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坚持中国道路”的历史回溯和时代蕴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 次 更新时间:2022-02-10 12: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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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把“坚持中国道路”作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提出来。“坚持中国道路”这一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道路探索的基本结论。对中国道路的内在规定和本质特征的全面概括,特别是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和根本遵循等问题的全面概括和把握,是探索、认识、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结晶。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阐释中就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前后相续、不断进取的道路开创和发展做出的精辟阐释。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探索及其深刻意蕴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取得了辉煌卓著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社会状况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压迫、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掠夺,使得经济社会极端落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就成为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党成立之初,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和办法可资借鉴,一度曾简单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矢志不移,对走出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问题做出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正如《决议》在回溯历史时所概述的:“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这条革命道路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这条道路的正确选择,看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最具历史意义的实践,提出“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选择的这条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面对中华民族危亡和经济衰败的现实,中国思想界几度围绕“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及其关系论争不已,急迫地希冀找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道路。“以农立国”论者认为,“以农立国”可以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生产过剩等诸多弊疾,加上“中国有长远之农史,广大之农地,良善之农民”,“以农立国”被看作“宜发挥其所长,不宜与西人为我占劣势之竞争”。(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下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769、770页)“以农立国”论出现伊始,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家就提出质疑、做出批判。杨明斋提出,欧洲各工业国贫富悬殊,“劳资两阶级相对如寇仇”,“并不是工业生产的病,而是分配和财产权制度的病”。(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97页)恽代英也谈到,发展“为由国家发达交通与各种大工业”,是“为无产阶级势力植根基”;因为“国家握大工业之权,自能吸收小工业而完成共产,用交通及其他如电化之类,则可联络各种独立事业,使成为互相倚赖,而同时使工人集中,且加增其经济地位上的重要。如此然后无产阶级团结有力,可以反抗一切反动势力”。(《恽代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但是,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的前途和出路,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没有一个独立的前途,而只是在变成帝国主义的完完全全的附庸。只有工农革命的胜利,方才能够解放中国,使他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用极快的速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4页)以科学把握中国国情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选择的圭臬。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在旧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甚至连启动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他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1947年12月,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5页)在发展道路选择上,要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为基本前提。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的思想,绘制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最初的路线图。

   以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走过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概括就是:“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世界经济史上,这一中国道路第一次创造了经济制度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生产力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同步发展的过渡奇迹,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在这一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正式启程。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的发展道路的构想。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切入,开拓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社会发展的现实方向。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开拓社会主义道路的宏大战略擘画。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以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问题,并视其为中国摆脱落后和贫困的必由之路和实现中国革命目的的牢固基础。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提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概念,认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在根本上就是“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特别是“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392页)

   1956年初,在即将完成过渡时期任务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提到了国事论衡的重要议程。4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溯历史,毛泽东同志深有感触地谈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当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着重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四大关系做出探讨;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做出战略规划和整体布局。

   1964年12月,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同志正式宣告:“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把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党中央还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规划: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实现这一战略规划时,“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必须“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只有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还“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440、441页)。这些基本战略思想,丰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新的历史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思想。

   新时期“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进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提到:“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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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文稿》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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