可能和美国竞争的国家—中国到了近乎无知的地步，其对偏处中亚的伊拉克的了解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当我问学生了解多少伊拉克时，回答仅是巴格达和萨达姆而且印象也基本是新闻或政府宣传的翻版。更不幸的是，对很多美国民众来说，他们惯有的美国“特殊主义”思想进一步消蚀了他们欲了解他国文化历史的最后一点兴趣。

英国学者培根曾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如果美国多数民众缺乏对他国甚至可能与之交战的国家的文化历史的了解，那就等于丧失了自我判断的“力量”，也就很容易被掌握着信息和话语霸权的新闻媒体和政府“导向”牵着鼻子走。在民意影响甚大的民主国家，一旦多数民众在无理性判断力的情况下盲目支持一场战争，就很可能对他国甚至本国带来巨大的难以弥补的伤害。我国古人早已告诫过“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又说“国家虽大，好战必危”，就是要在决定战争前，再三思量与斟酌，即使国家强大也不能轻举妄动。这是因为战争的车轮一经开动就难以阻止而且造成的危害也难以预测。如果美国多数民众当初对伊拉克历史现状有较好的了解，便不难明白“兵凶战危”的道理、知道伊拉克是中东最为世俗的国家而且不是最独裁的国家、清楚美国在80年代对萨达姆以及60年代对南越的援助表明美国政府并非真的反对专制独裁、预想到战争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相信联合国核查小组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并能重视CIA有关伊拉克与基地没有关联的证据，也就不会在民调中支持布什政府所蓄意发动的战争，成为其同伙，这样3000多美军士兵和几十万伊拉克平民的生命也许就不会失去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确实有很多善良的美国人并非由于相信政府宣传的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或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支持美伊战争，而是认为萨达姆是独裁者，推翻萨达姆能够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伊拉克人民。这也是正是布什政府在没发现伊拉克与基地的联系和生化武器后为给继续战争找合法借口所强调的。不过笔者以为：虽说当今世界不存在完善的民主，但不可否认民主本身固然是好东西，各国人民都想要。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和民众却不明白民主是不能由外部强加的，因为人民民主意识和体验如果准备不足将会导致畸形的民主和国家的动荡，这其实也是一种“无知”民主，其最好的例子是日本和俄罗斯。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民主的人民就没有民主的国家。明白这个道理，将有助美国多数民众在下次战争前能多些理性和历史的思虑以增强自我判断“力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美国多数民众能稍做些努力，增加对本国和他国，尤其是对政府想要发动战争的国家的文化历史现状的了解，就不会轻易受媒体和政府宣传的蒙蔽。如此则类似越南和伊拉克战争的悲剧性后果就可能避免。否则一旦因自己的无知或少知而成为政府主导的战争的帮凶，其对本国和他国人民带来的惨痛损失将无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