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 林栋:“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法理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22-02-17 00: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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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这意味着,强调个体的繁荣并非是模糊性的概念,而是可以运用数据或相关标准进行“测量”。当然,改善生活质量指数也不意味着放弃了个体如何更好地选择生活的权利,因为通过社会普遍支持了艺术、教育、自然和文化方面政策,这便潜在地教导了个体走向繁荣的途径和目的。[25]另须指出的是,平等主义的繁荣观支持的是“无偿人权”的话语,[26]无论是积极有贡献的个体或是无业游民都有获得发展的权利,后者不应当被视为“逃避责任者”,而是被视为“尚未全面发展者”,[27]都可以通过社会提供的文化教育产品和制度体系的保障,向着美好生活奋斗和努力。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在道德领域奠基于“人的繁荣”,从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各项人权政策和人权成就中都能够体现出平等主义繁荣观的理论内涵。举例来说,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28]经过全面脱贫攻坚战,不仅提升了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而且使脱贫群众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比如贫困群体的主人翁意识显著提升,开放意识、创新意识、科技意识、规则意识、市场意识显著增强。[29]由此看出,在全面脱贫攻坚这项最大人权工程中,首先要包含实现“人的繁荣”的客观尺度,贫困地区的饮食条件、住房保障、卫生健康、收入来源、道路交通、文娱设施等多种评价要素都是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硬性标准,而且从繁荣的主观尺度上看,也要求激发贫困群体建设家乡的热情,充分凝聚乡村发展的力量,推动贫困群体主动脱贫致富,追求新时代的乡村文明新风。另一方面,“人的繁荣”的开放性保证了“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在不断阐释的过程中可以更加充实和完善。由于我国的人权话语体系不仅强调机会平等,也包括从结果保障个体的繁荣,这就需要避免人权政策走向家长主义的至善论。比如,需要更为注重受教育权的保障和具体落实,特别针对贫困地区的适龄儿童,除了开设通常的语数外课程,还要重视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兴趣课程的培育,才能激发贫困地区儿童的潜能,从而使各项才能都能全面发展。[30]概言之,作为道德法理的“人的繁荣”既可从我国“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实践中彰显出来,同时也能为人权话语体系的扩张提供更多的理论命题。

   三、作为规范法理的“人格尊严”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体现在由人权规范构成的法秩序之中,即道德意义上的个体繁荣在民主政治过程中融入社会法治国家的宪法秩序,转换为人的人格不受侵犯的“人格尊严”法理,成为宪法秩序得以存在的根本规范。国家的法秩序由制宪权所创设,因而制宪权存在于国家之前,其主体必须是“人民”。尽管制宪权彰显了政治统一体的根本性决断,为民主正当性和政治统一体的存续奠定了权威,但并非意味着制宪权就是不受约束、绝对无限制的力量,否则就会导致“宪法变得时时都要从属于权力的意志”。[31]根据近代宪法基本价值和宪法构造中的法治原则,民主制原理和法治国原理并非二元对立,法治国原理的前提并不建立在一个政治统一体和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基础上,因为这会回溯至个人权利防御国家公权力的传统路径。相反的是,宪法构造中的法治国原理内在包含了诸项原则和程序性的规则,国家法秩序的基础就从这些原则和程序规则中被创制出来,而政治统一体在法秩序的更新和实践过程中则形成并不断稳固。[32]如果将政治统一体被持续构建的过程称为“整合”,那么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的宪法整合理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宪法秩序的源流。他指出,宪法是国家生活的法秩序,国家在此生活内部才能获得其现实性,也即在国家整合进程之中,国家生活才能被持续性地重新构建。[33]这就意味着,法治国原理为国家的无数次整合过程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结构,而单凭民主生活无法达到这种目标。具体来看法治国原理所包含的诸项原则,其中包括了人格不受侵犯的基本价值、法之优位性、法之安定性、法之明确性、民主原理、自由权等。在诸项原则中,“人格自由与尊严是最为根本的法的原则,以该原则为核心价值与原理的总和是近代宪法的根本规范,即‘规范中的规范’”,[34]由宪法构造中的人格尊严规范创制出来的整体法秩序需要以这项根本规范为前提,否则便失去规范的效力。汉斯·凯尔森指出,创造规范的权力从一个权威委托到另一个权威,低阶规范(inferior norm)只能从高阶规范(superior norm)中产生,这一回溯(regressus)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重点,因为基础规范是创造这一规范体系的基本规则。[35]然而,凯尔森虽然指出了法秩序中的效力层级,但对于基础规范的具体内涵则语焉不详。人格尊严作为根本规范并非是只有空洞内容的理论预设,相反,人格尊严及其派生的原理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和要求,直接地对政治统一体的整合过程提出了规范上的主张。人格尊严是保持共同体生活存续的最本质的联结环节,也最能体现个体的繁荣,因而以它为价值基础构建出来的规范体系必须能够从这里获得合法性,否则便与根本规范冲突而丧失效力。

   须指出的是,虽然我国宪法构造中的人格尊严规范与“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使用了不同的文字表述,但在内涵上是大体重合的,不影响其作为根本规范的地位。从国际人权法和近代人权实践来看,尊严是人类价值的共识基础。1948年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颁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都有明确规定:“权利源于人的固有尊严”“人权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从国内宪法来看,有学者统计了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宪法文本,发现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人格尊严等词汇出现在了143个成员国宪法之中。[36]比如,德国基本法第一条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在日本宪法第13条、第24条提及了“一切国民均以个人而受尊重”“…应以个人之尊严及两性之平等为根据而制定之”。我国宪法中同样在第38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分析来看,在我国宪法中运用了“人格尊严”的表达,尊严条款也不如“人的尊严”高居德国基本第一条的显赫位置,但这并不妨碍从规范宪法学的角度将此“尊严”确立为国家宪法的基础价值。[37]以日本宪法为例,即便“个人之尊严”被放置于有关婚姻、家庭和两性的条款之中,但可以被认为是客观法的基本价值,其主观权利化之后形成概括性人权再进一步分化为具体的基本权利。[38]因此,我国宪法中第38条尊严条款需要与第33条人权条款结合起来理解,即“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发挥统摄功能,而作为客观价值的人格尊严可以作为人权原理的支撑结构,以此成为各种基本权利的基础价值。

   由人格尊严价值创制的规范体系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提供了话语载体。在宪法构建的客观价值体系中,人格尊严具有基础地位,在宪法规范中被转化为基本权利体系,而在私法中则转换为人格权。首先,从人格尊严与基本权利的关系可以看出,基本权利宣告了“一种特定的文化、价值体系,该体系应该承载着由宪法建构的国家生活的意义”,[39]彰显了国家整体秩序对于个体人权之尊重和保护,人民之间的精神联结纽带就通过这种文化意义而被建立起来,使人民不断被凝聚,增强对国家生活的信心。第二,基本权利体系包含大量的人权子概念。平等权、人身自由权、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等公民的基本权利都能为人权话语的概念资源,这些人权子概念之间发生价值互相关联和构成,人格尊严成为它们的权利基础,而这些权利也成为人格尊严的目标。[40]第三,无论是各个基本权利本身,还是基本权利与私法上具体权利的内在关联,都需要被置入基本权利体系所建构的客观价值秩序之中,才能体现人格尊严作为法秩序的正当性基础之地位。如前所述,基本权利在人权概念体系中具有典范意义,人权话语的文化效应就主要来源基本权利的此种功能意蕴。因而必须以一种实质性的角度来解释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特别要求强调基本权利对于宪法构造中的民主原则、法治原则、自由权等原则的阐释,而至于文义上的细节则非解释基本权利过程中的首要考量环节。[41]基于此,在人格尊严法理、基本权利、人格权之间可以构建出沟通联结。人格权在我国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从根本上满足了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幸福生活需求。人格权编分别规定了“一般规定”“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凸显民法的“人法”本质,改变了传统民法“重物轻人”的体系。[42]从人格权中的各项具体权利可以看出人格尊严就是贯穿其中的基本价值,宪法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也相应落实,因而构成了“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在私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须予以说明的是,在解释基本权利时,不能依据基本权利的传统意义,而应当主动探寻其与当下生活秩序和价值情态的整体关系。[43]所以重要的是,应当看到基本权利保护的共同体生活秩序中的个体利益,而非基本权利的主体或义务主体。因此,人格权编可以视作基本权利的具体化内容,人格权的解释需要以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作为参照。在基本权利的价值视域中,人格权能够快速地回应当下生活秩序的变迁,特别针对数字社会中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更具有显著的作用。概言之。人格尊严法理是贯穿“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基础价值原理,为法律体系中的人权话语赋予独特的正当化功能。

   四、作为政治法理的“相互承认”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对外表达,为世界人权实践提供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治理经验,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的国家话语权。人权话语表达的是国家人权生活秩序的总体意志,共同体内部的精神关联会在话语表达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影响,若是我国的人权话语在国际人权商谈场合中赢得积极的评价,那么对于国内人权生活秩序的正向反馈将强化共同体之间的精神关联,而此种纽带也使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更为紧密。对于个体而言,其思想世界与自我的身份认同是从人权话语的象征意涵中获得根基,因而对共同体秩序的正面评价无疑在人民群体之间“提振了一次士气”。[44因此,为了共同体的整合,人权话语权建构的传统路径通常包含评论、净化、学科设置三个环节。评论不仅是对既有人权现实描述的阐发,还包括对评论的再阐发,主要体现为公民生活质量和人权发展指数与评价。净化则是对评论的补充,剔除人权评论中与话语目的不符合的意见,保证话语传播链条的内部统一性和逻辑有序性。最后,需要通过学科设置来将人权评论和净化变得合法化与日常化,使人权话语取得真理和信条地位。[45]西方人权话语体系在历史演进中完成了这个三个环节,从而取得了强势的国际人权话语权。然而,如果我国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要重新取得话语优势,就必须突破权力话语范式的桎梏,否则难以经受文化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只会再度陷入循环论的逻辑矛盾。因此,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应当建构新的政治法理,即致力于在国家之间形成“相互承认”的关系,取得人权的共识性理解。

承认理论源于黑格尔的理论观察。从历史演进过程来看,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主人和奴隶或者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但从主奴辩证法来看,被征服者在劳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教化,产生了精神层面而非自我保全层面上的自我意识变化,被征服者逐渐形成“被以一种正直与尊重对待”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而征服者并未参与劳动,也就无法产生自我意识的变化。当被征服者从一阶欲望向二阶欲望转换时逐步形成了自由人格,便开始“为承认而斗争”。在斗争的压力之下,征服者的自我保全的欲望超过了“被正直与尊重对待”的欲望,从而屈服于被征服者的承认欲望。[46]换言之,对原初的征服者而言,自我保全压倒了尊严。因此,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得以展开,构成了相互承认的人权,“被以一种正直与尊重对待”的权利则是其中最核心的人权。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沿袭黑格尔的理路进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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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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