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中西文化与全球化

——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节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9 次 更新时间:2007-02-05 00: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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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一、当中国遇到英国

  

   现在世界的局势是在朝着全球化前进,世界上各个部分的联系是越来越紧密了。不要说五千多年以前,就是一百多年以前,各个地方的交往也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现在的联系是越来越密切了,整个世界正在不可逆转地一体化。讲到全球化,就必然要讲到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外部世界接触非常少,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自高自大的心态。

   中国文明应该有五千年的历史,至少大家都是这么讲。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也就是说距今天差不多170年到180年以前,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和外界接触非常少,所以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和外部世界接触非常少的文化。它自己的文化是基本上闭关发展的。

   近代的国家,无论大小,都是主权国家,他们都是独立的、平等的。但是在古代,由于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高,就妄自尊大,看不起周边的民族,把他们叫做蛮夷。事实上汉族的文化也确实高于周边的民族。这种情况,给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造成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心态。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外交部,处理国与国之间事务的,有一个理藩院,就是处理藩邦事务的部门。当时与中国交往的都是藩属,都是属国,所以把处理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就叫做理藩院。一直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中国连续打败仗。打了败仗以后,西方的列强就要求中国也设立自己的外交部。中国的外交部就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就设在东单的外交部街。那个外交部的建筑,就非常反映当时中国的那种心态。按照中国的建筑,一般说都是三个门,中间是正门,两边是两个旁门。正门一般是不开的,除非有大典,比如说皇帝来了,普通事务都是走两边的旁门。外国的使臣来了,也要他们走旁门。可是外国使臣不干,外国使臣是代表国家的,代表国家就一定要走正门。这就闹矛盾了。中国的心态还是天朝上国,所以外交部建筑就只有两个旁门,没有正门,让你出入的时候就只能走旁门。

   我们知道英国在18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它是全世界最早步入工业化的国家。换句话说,英国是当时全世界第一个走入现代化的国家。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是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个地位有些像今天的美国。我们知道美国是二战以后才变成今天的超级大国的,而在此以前美国还是孤立的,它不愿意卷入欧洲事务。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了。可是中国那个时候太愚昧了,昧于世界大势,把英国也看做一个藩属。英国在18世纪末年派了一个使臣来中国,希望和中国通商,那个使节叫做马戛尔尼。他上书给乾隆皇帝。乾隆答复给他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不但反映了乾隆个人的心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心态,就是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不需要和你们通商,但是我们是很宽大的,我们容许(恩赐)你们和我们通商,把英国视为落后的蛮夷国家。就是这样一种心态造成了后来很多的矛盾,比如,我们知道在中国见皇帝的时候要下跪,可是他们见国王的时候不像中国那样的三跪九叩。他们对上帝才下跪。

   在1840年以前,中国只一个通商口岸,就是广州。在广州有13个洋行,这13个洋行包办了对外贸易。英国人来中国以后,就通过这些洋行和中国接触、交涉。英国那时候已经是自由贸易的国家,并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工商业国家,但是中国设立了很多的关卡尽量限制他们的活动。中国认为通商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一种互利,所以当时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双方争的是什么呢?中国的官方规定,夷人夷妇不得同时上街。夷人就是洋人,夷妇就是外国的女人,也就是说外国的男女不得同时上街。这个规定今天看起来非常可笑,可是当时中国方面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男女公开在大街上招摇,这怎么可以?这叫“男女混杂”,是不可以的。中国在这么一个小问题上争论非常厉害,可以说反映了双方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的不同则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不同。

  

   二、中学和西学冲突的历史

  

   两个民族文化的不同,有先天成分不同的原因,但主要是后天环境造成的。

   我们说两个民族的文化不同,这个不同是先天的不同还是后天的不同?是先天的不同吗?清朝末年这个观点就流行了,讲中学和西学,讲中国的学术和西方的学术,好像中学和西学先天就不一样,好像中学天生就走的是这条路,西学天生就走的是那条路。但我想个人之间不同的原因,很可能是先天的成分也有,后天的成分也有,但重要是后天的成分在起作用。各民族文化的不同很可能也是这样:有先天的成分在里面,但主要的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学和西学冲撞的历史。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自高自大,还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鸦片战争一仗就打败了。为什么吃败仗?这就促使一部分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来寻找原因。他们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认为我们打败仗是因为夷人(就是洋人,具体说就是英国人)“船坚炮利”。那么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魏源的,当时写了一本《海国图志》。这本书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讲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的,就是“世界概况”。这本书今天看起来是个通俗读物,但是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是先进的知识。因为当时中国人很少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各个国家的情况怎么样。魏源还提出一个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我们要学习洋人的长处来抵抗洋人,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船坚炮利”。他们“船坚炮利”,我们就要用更坚的船、更利的炮来对付他们。这是中国在知识方面的第一步觉悟。

   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人们就发现,这个船坚炮利也还需要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你要是没有基础科学的知识,你就造不出“坚船”,造不出“利炮”。所以还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工业实际上就是科学的应用。没有科学的基础,你怎么能有工业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到了1860年左右,中国在上海、在北京就设立了一些学习近代知识的学校。那个时候在北京叫同文馆,在南方叫做制造局。制造局就是工厂吧,在工厂里面附带出了许多基本科学的教科书。还有广方言馆,就是学习外语的地方。因为要学习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不懂西方的语言是不行的。

   大约过了十年左右,中国敏感的知识分子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当时有一个叫做郭嵩焘的人,是兵部侍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吧。他做了第一任的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和一个中国去学海军的学生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的看法。这个学生叫做严复。两个人谈论中西学术,甚至是彻夜不休。两个人达到了一致的结论,就是中国的落后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但是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落后。科学技术还要有社会体制作为它的背景。没有这个背景,科学技术是无由发展的。这是一个进步,这就是说近代科学,或者说近代技术或工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有各方面的社会条件相配合。没有社会条件相配合,就不可能有近代的科学技术。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日本原来在中国眼里只是一个藩属,结果中国被日本打败了。中国和洋人打,和英国打,和法国打,打败了,不想和日本人打也打败了。大家知道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日本原来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但是日本觉得它原来的传统不行了,所以就进行了一次明治维新。所谓“维新”,他们也叫做“脱亚入欧”,就是说原来它是亚洲,现在它要脱离亚洲,要走入西方的社会。用我们今天的理解,这实际上就是一场近代化。原来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现在日本人要脱离传统社会,进入“近代化”或者叫做“现代化”。

   “近代化”或者“现代化”在英文里面都是一个字,是“modernization”。近代化或者现代化同时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大家都要近代化。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这个过程应该怎么走法,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每个国家近代化的过程都不会一帆风顺,总会有许多困难。问题是你如何针对所遇到的问题,改造自己。日本是采用维新来改造自己。日本战胜中国后,当时中国人都认为这是它维新的结果,是日本脱亚入欧的结果,是它近代化的结果,所以中国也就要维新,不但是要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还要改造我们原有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这样才能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甲午战争后没有几年,中国也有一次大规模的维新运动叫做“戊戌变法”。所谓变法就是把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造为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但是变法失败了。

  

   三、科学与民主的共生关系

  

   科学与民主是同步的、共生的。这是中国经过差不多一百年的教训才得到的认识。

   戊戌变法以后,君主专制的政体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于是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国。那个时候很多人的想法也很简单,认为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了民国,什么事情就都可以解决了。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中华民国虽然在1912年建立了,但中国的社会并没有改造,仅仅是换了一个招牌。原来的招牌叫做“大清帝国”,现在换成了“中华民国”,但接着就是军阀混战,所以光换一个招牌是没有用的。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又进了一步。那个时候提出了两个口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以为这样两张牌一打出来,中国的事情就好了。确实,中国最需要的也是这两个东西,而且科学和民主还有着内在的联系。科学要求有民主的体制,民主的体制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科学和民主是近代化过程中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近代化,就是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发展不了;没有科学,实行不了民主。这是中国经过差不多一百年的教训才得到的认识。本来这个认识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还不成熟,所以这两个口号的提出并没有真正落实。当然任何口号的真正落实,都是很困难的。当代就有许多例子。一个例子是法西斯德国,它迫害犹太人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差不多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差不多使整个犹太人种族绝灭。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跑到了美国,他的理论被称为“犹太人的物理学”。原子弹是最先在美国而不是德国造出的。对原子弹的贡献最大的两个人——爱因斯坦和费米,都是从欧洲跑到美国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是去瑞典领诺贝尔奖的时候跑到了美国。两个人,一个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一个实现了铀裂变。两个人都是从法西斯国家跑出来的科学家。

   所以说,科学和民主是同步的、共生的,是symbiosis,而不是coexistence。Coexistence是共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这是共存。我们说的symbiosis是互相依赖,比如大象和它头上的小鸟就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其实科学和民主就是一种共生的东西。这一点能够被真正认识到并且能够用于实践,是很晚时候的事情,包括“五四”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虽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但是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其间深层的关系。

   这是中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只学西学的“船坚炮利”,第二个阶段是学西学的基本科学,第三个阶段是要改造政治社会体制,一直到第四个阶段才是整个社会要科学化、民主化。我们可以说大致是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

  

   四、“学”本身没有中西之分

  

   “学”有真假之分、高低之分、精粗之分,但没有中西之分。

下面我们要谈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一场争论,就是中学和西学之争。一派是主张西学的,另外一派就是主张中学的。有一个有名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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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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