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菲雷迪:“拒不承认”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8 次 更新时间:2007-02-04 23: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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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菲雷迪  

  (吴万伟 译)

  

  每个月菲雷迪都要提出一个非常坏的观点。这个月他挑战的是“拒不承认”(denial),在他看来,这已经成为压制自由思考的世俗审判的一部分。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来到罗马最喜欢的公共场所---花市广场(Campo di Fiori)。这里小吃街的喧闹我很喜欢,诱人的香味从餐厅和咖啡馆中飘出来,带小孩逛街的夫妇和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拥在这里休闲。花市广场有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雕像,1600年2月17日这个异教徒因为拒不承认圣母马利亚无沾成胎教义(Immaculate Conception)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

  对花市广场的朝拜可以提醒我们当时的权威是怎么对待持不同观点的自由思想家的。现在看着雕像,我不再只想过去,因为21世纪初期的现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不自由,不宽容,反民主潮流的牺牲品。那些质疑流行文化正统观念的人往往被当作不道德的邪恶分子,其观点被描述成为世俗意义的异端邪说。

  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对言论自由态度傲慢,相信应该限制“危险的”观点。不相信当今普遍接受的智慧被描述为“拒不承认”(Denial),有些人已经把它看作一种罪恶,必须受到惩罚。刚开始有人拒不承认大屠杀(Holocaust),接着转向拒不承认其他屠杀行为,后来又出现对“拒不承认艾滋病”(AIDS denial)的谴责,对“拒不承认气候变化”的指控。这些被控“拒不承认”的对象与受到高度关注的敏感问题如大屠杀,艾滋病和环境污染等具体问题没有多大关系,更多是因为受到对自由思考的不宽容心态所驱使。

  自由思考总是引起教条式道德说教者的愤怒。进行科学实验,探索新观点的人包括哲学家和科学家总是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自由思想家不可避免地要挑战流行的教条观点,这常常包含拒绝承认官方解释的真理。欧洲杰出思想家中的许多人都被当作异教徒而遭到迫害。犹太人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因为否认上帝启示被视为异教徒赶出犹太教堂。1633年伽利略因为批评教堂的宇宙学说遭到罗马教廷的审讯。由于遭到处死的威胁和折磨,伽利略被迫谴责自己的信念,后来被判终身监禁。

  如果你对普遍接受的智慧产生怀疑,但明明知道自己的观点会被当作异端邪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科学家牛顿面临一个两难处境:公开承认不相信个人罪恶和魔鬼的存在吗?而如果被当作异教徒他将遭受巨大损失。他的有些同事因为否认三位一体论(the Trinity)而被剥夺学术地位。有记载说牛顿决定把观点闷在心里,因为“异教徒被看作宗教挑衅者,社会危险分子,道德恶棍”(1)除牛顿外,其他人也试图躲避得罪异教徒猎手。否认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直到死后才出版他的著作,因而避免了可能的惩罚。他的许多同行如法炮制,意味着几乎一个世纪中哥白尼天文学几乎是沉默不语的。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玩这种游戏。布鲁诺是教会最大胆的挑战者和哥白尼理论的鼓吹者。他拒绝保持沉默,公开宣扬哥白尼的观点。即使在被罗马教廷关进监狱7年后仍然拒绝认错,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个主动夸耀异端邪说并付出惨重代价的异教徒。布鲁诺在审判的最后一次听证会上对迫害者说“你在宣读判决时比我听到判决时或许更加恐惧的吧。”(2)

  在中世纪,异教徒的罪过与他们拒不承认天主教真理有关。在理论上,罗马教廷试图让异教徒看到自身主张的可怕后果,谴责他们的异端邪说。只有在坚持拒绝某些教条的时候,才会被交给当地政府来惩治,通常就是烧死在火刑柱上。早期的人道主义者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因为他拒不承认三位一体和原罪的信念,被天主教廷追杀逃往新教徒日内瓦后,被加尔文教派当局烧死。即使在英国,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后仍然还保留着烧死异教徒的刑法。在詹姆斯一世(James I)执政时期,巴特罗姆·勒盖特(Bartholomew Legatt)因为拒不承认基督的神性引起英国教会的注意,被当作“顽固,桀骜不逊,不可救药的异教徒”烧死。他的同伙爱德华·怀特南(Edward Wightnan)1612年4月11日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成为英格兰最后一个被烧死的异教徒(3)。在苏格兰,拒不承认三位一体论同样是危险的,1679年托马斯·爱肯海(Thomas Aikenhead)因为同样的罪名被绞死。

  现在看来,从前的宗教裁判所信誉扫地,天主教庭对于迫害异教徒的罪恶行径越来越难堪尴尬。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前一直把“拒不承认”行为判定为有罪的天主教庭现在却被指控积极参与“拒不承认”运动。根据有些世俗的新教徒批评家的说法,梵蒂冈对过去不良行为的选择性记忆就是拒不承认审判(Inquisition Denial)的行为(4)

  

  追杀21世纪的异教徒

  

  未来的审判者不再依赖教会或者宗教当局的力量迫使反对派闭嘴。实际上,西方社会现在已经不讲是非了。我们更喜欢讨论价值观念的多样性而不是个人信仰的价值,更喜欢讨论许多真理,而不是追求一个真理。在很多议题上,我们可以自由挑选信仰和所属的流派。教授们对大学生说,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说,没有所谓的正确或错误答案。当局不是推行明确的道德标准,而是试图通过逃避棘手问题的模糊说法监督人们的行为,谈论比如什么行为“得体”,什么行为“不得体”。

  矛盾的是,当今缺乏道德清晰性反而造成不自由和不宽容的气候。在道德家很难清楚区分是非的时候,只好寻找其他方法判断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行为不能接受。所以他们抓住确定无疑的罪恶如恋童癖,大屠杀,环境污染等确定潜在的道德罪过。今天的异教徒猎手竭力创造新的禁忌。西方社会最正式和最制度化的禁忌是质疑大屠杀,或者拒绝反对它。很多国家现在有法律制裁否认大屠杀的人。在澳大利亚,否认大屠杀能导致10年监禁。把目标对准大屠杀否认者让政治人物占据道德高地,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个月德国司法部长布里吉特·齐普里斯(Brigitte Zypries)呼吁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制裁大屠杀否认者,以及佩带纳粹标志的行为。

  大屠杀已经变成众多不同利益团体鼓吹者和积极分子采用的通用的道德比喻。大屠杀标志已经被用在其他方面。现在我们已经能听到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的大屠杀,塞尔维亚人大屠杀,波斯尼亚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的辩论。反堕胎积极分子抗议“胎儿大屠杀”,保护动物权利团体谴责加拿大的“海豹大屠杀”。这种对大屠杀比喻的滥用让历史悲剧变成了滑稽剧。许多美国犹太人对动物保护团体发起的运动感到愤怒,这些人把屠杀动物与二战时期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有个展览会牌子上写着“盘子上的大屠杀”,把集中营图片和煎锅里动物的图片并排挂在一起。

  许多人用大屠杀比喻是想赢得合法性和人们对其活动的支持。他们坚持认为任何怀疑他们行为的人简直就像拒不承认大屠杀事实的人一样可恶。主张把否认1915年阿美尼亚大屠杀的人定罪的支持者说“难道阿美尼亚裔法国人不应该得到犹太人同胞同样的保护吗?”(5)在过去20年里,指责别人拒不承认某个事实好像成为21世纪把人贴上异教徒标签的行为一样。那些否认流行运动发起者的主张或者不支持他们事业的人肯定被毫不宽容地审查和处理。由于法律对否认大屠杀者定罪的先例,法国国民大会(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去年10月通过法律,将判处否认阿美尼亚大屠杀的人一年徒刑。

  拒不承认已经变成一种罪恶。很明显,拒不承认污名化已经从针对大屠杀的历史争论的领域转向辩论的其他领域。拒不承认的行为已经成为自由飘浮的罪名,可以附着在众多议题和问题上。有个环境保护论者写到“气候变化,全球变暖,人类影响”“适应”之类语言已经成为熟悉人权滥用其他形式的拒不承认模式。(6)有些人好像不再能区分观点的不同意味着什么,一切都成了拒不承认。

  拒不承认的指控已经成为亵渎神灵的世俗形式。对当今流行的环境保护论提出质疑的作家写的书被这样驳斥“该文采用的策略简直就是主张同性恋者不是死于艾滋病,犹太人没有被纳粹挑选出来杀戮等。”(7)这种强行把三个高度敏感的议题环境污染,艾滋病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结合起来显示拒不承认已经成为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辱骂。

  一旦拒不承认被污名化,肯定就出现审查它们的要求。只要想想现在试图压制怀疑气候变化灾难性预测的人就明白了。这样的怀疑者常常被贴上“全球变暖拒不承认者”的标签,他们的行为等同于反犹太人拒不承认大屠杀者的行为。有人主张对气候变化否认者采取零宽容政策。一个道德圣战者说“我对那些否认人类应该为高空污染和臭氧层枯竭承担责任的人缺乏耐心”,接着宣称“那些坚持相信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顽固拒绝接受具有无可置疑的声誉的科学家提出的人类导致全球变暖众多证据的隆伯格主义者(Lomborgians)和新纳粹大屠杀否认者在智慧上没有差别。”(8)异教徒被谴责是因为他敢于质疑从来就不能质疑的权威。这里“众多证据”充当了显示出来的宗教真理的地位,那些质疑“无可置疑的声誉的科学家”也就是新的祭司等级,就是犯了亵渎神灵的罪。这样的墨守成规者心态能够在英国记者乔治·蒙贝尔特(George Monbiot)最近写的道貌岸然的文章中发现:几乎任何地方,气候变化拒不承认者现在看来就像拒不承认大屠杀的人一样愚蠢和不可接受。”(9)

  指责对手“拒不承认生态变化”的异教徒猎手也警告“理性和通情达理的时间不多了”(10)就好像说拒不承认生态变化,拒不接受环境保护论者观点就如同犯下一连串生态罪过。有些记者说,那些拒绝接受神圣的全球变暖理论的人像大屠杀否认者一样应该在媒体上闭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斯科特·佩里(Scott Pelley)在说明审查限制的合理性时说“追求公平和平衡报道的新闻界已经变成了不负责任,他们有理由采取审查措施。”(11)从这个不讲自由的观点来看,媒体有责任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封杀全球变暖否认者的声音。

  声讨拒不承认者的圣战者并不仅仅希望反对者闭嘴。在追杀异教徒的真正传统中,他们还想惩罚那些拒不承认真理的人。任何否认艾滋病传播正统观点的人都被贴上“艾滋病否认者”的标签。一主张州政府采取限制措施的人说“如果大屠杀否认者该受到惩罚的话,艾滋病否认者也该受到惩罚。”非洲政府到了该剥夺艾滋病否认者的公民权,惩罚那些宣扬关于艾滋病的错误信息,用任何方式破坏人们解决艾滋病努力的人的时候了。(12)

  声讨拒不承认气候变化者的缺乏自由思想圣战者要求同样的内容。一名澳大利亚记者去年写到“正如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因为否认大屠杀在澳大利亚被逮捕,或许“有一天会把否认气候变化作为犯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它是“反人类的罪行啊”(13)。曾经是网络环保杂志(Grist)记者的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希望拒不承认气候变化者像否认纳粹战犯一样被惩罚。用教廷裁判者典型的尖刻语调说“我们应该把这些家伙送上战犯法庭,这帮气候纽伦堡混蛋。”(14)

  好像拒不承认者是传统宗教界用来确定罪恶或者危险观点的当代版。很久以前,神权主义者认识到如果他们坚持“上帝惩罚异端观点的话”,他们的信仰体系的权威性将得到强化。(15)亵渎神灵者被惩罚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的不良影响。今天的裁判者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坚持认为压制别人观点是“负责任的行为”,因为这样保护人们免受错误观点或者怀疑论的蛊惑。把拒不承认变成禁忌反映了当今时代墨守成规心态的泛滥程度。

  我们有必要回顾亚瑟·佛斯鲁斯(Arthur Versluis)在他重要的著作《新审判》(The New Inquisitions)中提醒我们的内容。他说异端邪说(heresy)一词来自希腊语(hairen)意思是“选择”,那么“异教徒”(heretic)就是选择者,体现个人思想自由的人了。”(16)宗教裁判所和当今异教徒猎手共同的特征是“最重要的问题--所谓的罪恶根本上说就是思想的罪恶。”(17)

  

  拒不承认

  

  按照牛津英语字典的说法,拒不承认(denial)意味着“承认某些东西是不真实的,或者站不住脚的”。难怪拒不承认多年来一直和最重要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些否认事件官方说法的人总是遭到冷遇、仇恨、甚至身体上的惩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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