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作为文明研究的社会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22-02-07 12: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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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摘要:社会学的开创者,无不以现代性的文明化进程为入手点,对社会构造的总体特征给出既具有实证基础又具有整全视野的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学的兴起以及在学术进步中所坚持的发问方式,始终与中国文明的思想基质、制度形态、文化模式、民族属性和政治框架之总体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始终与中国同整个世界交往、沟通甚至相互塑造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西方经典社会学家的思想方法和问题视域,与其说给了我们值得效仿的路径,规定了我们的思考轨迹,不如说正是他们在思想上的非凡努力,激发了中国社会学面向自身文明与现代世界接壤和碰撞处所展现的蔚为壮观的思想图景。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大时代,社会学应以时代赋予的使命,将古今中外仍在发挥着活的社会演变效应的文明要素纳入自身的视野内,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与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若要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从学理层面上升到人类根本处境的高度,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社会学需要开拓出全新领地,返回经典的视域。

   关键词:现代化;文明研究;经典视域;社会学

  

  

一、返回经典社会学的想象力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条途中之路,一切正在展开,一切尚未完成,一切又充满可能。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极尽艰辛地探索这条道路,也曾提出各种思想和方案,最终将这一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直以来,社会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从理论和经验研究等方面看,始终在为这项事业作出贡献。但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过于依赖移植而来的概念范畴,研究策略上也过于迷恋中层理论,很容易陷入一种狭窄封闭的境地:对中国社会的具体经验不敏感,对既有的分析概念少有追问和反思,沉浸于方法技术,忽视那些悠久历史沉淀而成的社会实在、具体实践所发生的创造性经验,以及在面向世界的时代里所遭遇的大问题和大挑战。今天,社会学需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气魄,去再次进入中国文明的深处,展开人类诸文明所共同构建的世界的广度和丰富度,来探索文明复兴的道路。

   今天,我们已充分认识到,一门学科的真正品格,不在其体制化的规范,而在其问题化或发问的源起处。纪律化的规训(discipline),有助于一个学科常规知识的积累,却难以成为学术灵感的来源,难以回应巨变时代未料的后果,更难以处理具有世界历史时代的文明之问题。任何学问,若失去原初的生命冲动,便不可存活,也无从延续。而与其他基础学科相比,社会学形成最晚,较难定型,也容易成为冗余。可在最靠近我们的时代处,社会学在降生之时,却有着最开阔的学术胸怀和最强劲的生命律动,努力在思想与社会的茫茫暗夜中寻找一线“曙光”。伴随社会学的发展,整个世界正在大踏步地迈入现代化的普遍历史进程,整个人类也开始承担起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但现代世界危机四伏,历经不同文明生成和养育的族群,如何不被历史的潮流遗弃、淹没或吞噬,又如何能够重振自身的文明,迎接、顺应甚至引领这时代的潮流,由之产生的思考,才可谓社会学的学科初衷与责任。

   社会学形成于西方,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只能作为尾随者,一味效仿西方既有学说、概念和方法,最后落得个“南橘北枳”的结果。但这也同样不意味着仅靠我们自己的信念和幻想,闭目塞听,自说自话,不睁开眼睛去看世界发生的一切,就能够找到我们未来的道路。相反,若要找到我们的道路,就必须更深入地认识西方,认识西方之外的各文明区域,因为所谓“现代化”,恰恰意味着人类不同的文明已经迈入一个世界中来,彼此共存相依,凝成了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因此,我们必须转换思路,去从现代文明史,特别是经典社会学中,寻找那些对现代社会最有体察、最有辨识、最为宏阔也最为深邃的思想时刻——就像卡尔·马克思的伟大思想那样,不属于某个国家或某个时代,而属于整个人类,才能由此获得启发和激励,展开学术的想象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找到真正的思想和经验基础。

   西方社会学之形成,与西方意义上的文明化社会之形成密切相关,而这里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化”,实则与第三等级、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兴起是同步的。这一世界历史的缘起,又经历有商业社会、工业社会、金融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各个阶段,以及一神论宗教的瓦解和绝对主义国家的建构,加之不同文明所选择的不同道路,情形相当复杂。在思想层面,苏格兰启蒙运动及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确立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伏尔泰的风俗(民情)论、卢梭的契约论、孟德斯鸠政治与民情的混合学说发展而来,后经圣西门和孔德发扬的法国实证社会科学以及社会主义学说,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普遍观念论、心理学的有机论,以及重返历史起源的德国民族史观,都可以被视为社会学的前身,都在密切关注着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上述挑战。

   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正是应着工业社会的来临,并极大程度地汲取、综合和批判了上述现代思想而成型的。首先,是卡尔·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资源,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态和结构分析中,将其在人类自然史进程中的成就和矛盾彻底揭示出来。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通过大量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笔记,借助新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呈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之起源与演进的文明史路径,从而将资本主义前后的历史逻辑完整展现,为人类的未来道路指明了方向。

   埃米尔·涂尔干则从现代社会的失范和道德危机入手,通过重新检讨当时盛行的功利主义、契约论、道德统计学、心理学有机论以及康德主义的各类思潮,提出了作为理性和情感之本质的自成一类(sui generis)的“社会”学说。更重要的是,涂尔干系统整合了以库朗热等为代表的古典史成果,以及以澳洲图腾制度为基础的人类学研究,创立了圣俗二分的社会存在理论,并创建社会学年鉴学派。此后,马塞尔·莫斯等学者深入开启了分布于世界各大区域的比较文明研究,为20世纪的宗教社会学、结构语言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

   马克斯·韦伯对于西方现代世界的认识,一直往返于古今之间。他有关资本主义之宗教伦理的讨论,不仅仅关心新教入世禁欲主义的精神气质及其在支配和经营上的组织效应,也将古代文明中的农业、法律和政治共同体(即早期国家)中的核心议题纳入文明之历史关联的整体视域里。1不过,韦伯虽然承认现代世界的理性化具有普遍意义和效力,却依然看到了预定论的内在矛盾。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理性化以及资本主义精神亦不过是一种“历史个体”。2因此,对于世界诸宗教的考察,其本质在于揭示不同文明所开辟的世界图景和生活样式,以把握人类未来诸种可能的命运。

   综上,“文明”这一概念,可以说是以两种面目呈现在现代社会的实质领域。一是向着一个普遍的历史目的迈进的文明化进程中,一切都似乎循着进步的统一步伐,根除过去、通向未来,由此,是否就会为人类展开同样的命运,或是共同形成一种全新的未来社会?二是那些曾经创造过自身的传统,并在特定区域将其普遍化的文明及社会形态,如何遭遇这种所谓“世界历史”的挑战,如何激发和重塑自身应对共存世界的方式:冲突还是适应?转化还是兼容?社会学的开创者,无不以现代性的文明化进程为入手点,对社会构造的总体特征给出既具有实证基础又具有整全视野的分析和判断。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矛盾

  

   现代化是人类希望求得进步的努力,却也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不可否认,现代化进程最早是由西方发育、推动和扩展的,这种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现代文明曾经取得的物质成果,一度让所有人以为“历史的目的”会终结于此;它所造就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其他古老的文明体系规定了未来方向。但社会学的出现,却打破了这迷梦般的幻觉。只有从人类生活的最实在处出发的思想,才能真正透露出最敏锐的洞察力和忧患意识。社会学告诫人们,现实的历史还深陷于更加矛盾的境地,从制度到人心,都远未获得和解,现实的一切及其过去的历史,亟待做总体的检视和反思。

   埃利亚斯曾指出,文明(或文明化)是一种“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说是“民族的自我意识”。3很显然,这里所说的“文明”与古典学家涵义广泛的文明概念有所不同,而带有一种现代性的普遍观念:即在一种“有教养的”意义上,通过自我意识来对行为和情感进行适当的管理控制,进而形成一种社会关联上的民族风貌(即礼仪或礼貌)。埃利亚斯将这一文明化进程追溯得很远,从查理曼大帝一直到路易十四有着不同的历史阶段,但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最终走上最高舞台的资产阶级。这些所谓的市民阶层,承袭了贵族的宫廷礼仪,目的却是要确立强制性的职业规范,4以及个人内在的自我控制和更理性化的社会风习。

   埃利亚斯的上述说法并未比黑格尔的论断多出什么内容,反而减弱了后者所强调的新的历史对于精神统一性的追求。5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黑格尔由自我意识发展而成的绝对精神,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反而像弗洛伊德后来发现的那样,文明变成了一种压抑性的不满,一种歇斯底里的病症。6所以,“文明化”作为一种现代形态,如同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启蒙辩证法”,7始终是以背反或悖谬的方式存在着,一方面在整个人类的自然史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却又积聚了多重而深重的矛盾和危机。

   历史经验说明:现代化或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化,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获得文明的高度,也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答案。

   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彻底揭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表现在具体的人身上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所奠定的现代文明,将市民社会跃升为一种主导逻辑,把扩张为商品世界的社会逻辑与收缩为纯粹占有的私人逻辑“完美”结合起来。8《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所谓的自我意识,必是由“社会存在”来决定的。西方文明一直以来的存在论基础,只有到了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时代,才第一次具有了社会性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切存在皆超越于以往的家庭和国家形式之外,成为“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9将整个世界纳入物质性的普遍联系之中。

   马克思一举把资产阶级在观念论基础上构筑的存在原理颠转过来,并告诉我们,只有“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而非通过人性假设而形成的设计论证,才是所谓现代文明的基础。虽然这种生产方式可以通过分工与协作将劳动力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创造出无限财富,却也将人本身、人与人的现实关联彻底物化、平均化和抽象化。劳动本来是人类自我创生的第一动力,通过对物的使用来实现对自身的具体使用(即具体劳动中的使用价值),但在资本逐利的无限支配下,却只能在商品交换和资本抽象的过程中,使人背离自由的目的,而陷入以虚假自由为幌子的奴役之中:自由地出卖劳动,必然地为资本剥夺。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后来埃利亚斯所说的“自我意识”,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观念的幻觉而已。

马克思的上述发现,对历史进程有持续而深邃的解释力。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逻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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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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