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6 次 更新时间:2022-02-15 0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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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  

   在古代传说中,卞和泣玉和伯牙绝弦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它们一方面证明了识真之不易,知音之难遇;而另一方面,则又表达了人类对真之被识,音之被知的渴望,以及其不被识不被知的痛苦的绝望。当一位诗人将其心灵活动转化为语言,诉之于读者的时候,他是多么希望被人理解啊!但这种希望往往并不是都能够实现的,或至少不都是立刻就能够实现的。有的人及其作品被湮没了,有的被忽视了,被遗忘了,而其中也有的是在长期被忽视之后,又被发现了,终于在读者不断深化的理解中,获得他和它不朽的艺术生命和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在文坛上,作家的穷通及作品的显晦不能排斥偶然性因素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的甚至具有决定性。但在一般情况下,穷通显晦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因而是可根据这些条件加以解释的。探索一下这种变化发展,对于文学史实丰富复杂面貌形成过程的认识,不无益处。本文准备以一篇唐诗为例,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宋代文献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唐百家诗选》《唐诗纪事》等书均未载张作。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春江花月夜》,是《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所载。这一卷中,收有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春江花月夜》共五家七篇,而张作即在其中。

  

   这篇杰作虽然侥幸地因为它是一篇乐府而被凡乐府皆见收录的《乐府诗集》保存下来了,但由宋到明代前期,还是始终没有人承认它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更不用说承认它是一篇杰作了。

  

   元人唐诗选本不多,成书于至正四年(1344)的杨士宏,《唐音》是较好的和易得的。其书未录此诗。明初高棅《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虽在卷三十七,七言古诗第十三卷中收有此诗,但他另一选择较严的选本《唐诗正声》二十二卷,则予删削,可见在其心目中,《春江花月夜》还不在“正声”之列。

  

   但在这以后,情况就有了改变。嘉靖时代(16世纪中叶),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选有此诗,可以说是张若虚及其杰作在文坛的命运的转折点。接着,万历三十四年(1606)成书的臧懋循《唐诗所》卷三,万历四十三年(1615)成书的唐汝询《唐诗解》卷十一及万历四十五年(1617)成书的锺惺、谭元春《唐诗归》卷六选了它。崇祯三年(1630)成书的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七言古诗,盛唐卷二,崇祯四年(1631)成书的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唐卷二十,明末成书而具体年代不详的陆时雍《唐诗镜》卷九,盛唐卷一及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选了它。清初重要的唐诗选本,也都选有此诗。如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的徐增《而庵说唐诗》卷四,成书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御选唐诗》卷九,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卷五,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的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八等。其中几种,还附有关于此诗的评论。自此以后,就无需再列举了。

  

   再就诗话来加以考察,则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魏庆之《诗人玉屑》,何文焕《历代诗话》所收由唐迄明之诗话二十余种,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所收诗话三十余种,均无一字提及张若虚其人及此诗。诗话中最早提到他和它的,似是成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的胡应麟《诗薮》。

  

   《春江花月夜》的由隐而之显,是可以从这一历史阶段诗歌风会的变迁找到原因的。

  

   首先,我们得把这篇诗和初唐四杰的关系明确一下。《旧唐书·文苑传上》云:“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四杰。”这一记载说明四杰是代表着初唐风会的、也被后人公认的一个流派(注:彭庆生《陈子昂诗注》附录诸家评论中,论及此点者不少,可以参阅。)他们的创作,则不仅是诗,也包括骈文,而诗又兼各体。

  

   既然四杰并称是指一派,那么即使其中某一位并无某体的作品,谈及其对后人影响时,也无妨笼统举列。如今传杨炯诗载在《全唐诗》卷五十的,并无七古,而后人论擅长七古之卢、骆两人对后世七古之影响,也每举四杰,而不单指两人。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人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属于初唐四杰一派,是很自然的了。

  

   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三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流畅婉转,出刘希夷《白头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详其体制,初唐无疑。

  

   这是依据诗的风格来判断其时代的。胡应麟所谓初唐,即指四杰。故《诗薮》同卷又云:“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又云:“王、杨诸子……偏工流畅。”又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八,七古凡例云: 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何尝非一时杰作,然奏十篇以上,得不厌而思去乎?非开、宝诸公,岂识七言中有如许境界?

  

   这段话既肯定了这些七言长篇是杰作,又指出了它们境界的不够广阔高深,而对于我们所要证明的问题来说,管氏所云,也与胡氏合契,即《春江花月夜》的结构、音节、风格与卢、骆七古名篇的艺术特色相与一致。

  

   如果这两家之言还只是间接地说到这一点,那么,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五则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篇作品“犹是王、杨、卢、骆之体”。 正因为张若虚这篇作品是王、杨、卢、骆之体,即属于初唐四杰这个流派,所以它在文学史上,也在长时期中与四杰共命运,随四杰而升沉。如大家所熟知的,陈子昂以前的唐代诗坛,未脱齐、梁余习。四杰之作,对于六朝诗风来说,只是有所改良,而非彻底的变革(注:彭庆生《陈子昂诗注》附录诸家评论中,论及此点者不少,可以参阅)所以当陈子昂的价值为人们所认识,其地位为人们所肯定之后,四杰的地位便自然而然地下降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又之三云: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不管后人对这两篇的句法结构及主语指称的理解有多大的分歧(注: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对诸家异说,搜罗详尽,分析精审,可以参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当时有人对四杰全盘否定,而杜甫不以为然。

  

   在晚唐,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云: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注:马茂元《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载《晚照楼论文集》)引此诗。注云:“这里举‘王、杨’以概‘卢、骆’,是因为受到诗句字数的限制;不说‘卢、骆’或‘四杰’而说‘王、杨’,是因为平仄声和对仗的关系。”此说甚是。杜、李之举卢、王以概四杰亦同。)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

  

   在北宋,陈师道《绝句》云: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不共卢王争出手,却思陶谢与同时。

  

   李商隐和陈师道虽然非常尊敬杜甫,但却缺少他们的伟大前辈所具有的那样一种清醒的历史主义观点,即首先肯定四杰在改变齐、梁诗风,为陈子昂等的出现铺平道路的功绩,同时又看出了他们有其先天性的弱点和缺点,即和齐、梁诗风有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云:“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义山自咏尔时之四子。“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少陵自咏万古之四子。 这话很有见地。要补充的是:李商隐和陈师道这种片面的看法,也是时代的产物,只是他们不能像杜甫那样坚持两点论罢了。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一,《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已经指斥“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而韩愈的抨击就更加猛烈,在《荐士》中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了。而文学史实告诉我们,韩愈这种观点,对晚唐、北宋诗坛具有很大的影响和约束力。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薛嵎〈云泉诗〉提要》云: 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祐,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然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也。其法以清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其所为宋诗流变钩画的轮廓,大体如实。根据我们对“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的认识(注:钱钟书说,见《谈艺录》此条)则宋代诗风,始则由唐转宋,终于由宋返唐,虽四灵之作,不足以重振唐风,但到了元代,则有成就的诗人如刘因、虞、杨、范、揭、萨都剌、杨维祯,都无不和唐诗有渊源瓜葛,而下启明代“诗必盛唐”的复古之风(注:《明史·李梦阳传》:“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勿道。”)也是势有必至的。

  

   从李东阳到李梦阳,他们之提倡唐诗,主要是指盛唐,并不意味着初唐四杰这一流派也被重视。真正在杜甫《戏为六绝句》以后,几百年来,第一次将王、杨、卢、骆提出来重新估价其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的,则是李梦阳之伙伴而兼论敌的何景明。

  

   何、王二人所论,谁是谁非,不属于本文范围,姑不置论,但何景明以其当时在文坛的显赫地位,具此“妙悟”,发为高论,必然会在“后贤”心目中提高久付湮沉的“王杨卢骆当时体”的地位,则是无疑的。四杰的地位提高了,则属于四杰一派的作品也必然要被重视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自李攀龙《古今诗删》以下,众多的选本中都出现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理由所在。这篇诗是王、杨、卢、骆之体,故其历史命运曾随四杰而升沉。这是我们理解它的起点。

  

   当明珠美玉被人偶然发现,发出夺目的光彩之后,它就不容易再被埋没了。后来者的责任只是进一步研究它,认识它,确定它的价值。从晚明以来的批评家对这篇杰作的艺术特色,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涉及主题、结构、语言、风格等。这些,已别详拙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这里就不再复述。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许多人长期研究之后,清末王闿运在这个基础上,大胆地指出了这篇作品之于四杰歌行,实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陈兆奎辑《王志》卷二,《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条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宫体之巨澜也。这为后人经常引用的“孤篇横绝,竟为人家”的评语,将张若虚在诗坛上的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因为“大家”二字,在我国文学批评术中,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和“名家”相对而言的。只有既具有杰出的成就又具有深远的影响的人,才配称为“大家”。只靠一篇诗而被尊为“大家”,这是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王、杨、卢、骆四人就从来没有获得过这种崇高的称号。因此,这一评语事实上是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方面,是出于四杰(王氏对前人此论没有提出异议),而另一方面,又确已超乎四杰。这是对此诗理解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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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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