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路:国家化、地方性与乡村治理结构内生性演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 次 更新时间:2022-02-17 16: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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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路  

   摘要:如何理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以往的研究将现代国家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二元作为分析乡村治理的出发点,无形之中将乡村治理割裂为国家与社会的两种力量的对立、冲突,更将乡村治理置于历史断裂之中,忽视了历史延续性之下中国乡村治理的内生性演化。当下重新审视乡村治理需要立足于历史的长时段,将乡村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的语境中,以“国家化”与“地方性”为分析框架,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变迁中,梯次分析特定地域社会中“中心与边陲”、“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基层社会”三个层次的关系是如何塑造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村寨自治”、“村街自治”、“社会自治”与“村民自治”,由此建立起基于历史延续性之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将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视为历史传承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关键词:国家化;地方性;乡村治理结构

  

   一、引言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谱系中陆续出现过“乡绅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村民自治”等不同乡村治理形态。由于对自治的理解不一致,以至于陷入有关“自治”的迷思。

  

   第一次迷思源自近代以来地方自治运动的流变。当地方自治概念引入中国,并在清末新政中日益普及,最终形成近代历史上蔚为大观的地方自治运动,在寻求政治和社会革新的时候,一些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有识之士认为自治不必舍近求远,其实,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历来有所谓“乡党之人治乡党之事”,即乡村自治,对此梁漱溟认为:“许多事情乡村皆有办法;许多问题乡村皆自能解决;如乡约、保甲、社仓、社学之类,时或出于执政者之倡导,固地方人自己去做。”费孝通将中国政治称之为“双轨政治”,除了止于县政的官僚统治这一自上而下的轨道外,县政以下由地方上的乡绅等治理,由此形成自下而上参与的轨道。与之相反,不少学者对于乡村所谓的“自治”,不论是乡绅自治还是宗族自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十九世纪以来某些西方观察家提出:中国的村社是‘地方自治主义式的民主’或者是一种‘自由的、自我管理的社团’。这种想法已绝对不可信”。瞿同祖也认为:“在清代中国,地方权力只是在官吏与士绅之间进行分配。”刘泽华在论述专制权力的社会基础时说道:“国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束缚农民于土地上面;另一方面,国家还干预小农的家庭形态。”对于中国是否存在自治,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事实依据,但是所指向的并不是同一对象,传统乡村社会的“自治”与地方自治并不能划等号,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

  

   第二次迷思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的乡村治理形态,即村民自治。然而,村民自治既不是来自于自治思想,也不是来自于制度引进,而是来自于中国农村实践。因此,徐勇认为:“村民自治兴起前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兴起后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由此造成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和滞后的状况。”正是由于村民自治所具有的实践性特点,不能归类到地方自治、乡村自治或社会自治中任何一类,以至于被称为“理论的怪胎”,因为找不到村民自治之所以存在或者延续的理论资源,村民自治能否称得上“自治”尚有待斟酌和推敲。如果从自治的核心要素出发来识别和判断自治,村民自治是在基层社会生活中推进农民群众民主参与的有效形式。

  

   然而,时至今日,基层群众自治在实践中面临着“自治”与“行政”的内在张力,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下乡村治理的形态。现有的研究大致有如下两种倾向:

  

   一是立足于国家和社会两分之下割裂的乡村治理形态。一直以来,围绕乡村治理形态的研究始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合适的解释框架。社会中心主义者仿佛从基层群众自治中看到了国家权力的上移,农村社会自主性的增强,为此从社会自组织角度来分析乡村多中心治理。与之相应,在“回归国家”的理论背景下,基层群众自治被解释为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于是,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转向现代国家建构,偏向于国家中心主义。最后,对于基层群众自治的解释走上第三条道路,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构建”,以区别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这种分析视角试图综合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分歧,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来理解村民自治。上述解释将国家与社会区分为两个体系,即便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也无法忽视两者之间内在的张力。然而,从国家建设的历程来看,并没有出现与国家分离的独立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力量,传统国家时期所谓的乡村自治并非独立于官僚政权之外,而是“官督民治”,而近代的地方自治运动仅仅在中央权力衰弱后才短暂出现,各个地方的村治试验仅仅是为了加强地方国家政权建设。因此,如果从长时段来分析乡村治理的变迁,可能需要回到国家是如何治理乡村社会这一元命题,从“国家治理”角度重新审视乡村治理。

  

   二是立足于现代国家的时空定位之下断裂性的乡村治理形态。之所以出现国家与社会的两分,实际上源自现代国家理论所设定的时空要素,对于中国乡村治理的解释更多的是从现代国家所确定的理论资源入手,聚焦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乡村治理的转型及其内在机理,但忽视了从中国乡村治理本体的演变来进行研究,以现代国家所设定的理想图景为目标,寻找乡村治理如何走向既定目标的路径和方式。显然,这是一种从当下向过去追溯的研究,无形之中可能忽略了乡村治理自身发展的脉络,即如今的乡村治理是如何从过去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因此,我们需要倡导一种历史延续性之下的乡村治理。在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时候必须确立历史延续性的意义,这是否意味着时间是停滞的或者历史是循环的。当然,不能从历史延续性角度做出如此的假定,更不能将似曾相识的历史事件归为同一对象,尽管有些历史事件惊人地相似。其实,相似的并不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历史结构,这也是历史延续的关键所在。历史结构本身一直延续着,由历史结构所塑造的历史事件本身便具有结构性的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二、国家化与地方性的分析框架

  

   当乡村治理回归到国家治理农村基层社会方式这一元命题上,我们会发现乡村治理归根结底是一种关于农村基层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运行的制度,乡村治理涉及农村基层公共权力分配的方式,乡村治理具有鲜明的国家性,这种国家性又同时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如果将乡村治理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情境之下,那么乡村治理从属于现代国家建构这个更为宏观的历史结构,并萦绕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之下,即国家如何实现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渗透与整合,如何将农村基层社会纳入到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之中,这一历史过程可以被称为“国家化”。

  

   (一)国家化

  

   对于国家化的研究主要来自政治学,相关研究聚集于现代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建构。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具体来说,第一种是传统统治意义上的边疆“内地化”“王化”和少数民族“汉化”。第二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社会”的“国家化”。出于对“社会”的不同理解,这类研究又可以细分为三种更小的类型:(1)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社区国家化”;(2)政治学研究中的基层社会“国家化”;(3)政治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国家化”。第三种是民族国家建构意义上的“国家化”。不过,以国家建构理论来思考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整合研究则相对集中在一批研究者中进行,其中,徐勇率先明确地从乡村整合角度提出和使用“国家化”概念,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国家化是国家一体化,又可称之为国家整合,它是指构成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要素形成一致性,并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从而构成完整和稳定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和结果。

  

   不过在使用“国家化”时,仍然需要一个更具综合性和可操作化的界定,因此,不得不回到国家概念本身。我们知道,国家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公共权力集装器,以此为基础,国家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分散的权力集中化,即分散在社会、地方或边缘的各类公共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各种边陲地带的部族首领、头人,地方政权或基层社会的乡绅等都必须服膺于国家权力。二是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的渗透化,即国家权力能够有效地进入边陲地带、基层社会和地方政权。具体来看,国家化包括以下三个不同的面向:

  

   一是在中心与边陲关系上。国家权力在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集聚政治权力的地域成为国家统治的核心地带,而周边乃至边陲地带所集聚的政治权力减弱。葛剑雄在研究历史中国的范围时认为:“作为地域概念的‘中国’一开始限于黄河中下游,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展和经济文化的开发,中国的概念是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来说,一个中原王朝建立了,它主要统治区就可以成为中国,而在它统治区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区之外就是夷、狄、蛮,就不是中国。”作为政治权力的最高形式的国家是一个权力中心不断向周边扩展其影响力和支配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即“边陲国家化”。国家化最终的目标是基于暴力的垄断对国家领土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在国家领土范围内国家权力无远弗届,不因为空间距离远近而影响到国家权力强弱,此过程即现代国家取代传统国家。

  

   二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恩格斯认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照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国家化是为了实现有效的行政管理而按地域划分国民,将国民组织到各级政权机关之中,由此形成自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权力体系。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政权机构,其内部是有层级性的。中央政府作为整个国家权力的代表,而地方各级政府则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在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行使着地方国家权力。由此,国家化必须将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中央政府和作为国家权力组成部分的地方政府整合在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之中。

  

   三是在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上。政治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一种类型,最初形态的政治权力是嵌入社会之中的,之后逐渐脱离社会,并且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强制性权力,将原来分散于社会中的权力集中起来,并对社会进行控制和渗透等。正如马克斯·韦伯对国家的概括:“国家对于社会暴力的合法垄断,将原先归属于各类社会群体的暴力收归国家行使,从而确定国家对于社会权力的集中,即国家是一种持续运转的强制性政治组织,其行政机构成功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以此维持秩序。”为此,最早提出国家化概念的徐勇认为:“国家化视作一个过程,标志着国家整体和代表国家主权的中央权威日益深入地渗透于社会领域,并支配整体社会。”

  

   (二)地方性

  

与之相对,作为实践形态的乡村治理是农村基层民众的自主治理,具有鲜明的草根性,与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各种类型的自主治理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和历史的延续性。这类自主治理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边缘地带、基层社会、地方行政等地方性的回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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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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